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日记-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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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上午都被浪费了。我现在已经没有创造力了，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似乎都做不成。
下午2时。我们开始举行一系列的布道会，圣公会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我们。他们将每星期来5次，分别向5批不同的人进行同样的布道。昨晚，我们在艺术楼发了200张票给那些真正想参加布道会的妇女，她们将不带孩子来，14岁以下的小姑娘也不让进场。在布道会上，她们秩序井然，引座的人员一点也没有遇到麻烦。她们学唱简单的赞美诗时既快又好。今晚，我们发了200张票给科学楼里的妇女，她们明天下午参加布道会。今天下午，她们听得很认真。
南画室里挤满了人。很高兴，城里有足够的工作人员组织这样的布道会。我们已带信到上海，向全国基督教委员会要新的小册子。
今晚，我们始终能看到南面升起的浓烟，也许是在南门外，有时夜幕被火光照得通亮，破坏仍在继续着。南京能保存下来多少，这取决于日本兵及平民抢劫时间的长短。老百姓被催促回家，但是，他们怎么敢回家？！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已逐渐回家了，但年轻的姑娘还留在这里。
今天没有日本兵到校园来。玛丽和福斯特先生去了城南及外国人公墓。公墓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只是围墙上有个洞。在他们查看的所有街道中，太平路似乎被残酷无情地彻底摧毁了。
一个月前的这个晚上，日本兵从校园中抢走了12名姑娘，我们能忘记那个恐怖的夜晚吗？！1月18日，星期二我们听说城里的日本兵换防了。当我外出时，来了4批日本兵，玛丽接待了他们，并带他们四处看了看，她觉得这些日本兵不是很有礼貌。9时～12时，F·陈和我到宁海路5号参加难民所负责人会议。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一份调查表，这份调查表是为那些最贫困的被剥夺了生计的人们制定的。
每天上午10时～12时，王先生都在收集、整理那些男人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的妇女们的材料。也许我们应该停止收集这些材料，因为，最近两天又有100多名妇女进入了校园，今天来的人非常多，我们担心会出问题。似乎12月16日是最糟糕的一天，我担心许多人被枪杀了，恐怕连他们的尸首也找不到，大概是被焚烧了。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帮她们的忙，实际上，我们能做的只是交一份名单。
福音布道会是为科学楼里的妇女举行的，大约有160人参加。这又是一次秩序井然和非常安静的布道会。虽然牧师所说的内容太深奥了一些，但我肯定她们中的许多人将从中受益。今天下午，我们打扫了科学楼报告厅，明天下午在同一时间为孩子们举行布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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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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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没有看到大火，也没有听到多少飞机声。虽然人们害怕回家，但我们仍催促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回家。我们担心她们家中已所剩无几了，因为，不仅是日本士兵，而且平民也参与了抢劫。我想知道，从南京抢劫来的赃物，最终是否会出现在日本人的家庭中。考虑到有可能保住杭立武夫人的钢琴和留声机，我请福斯特先生去查看一下，他报告说，那两样东西和床都被抢走了。
上午9时～12时。我参加了第二次难民所负责人会议。上午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为那些失去生计的难民制定的调查表。很难做到公平，因为，有许多人并不是真正需要，但也希望得到救济，同时，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将会很多。
天气暖和了一些，没有下雪。还有5000～6000名难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病的程夫人能起床了，但只能呆在屋子里。
1月19日，星期三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你们可以想象，我们的道路成了什么样子。两周以前，成千上万来校园登记的人们把泥土带了进来，现在，雨水再将其变为泥浆。我们无法在屋子里采取措施，因为有数千人带进泥浆。
今天下午，我们举行了两次很好的布道会，在南画室，大约有170位从中央楼挑选出来的妇女参加了布道会。王小姐教她们唱歌，保罗·唐先生进行了布道。妇女们进出都排着整齐的队伍。由于14岁以下的孩子不准进场，布道会非常安静，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与此同时，我们还为科学楼内9～14岁的孩子们举行了布道会，大约来了150个孩子。在他们学唱第一句赞美诗“这是上帝的世界”时，非常高兴。他们非常喜欢薛小姐讲的故事。举行这些布道会的时机很好，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安慰。
今天上午，王先生和焦先生继续收到那些丈夫或儿子下落不明的妇女们提供的资料。一名妇女的丈夫和4个儿子都被抓走了，无一归来。来这里恳求我们帮忙的妇女人数之多，使我们担心这会引起注意，给学校和难民们招来危险。
今天没有得到外界的消息。我们没有收音机，而且，也没有一直和为数不多的有收音机的外国人——国际委员会、金陵大学医院、平仓巷3号的人，以及约翰·马吉保持联系。克鲁格尔先生今天来看我们，他说，最近没有船从上海来，他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南京。
今晚，我们的一些工人集中在程夫人的客厅里，完成了在1500个牌子上编号、盖章的工作，并将把牌子缝在每一位家长的衣服上，我们希望以此来辨认这里的每一个难民，我们不想让其他难民所的难民因为便利而到我们这里来（听说他们想这么做），这也有助于我们粥厂的负责人，确保我们的每一个难民每天都能吃上饭。
晚上10时30分，这是我上床的时间了。
1月20日，星期四今天下雪了，但并不太冷。你们可以想象，难民们把泥浆和雪水带进来，那些大楼会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们能否将其打扫干净。
王先生和孙先生继续收集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妇女们的资料。一位妇女刚才对我说，她38岁的丈夫和17岁的儿子都在12月16日被抓走，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女儿。我怀疑，在那几天恐怖的日子里，即使她呆在家里也未必能救下他们。这又有谁知道呢？程夫人认为，我不应该将这些妇女的材料交给福田先生，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他们的仇敌，日本根本不在乎他们使中国遭受的深重苦难。过一两天，我要去见福田先生，告诉他许多妇女恳求我帮忙的情况，并问他能否提供帮助。
