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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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狢—122’坦克车长，任命我丈夫为正驾驶员。我们在同一辆坦克里参加了整个战争。我们解放了波罗的海沿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我们俩都受过伤，也都受过奖。
“战争期间，有不少姑娘当上中型坦克手，而在重型坦克上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常常想：要能把自己的生活向那位作家讲出来，准能写厚厚一部书……”
原七八四高炮团第五营营长伊万·阿尔申吉耶维奇·列维茨基在信中写道：
“……一九四二年，我被任命为营长。团政委跟我见过面，说：‘大尉，请您注意，您将指挥的不是普通的营队，而是个“少女”营。这个营里一半成员都是姑娘，是一些需要特殊对待、特别注意和照顾的人。’我虽然知道当时有许多姑娘在军中服役，但对眼前的情况可是一点都没料到。我们这些现役军官，对于‘女性’担任军职始终持有保留态度。这行当历来都是男子干的。当然，比如说，医院里的护士，这我们还是看得惯的。她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着是在国内战争中，曾经表现得很英勇。可是，姑娘在高炮部队里能干些什么呀？在我们这种炮兵部队，得扛一普特一枚的炮弹呀（普特——系俄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再说，怎么把她们分配到各个炮连去呢？每个炮连只有一个掩蔽部，里面住着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员。她们还得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火炮机械上，而这些设备全是铁的，就连火炮座位也是铁的，她们是姑娘啊，怎么能吃得消？最后的麻烦是，她们在哪儿洗头发，怎样吹干头发？问题—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问题……
“我经常到各个炮兵连走走看看。见到姑娘挎着步枪站岗，见到姑娘拿着望远镜守在嘹望哨上，说实话，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也许因为我是从前线、从前沿阵地上回来的。姑娘们的性格各各不同，有腼腆的，有胆小的，有娇气的，也有果断的，但每颗心都燃着一团火。军事纪律，不是人人都能服从的，更何况女人的天性本来就与军事秩序格格不入。她们不是忘记了命令的内容，就是在受到家信后哭上整整半天。要是惩罚她们吧，第二天准得取消—一心肠硬不起来，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这帮姑娘坑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情不自禁地消除了全部疑虑。姑娘们都变成了出色的军人。她们在工作中甚至比男人更加仔细，更加认真。炮兵做事，精确性是首要的。我带着我的‘娘子军’从高尔基城（我们营在那儿组建）一直打到波兹南。坦克手有铁甲，步兵有战壕，高射炮兵呢，无遮无拦。交起火来，炮兵能使所有的人都免遭伤害，唯独自己除外。高射炮兵不能挖避弹壕，不能造掩蔽部。就是敌机向炮位俯冲时，炮兵也不能离开炮位。这真是一个残酷的行当。我一直想对别人好好讲讲高射炮兵，或者写出来……”
我手里有全国各地的通信人地址——莫斯科，基辅，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阿普舍隆斯克市，威帖布斯科，伏尔加格勒，雅卢托罗夫斯克，加利奇，斯摩棱斯克……每当我收到一封来信，在地图上找寻到那陌生的城市和村镇时，简直惊讶得不知所措：怎样才能到那些地方去，什么时候，怎样会面？后来产生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尽量让这些妇女集中起来。但怎样集中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有一天，邮筒里来了一份请柬，是巴托夫将军的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协会发来的：
“……我们每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都在莫斯科红场聚会。这个规矩已有很多年了。这既是传统又是仪式。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得来。有的来自穆尔曼斯克，有的来自卡拉甘达，四面八方都有。总之，我们期待您……”
亚历山大公园有座纪念碑，在纪念碑四周攒动着脱帽的人头和五月的鲜艳花束。鸟瞰此景，犹如一堆堆熊熊篝火，多得叫人目不暇接。我被人潮裹挟着，幸福的温存话语在我耳边回响：“玛丽亚，是你吗？差点儿认不出你来了，可你这双眼睛……还是原来的样子……”；“这是你的儿子吗，费多尔？跟你一模一样。把儿媳和孙子也带来了？中士，你都快有一个正规排啦……”，“万尼亚，你还记得吗，啊？你想想，我们在四一年那会儿是怎样的？你的裹脚布丢掉了，一个女人跑过来，把自己的围巾扯下来给你包脚，还记得吗？”；“这是基希涅夫的玫瑰花……始终是水灵灵的，不过在飞机里还是有点蔫了。但我愿意摆自己的花……”
