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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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倾向最强烈，今日的美国人最不愿意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个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加以限制。这种在道德上放任自流的倾向已经在严重地侵蚀着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现在美国的“追求自由者”越来越感受不到思想和道德上的束缚，他们就日益趋向于利用自由主义的政策给予他们的自由来犯罪。
这样一来，美国就有了大批故意犯罪的人。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在押囚犯人数最多的国家。在人口不到3亿的美国，2001年有500万人是在押囚犯、保释在外或有条件释放的公民。每年每25人中就有1人被逮捕。1980年以来，在押囚犯人数已增加两倍，到2005年，可能还会再增加1倍。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用在监狱方面的公共经费比用于教育和学校建设方面的还要多。
因为在美国关押一名囚犯所需费用要比培养一名哈佛大学学生的费用还要昂贵，于是，自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以来，美国的为监狱提供服务的企业已经变成了一个“绝对有利可图”的产业。220万囚徒的关押和最低限度的保障、医疗和食品供应等，每年要花费美国纳税人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但是这些为监狱提供服务的企业为赚钱而提供的服务很成问题。例如监狱医疗服务公司负责29个州、150所监狱中的32。5万名犯人的健康，由于它提供给犯人的医疗服务质量较差，因此它经常被起诉。
“追求自由者”以个人自由的名义所干出的践踏他人自由的行动，在麦克维1995年制造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的爆炸案中达到了顶峰。这次爆炸夺去了168人的生命，作案人麦克维于2001年6月11日被美国政府处死。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麦克维似乎是一个维护个人自由的英雄：他参加过西方各国1991年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是美国“保卫自由”的海湾战争中的“英雄”；他在这场战争后经常把自己想象成盖世英雄，觉得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对自己的罪行至死不悔，对媒体说，他的暴力活动是在为联邦政府1993年袭击大卫派邪教事件中死亡的82人“伸张正义”，是“效法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的暴力行为来“以暴制暴”，以“遏阻这个政府变成杀人狂”。但正是这样一个“追求自由”的英雄，夺去了上百个人的所有自由一直到他们的生命。正是在美国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个人已经被放纵到如此程度，以致许多“追求自由者”看起来更象是一个自由的敌人——麦克维就是这样一个人。
麦克维是一个“追求自由者”，而且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是那种浅薄的自由主义的彻底实践者，因为他确实是想干什么就真的干出了什么，而且是对政府的强制和暴力行为进行了暴力的反抗。他的行动表明了浅薄的自由主义流毒之深，但是也从反面证明了，自由主义在当今的世界上是绝对不可行的——不仅诸如持枪自由之类的自由主义政策不能再实行下去，就是对浅薄的自由主义这样的自由主义理念，也不能再容许其自由宣传下去。不管其鼓吹者将这样的自由主义政策和自由主义宣传设计得多么适度、多么“折衷”，麦克维之类的“追求自由者”都会利用这样的政策和宣传为所欲为，而这种为所欲为将毁灭整个社会和人类。美国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的爆炸案就是对此的一个惊世骇俗的警报。
现实当中的“追求自由者”多半是思想简单和偏激的，他们往往会力图利用任何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宣传而为所欲为。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这种为所欲为很容易造成美国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爆炸案那样的巨大灾祸，严重地伤害许多人的自由以致生命。这会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使人们厌恶纵容了这些胡作非为的自由主义政策和宣传。这样，恰恰是普通的“追求自由者”们偏激地追求个人自由的行动葬送了自由主义的社会声誉。
以上的一切，都是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特大恐怖袭击之前所写的。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震撼了全世界，也使我不能不在本节中插上以下的一段。
对于我来说，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任何仔细读过本节前边内容的人都会同意，这样的恐怖袭击早晚都会发生，它本应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自由主义政策：它给予了个人过多的行动自由，以致于进行恐怖袭击的人可以如此容易地造成巨大的伤亡。
在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中，极少数（不到二十个）恐怖袭击者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劫持了4架美国国内航线的民航飞机，用其中的两架撞塌了纽约国际贸易中心的两座摩天大楼，而用另一架撞向美国国防部办公的5角大楼，造成了几千人死亡。这场袭击使美国的政治和金融中心一时处于瘫痪状态。事后美国和西方各国政府发誓要严惩凶手，但是到我写这几行字时（9月13日）为止，他们连谁是整个袭击的策划者都不知道。
美国人大骂袭击者是“懦夫”，因为他们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敢公开。谁都明白，这样的谩骂就象警察局骂藏起来的罪犯是“胆小鬼”一样，不过是无可奈何时的泄愤而已。其实事情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制度，而且恰恰是它的那个追求自由主义的制度：去过美国的人都感到，美国国内航线的安全保卫措施很弱，旅客登机之前的安全检查非常松，乘客可以自由地携带水果刀等能够行凶的工具上飞机；美国允许各种飞机在国防部周围的空域自由飞行；美国对各种宗教学说都抱极端的宽容态度，让那些把死亡和杀人看成神圣的宗教学说自由传播。
