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第二部:第一帝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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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错特错了。桑弘羊是，汉武帝不是。当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实上，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都是一叶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岂在悔轮台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宣帝下诏，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此前，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庙号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
宣帝认为，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
何况，武皇帝也当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无数，挥霍无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无仁德，岂能有庙号？
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这是圣意，岂能反对？夏侯胜却说：圣意又怎么样？人臣之义在直言。话已出口，万死不辞！
当然，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庙号世宗。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并流传下来。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
第二，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
实际上，夏侯胜说得并不全。如果愿意，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崇妖信怪，杀伐任性，喜怒无常。司马光甚至认为，汉武之恶几近秦皇，只不过他识好歹，受忠言，知对错，会用人，这才不至于亡汉。
然而即便是秦始皇，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而在评价的立场。
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但是，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请读这首诗：
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诗的意思很清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而在罢黜百家。
这未尝没有道理。
的确，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苟如此，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问题在于，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未必。
事实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也就是说，罢黜百家，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独尊儒术，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间，则百家既未罢黜，儒术也不独尊。
其实就连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张汤是儒家吗？卫青是儒家吗？桑弘羊是儒家吗？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
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汲黯不是吗？夏侯胜不是吗？司马迁不是吗？还有义纵，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义纵可是酷吏。但怎么样呢？也有骨头。
还有东方朔。
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当于戏子。然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
这并不奇怪。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闳放和深沉的。
气质变得柔美、空灵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罢尽，万马齐喑，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
汉，却是霸道的。
同样，汉也是开放的。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须的外国人，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就皈依了孔门，并关上其他的窗户。
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纯儒”（其实董仲舒也不纯），而是公孙弘那样的“杂儒”，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儒术与法术杂糅，王道与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
那么，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
当然有。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
帝国是怎样炼成的
汉武帝是十六岁登基的，上天也给了他足够长的寿命和时间：享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这两项纪录不但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而且很久以后才被打破。
这可真是天之骄子。
武帝也不负天恩。在他治下，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达到鼎盛。疆域和势力范围，东邻韩国，西有新疆，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堪称超级大帝国。
文化方面同样灿烂辉煌。哲学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音乐家李延年，探险家张骞，农学家赵过，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便都出在这个时代。
当然还有司马迁。尽管汉武帝非常对不起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也并不喜欢他的《史记》。
引自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第95页。
然而司马迁却如实地记录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的封禅大典。那是十八万骑兵，上千里旗帜，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制作，也是汉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征。
这一年，刘彻四十七岁。
实际上汉武的帝业基础，十年前就已奠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卫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并以大将军和骠骑将军身份出任大司马。