今天上午，我开始起草给学院创建者委员会的报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很难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反映出来。在我写报告的时候，我被叫到办公室和一名年轻的日本军官会面，他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他想请我收留两位中国姑娘，一位20岁，一位14岁，她们现在住在外交部附近。他说，她们住在那里不安全。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日军当局正在催促难民们回家。
我明白地向他解释，作为难民，住在这里是很不舒服的，并让他看了这里的妇女们是怎样生活的。他是否会带她们来，这倒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真希望她们不要来。我猜测，他可能对大一些的姑娘感兴趣，不敢将她留在安全区外的家中。
今天，吕蓓卡来了电报，这是由美国大使馆转给我的，我明天去发个回电。我们已得知，我们大使馆现在已有了无线电台。
今天下午的布道会开得很好，为妇女举行的布道会有170人参加；为孩子们举行的有150人参加。今晚，玛丽和我到宿舍去发票。一些妇女向我们要票，我们校园里的人太多，无法从事更多有益的事。
你们中那些还记得宽阔的上海路的人，现在已很难辨认出它了。今天下午，我们走到汉口路和宁波路之间，后者就是美国大使馆北面，我数了一下，上海路右侧新建了38个店铺，当然，它们是用芦席或木材粗制而成的，但在出售食品和各种赃物方面却生意兴隆。这些店铺有些是茶馆，有些是饭店。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不敢住在安全区外面。
红十字会的G先生说，1月17日外出运米时，他在汉中路外看见一大堆尸体，附近的人告诉他，这些人大约是在12月26日被押到这里用机关枪打死的，很可能是在登记时承认自己当过兵的那些人，日本人对他们许诺，一旦坦白，就有工作做，并有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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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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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星期五尽管地上有雪，但今天的天气还算温和。现在，泥泞是一个大问题。数百人到粥厂买饭，另外，还有数百人来这里给亲戚送食品，他们带到屋里的泥土多得令我们无法招架。
午饭后不久，当我去西北宿舍楼宣布下午妇女布道会的有关事情时，几名难民跑来对我说，校园后面有日本兵。我向后门走去，去得正是时候，4个日本兵看见我后，便放开了3名姑娘，这些姑娘是从姓朱的农民家附近的难民棚户中抓来的。日本兵翻过小山消失了。不一会儿，一群宪兵来到校园，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一事件。此后，又来了两名日本军官，说他们驻扎在南京城外。
近几天来，神情悲哀、心神不安的妇女们，报告了自去年12月13日以来失踪的568名丈夫或儿子的事件，她们仍希望他们是被抓去为日军干活的，但我们中许多人担心，他们的尸体和那些许许多多被烧焦的尸体，浸泡在离古林寺不远的池塘中，或是汉中门外那一大堆被烧得半焦而未掩埋的尸堆中。12月16日，这天就有422人被抓走，这主要是我们校园里的妇女报告的。许多十六七岁的男孩被抓走，据说还有一名12岁的男孩失踪。大部分被抓走的人是家庭生计的惟一来源。
我们下午继续为妇女和孩子们举行布道会。我们着手准备为失去生活来源的妇女开办一所生活技能学校。
下午5时。我去了大使馆，并和秘书约翰·阿利森（JohnAllison）进行了一次令人满意的交谈。
他急于想报告所有损害美国人利益的行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官方代表回来为我们争辩，并采取相应行动，我难以表达，这对可怜的南京意义有多么重大。阿利森先生似乎相当善解人意。
新出版的《新申报》在1月8日有一篇题为《日本温和抚慰难民，南京城里气氛和谐》的文章，文章有25句话，其中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在“是非题”的测试中，这一得分可不高啊！今天，我给吕蓓卡发了电报。
昨晚，在安全区内的二条巷，日本兵四次闯入王先生的亲戚家，他们想去抓一个小姑娘，但她逃走了。另外3次，他们抢了一些小东西。你们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劝妇女们回家。
1月22日，星期六今天天气寒冷，但非常晴朗。我们这里有来自相邻街坊的难民，许多这样的年轻难民，白天回家，晚上再回来过夜。今天和我谈话的两个日本兵说，他们希望到二月份秩序能够恢复，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今天上午，我正想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这时来了4个日本人：1个军官，3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会讲英语，他说他在神户的教会学校读过书。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不是，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的两个孩子也上教会学校。他为军官做翻译，他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并希望情况很快会好转。李先生和王先生带他们到各处查看，然后回到办公室，我请他们喝茶。当军官问我有没有日本兵到校园来时，我利用这个机会说，今天没有来，但昨天来了4个，想抢走3位姑娘。他要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宪兵办公室，于是，我下午去报告了。
（在此之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军官把想让我们收留的两位中国姑娘带来了。我真不想收留她们，但不知道如何拒绝。其中20岁的那位姑娘曾经是我们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她认识埃德娜·吉什〈EdnaGish〉夫人和凯丽〈Kelly〉小姐。我很乐意以后关注这个案例。）今天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就收到了来自上海的一些食品包裹和一大摞信件，这是我们12月13日以来发出信件的第一批回信。晚饭后，我们给大家读了所有的信。听到外界的消息是多么高兴啊。这些食品大受欢迎，丰富了我们相当有限的食品。信件是1月16日或是17日写的，是由“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的一辆卡车运来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下午都花了几个小时写信，我于6时把这些信送到美国大使馆。信件明天将随军用列车去上海——由德国人克鲁格尔先生带去。除了12月13日之后不久离开的4名外国记者外，他是南京陷落后第一个离开南京的外国居民。想想看，我们被关在南京37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