美国这样作，理由当然是要保留尽可能大的个人自由。美国的这一类规章制度可以说是最自由主义的制度。但是正是这种制度使某些极端主义的宗教学说可以控制一些人的思想，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进行自杀性恐怖攻击；而登机检查的松懈和飞行的自由又使这种人可以很容易地劫持美国国内航线的飞机，用它去攻击任何目标，甚至炸毁肩负保卫美国重任的国防部。而这一切恰恰就发生在新上台的布什政府极力推行所谓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之时。这个系统的倡导者们认为，有了这样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就可以抵御任何外来的导弹袭击。可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表明，对美国这样的自由主义国家来说，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并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
无论美国对这次恐怖袭击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也无论美国的反恐怖主义行动会有多大的收效，“911”恐怖袭击的最终后果都只能是自由主义政策的覆灭。即使美国的反恐怖主义行动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它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最主要的代价就是放弃自由主义政策：从此以后，它必须加强对社会的思想控制，必须加强机场的安全检查，必须加强航空管制——一言以敝之，必须大大地限制每个人的个人自由。
这还仅仅是“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的直接后果。这次袭击的长期历史作用更是无法估量的。这次恐怖袭击的历史地位将类似于罗马帝国皇帝尼禄统治下于公元64年在罗马发生的大火。
哈耶克强调西方个人主义的来源之一是古罗马人的传统，而这种传统的代表者就是西塞罗和塔西佗。那正是尼禄之前一百年到尼禄之后一百年的时期，尼禄统治时期应当是古罗马的自由主义的全盛时代。而尼禄本人在执政初期是很有些自由主义政治家的气味的，但是他很快就变得喜爱杀人和进行迫害。公元64年罗马城的大火之后，他纵容对基督徒的迫害，以致基督教会到现在还把它说成是一个暴君。
基督教是一个在罗马帝国的自由主义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宗教。它利用了罗马帝国给予的自由而自由地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实际上宣传的却是取消思想自由的宗教教义。由于基督教具有这样的宗教迷信色彩，许多罗马市民当然不喜欢它，这是它在尼禄时代的罗马大火后遭受迫害的深层原因。当时基督徒被看作“纵火犯”（类似于今日的“恐怖主义分子”）。这样的迫害发生在基督教会形成的初期，但是它并不能阻挡基督教的传播。自由主义的罗马帝国当时处于极盛时期，但是在社会的底层却悄悄地滋长着危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危机气氛中，基督教逐渐发展成了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而基督教会从思想上统治整个社会的欧洲中世纪，显然不是一个个人自由的时代。
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同样发生于一个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发生在“自由世界”的首都。它当然也同样标志着这个时代中正在悄悄滋长的某种社会危机。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同样不会一下子葬送自由主义，但是它同样会宣告一个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利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现代社会今后将怎样发展。我们只能说，但愿这个过程不会导致某种宗教迷信统治人类的思想。
＇1＇ 以上的所有论述都是在2001年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之前所写的。“911”事件说明了笔者观点的正确性。这个事件证明，放任个人愿意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是极端危险的，一些极端主义的学说甚至极端主义的宗教会利用这种“信仰自由”干出极为有害的行动。我之所以把这段话放到脚注中，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到，我在“911”之前已经说了些什么。这些话已经指出了“911”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不尊重自由的掌权者——自由与民主
使真正的自由主义政策无法贯彻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通常不能、也不想尊重真正的个人自由。
说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通常不能尊重真正的个人自由，是因为真正的个人自由需要以法律为社会上的每个人界定其自由的领域，而掌握政权的少数人没有能力正确地界定这种个人自由的领域。少数人没有能力为社会规划一切，这正是哈耶克的一个基本思想。而仔细的思考会告诉我们，如果掌握政权的少数人能正确地界定个人自由的边界，他们就可以为社会正确地规划一切。
掌握政权的少数人没有能力为社会上的每个人界定其自由的领域，这首先表现在他们不能有效率地界定稀缺资源的产权。我们已经指出，个人对稀缺资源的产权也就是不同个人的经济自由相互之间的边界。按照科斯定理，只要界定了产权，个人之间的交易就可以导致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这样，从帕累托效率的角度讲，政府对稀缺资源产权的任何界定都是有效率的。而我们在本段开头所说的“有效率地界定稀缺资源的产权”，只能是另一个层次上的效率：它是要使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因而要与此向对应地界定稀缺资源的产权。但是，怎样界定稀缺资源的产权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这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这方面的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在界定稀缺资源的产权上不可能是中性的。政府界定某一稀缺资源的产权也就是政府给予某个或某些个人以某件稀缺资源的排他性享用权。政府的这一行为势必使政府在个人之间对于稀缺资源的争执中处于某个或某些个人一方，从而不可能在个人之间完全中立。
政府给予某个或某些个人以某件稀缺资源的排他性享用权，这同时就意味着取消了他人无偿享用该件稀缺资源的权利，减少了他人可以无偿享用的该种稀缺资源的数量。这样，政府界定某一稀缺资源的产权也就意味着减少了没得到该项产权的人可以无偿享用的该种稀缺资源的数量，这必定会被这些人看作是政府采取了不利于他们的态度。
对经济学上所说的稀缺资源，人们想无偿享用的数量大于其可支配量，因此人们想要无偿得到的稀缺资源必定大于它的可支配数量。对于不是公共物品的、数量给定的稀缺资源，任何人增加其享用的数量都会减少他人享用的数量，由对它的消费造成的任何人效用的增加必定意味着他人效用的减少。因此，政府界定某一稀缺资源的产权也就意味着减少了没得到该项产权的人的效用，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的行为是不利于他们的。政府界定稀缺资源产权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