从此，漠南无匈奴，帝国有内朝。
这时，汉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实际执政十六年（前六年有太皇太后听政），年龄三十七岁。开创并成就自己的帝国大业，他其实只用了半辈子。
此后的故事并无悬念：四十六岁灭南越和西南夷，四十七岁实行平准法和均输法，四十八岁降滇王，四十九岁降朝鲜，五十一岁分天下为十三州部。
汉武的步伐，何其坚定！
步伐坚定，是因为目标明确，那就是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皇权至上。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业。
因此，汉武帝登基之后就频频出手：二十一岁置五经博士，二十三岁推行察举，二十四岁始征匈奴，三十岁用推恩法削弱王国势力，三十三岁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卫青为大将军，并为博士设弟子。
这一系列动作都在他三十五岁以前完成，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尊儒，则秦政变为汉政；推恩，则分权变为集权；举贤，则贵族变为官僚；讨伐匈奴，则夷狄变为华夏。夷夏之分，王霸之术，古今之变，尽在其中。
中华大帝国巍然屹立，汉武的事业风生水起。
不能说武帝在二十多岁时，就已经有了理论和制度的自觉。但他有政治天赋和帝王直觉，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巩固政权，尤其是巩固皇权。只要能实现这一目的，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种手段的。
所以，他建太学，兴儒术，开言路，荐人才，却又留心俗务，重用酷吏，奖励军功。他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因为他并不独尊儒术，只独尊自己。
那么，汉武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对外开边，对内收权，一手抓官，一手抓钱。
代表着这一整套治术的，是卫青、公孙弘、张汤和桑弘羊。卫青是军人也是外戚，公孙弘是文吏也是儒生，张汤懂法，桑弘羊会理财，汉武帝得心应手。
是啊，有钱就能做事，有兵就能护家，懂法就能治国，通儒就能安定人心，粉饰太平。结果，汉的版图面积比秦大了一倍，统治反倒更加牢固。
秦亡而汉兴，原因就在这里。
汉武的帝国，也就是这样炼成的。
支撑帝国大厦的则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前两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后一根却是汉武帝所立。但，正是由于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变成了汉政和汉制，帝国制度也才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什么叫“伦理治国”？
其实就是周人主张的德治和礼治，因此也可以说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对立的。周是邦国制（封建制），秦是帝国制（郡县制）；周政讲王道，秦政讲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礼治。
秦政是刑治和律治，号称法治。
汉武帝却在延续秦制的同时，也继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两周。因为德治和礼治的统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军国主义和严刑峻法只能维持表面的太平，统一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要实行德治和礼治，就只能靠儒家。因此，尽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宣帝更明确主张王霸杂用，但独尊儒术却仍是汉武以后的基本国策。
这个国策也为后世王朝所采纳。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张的宗法制和礼乐制也照样实行。这样看，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实是该叫“百代皆行汉政治”的。
那么，汉政治的核心又是什么？
皇权政治加官僚政治。表面上看，这与秦政无异。然而秦是吏治天下，汉则是官治与吏治并存，而且逐渐由吏治走向官治。这当然要拜独尊儒术所赐。事实上，当官员们越来越儒化时，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
与此同时，儒学也在官化。官方思想其实是不要思想的，官化的儒学也只要教化和灌输，顶多再加对先王圣教的心得和注解。没有思考，没有质疑，没有批判，没有争鸣，那才真是“毁人不倦”。
永为神州种祸胎，当作如是解。
把儒学变成官学，也该由汉武帝来负责。尽管在当时，儒学并没有那么重的官气，反倒是一股清新气息。
靠着汉政治，周文明的血脉延续了下来。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就是汉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性文明，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而能够与之媲美的则只有罗马。
罗马，与大汉会有关系吗？
后记 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
撰写《汉武的帝国》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轮台罪己”。这事历来被视为史实，而且评价甚高。因为以帝王之尊，汉武之雄，居然能下诏罪己，做自我批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但，此案可疑。
首先要问：汉武帝下诏了吗？
下了。时间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月份不详，起因则是桑弘羊等人建议招募青壮不怕死的农民，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垦戍边，被武帝否决。所以这份诏书又叫“轮台诏”。
那么，“轮台诏”罪己了吗？
没有。此诏中最严重的话，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于“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那是批评桑弘羊他们这建议的，不是自我批评。
因此，学术界比较严谨的学者，并不称此诏为“罪己诏”，而称之为“哀痛之诏”或“悔悟之诏”。其实就连这两
个说法，都是受班固的影响。《汉书·西域传》在记录这份诏书时，班固是这样表述的：“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这就是“悔悟之诏”的来历。
此传班固的赞语则说：“（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这就是“哀痛之诏”的来历。
也就是说，班固也没有称之为“罪己之诏”。
那么，“罪己”的说法有依据吗？
有。因为据说汉武帝曾说过这样的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当然是罪己了。如果“轮台诏”里有这段话，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罪己诏”。
可惜不是。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这段话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后的口谕，既非轮台，亦非诏书，怎么能称为“轮台罪己诏”呢？
何况就连这段话，也来历不明。遍查《汉书》，并无记
载，仅见于《资治通鉴》。那么请问，司马光的根据在哪里？
一个宋代的人，怎么知道连班固都不知道的事呢？
请博览群书者有以教我。
注释
（第一章）
1。本卷所言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