纪念碑周围，莫斯科人忙碌着，过着他们轻松的日常生活。他们已习惯了这种隆重悲壮的集会，已经不感到新奇了。相反，那天起要是这集会消失了，他们反倒会觉得不自然。是的，就连最年轻的市民也不为此惊异。我不由这样思索：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打过仗，甚至除了采石场爆破外，连一次爆炸也没见过，但是，战争的回忆却遗传性地存在于我们这代人的心中。那场战争离我们仍然很近，还不足—个人的半生岁月，因比过去的一切对于我们依然是惊心动魄的。平时，在芸芸众生之中，记忆也许已经融化得不见踪影，而比时它又从尘世生活中游离出来了，犹如洪水和野火之类的自然现象，具有自己的生命力，自己的发展规律。这才是它真正的面目。
入夜，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下榻的“莫斯科”宾馆，就象不久前“苏军之家”热闹的会客厅。到处都有人在紧紧拥抱，抱头痛哭，或拍照留影。这里不存在什么熟人和生人，全都是自己人。如果别人看见你身边有个年轻姑娘，只要问一句：“你是谁的女儿？”
你们的女儿
在七层五十二号房间，聚集着五二五七医院的老兵们。为首者是亚历山得拉·伊万诺芙娜·扎依采娃（大尉军医）：“我不会对姑娘们说假话：整整一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着这一天，就盼着我们的聚会。我有儿女，有孙子，可是他们中间谁也比不上我那些前线姐妹们亲。我的孩子们全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从来都不嫉妒。”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芙娜把我介绍给所有的人。我把名字记了下来，她们是：外科医生加琳娜·伊万诺夫娜·萨佐诺娃；医生伊丽莎白。米哈依洛夫娜·艾杰什坦；外科护士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卢基娜；一级手术护士安娜·伊格纳吉耶夫娜·戈列丽克；护士娜杰日达·费陀罗夫娜·波图日娜亚，克拉弗季娅·普罗霍洛夫娜·鲍洛杜丽娜，叶莲娜·帕甫洛夫娜·雅柯夫廖娃，安格丽娜·尼古拉耶夫娜·季莫菲叶娃，索菲亚·卡玛尔金诺夫娜·莫特莲柯，塔玛拉·德米特里耶夫娜·莫洛卓娃，索菲亚·费利莫夫娜·谢苗纽克。
“萨莎说得一点儿不错！我明天就要走了，心里很难过。我请求领导再给我一天假，由我自己负担一切费用。可是不批准。我们的头儿，都是年轻人，他们不明白这些聚会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很快谈起了正题。谈起遥远的往事，正是这些事在几十年后把她们汇聚在一起，联系在一起。
“姑娘们，你们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坐在闷罐车里，男兵们嘲笑我们拿枪的姿式。我们简直不是在持枪：而是在……如今都做不出来了……就象搂着布娃娃……”
“我是妈妈的宝贝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最后竟到一个迫击炮连当了见习医生。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迫击炮只要一开始射击，我的耳朵一下子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一时间好象整个人都被烧着了一样。我就坐在地上呻吟：‘妈妈呀，我的好妈妈……亲妈妈……’我们部队驻扎在树林里，每天清晨我跑出去——只见四周静悄悄，草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难道战争就是这种样子吗？景色这么美，这么幽静……”
“上级命令我们穿上军装，而我只有一米五的个头。钻进男式长裤，姑娘们能从裤腰那儿把我整个人扎在裤子里。于是我索性就穿着自己从家带来的连衣裙到处跑，遇到领导我就躲起来。结果，因为破坏军纪，我被关了禁闭。”
我请她们回忆一下，当时最艰苦、最困难的是什么。大家一致回答：工作。每天都得工作，累得筋疲力尽：“本来我说什么也不相信，自己会在行军时睡觉。可在队伍里我竟然真能一边走，—边睡。结果一头撞在前面人的身上，才醒过来。一会儿，又开始睡了。有—回，我在黑暗里没有往前走，而是朝边上走去了。我在野地里走，仍然边走边睡，一直走到一条水沟里，栽倒了，这才醒过来。我赶紧跑去追赶自己人。”战争中的统计数字证明了这个普普通通的词儿——“工作”——意味的是什么：枪伤、震伤和烧伤的人不计其数，可是百分之七十二的伤员都重新归队了。在前沿，医务人员的伤亡仅次于步兵的伤亡而占第二位。然而，她们记住的并不是这些数字——当时哪有时间去想这些啊？她们牢牢记住的是另外的东西。
“我们常常一连几昼夜站在手术台旁。站在那儿，两只手臂酸得要命，脑袋时常会撞在手术病人的身上。我们的腿脚都浮肿了，连油布毡靴都伸不进去，眼睛胀得闭都闭不拢。”
“我忘不了，有次运来了一个伤员，人家从担架上把他抬下来时就对我说：‘算了吧，他已经死了。’我跪在他前面，发现他还有点气，我惊叫了一声，连忙喊医生：‘大夫大夫！’人们把躺着的医生扶起来，掐着他让他醒过来，可他又倒下去了，象一捆干草似的，睡得死死的。甚至用氨水也熏不醒他。原来，他在这之前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还有一件事她们记得很牢：
“那是个滑雪营，里面清一色都是十年级的男学生。机枪朝他们密集地射击……这个营的一个受伤战士被送到我们这里，他一个劲地哭。我跟他是同样年龄，但自我感觉却比他大。我抱着他，哄着他：‘乖孩子……’可他瞪起眼睛说：“要是你也去战场待待看，你就不会在这里说什么——乖孩子了……’我们医院里住着两个库尔斯克小伙子，我们管他们叫‘库尔斯克夜莺’。我每天来叫他们起床时，他们都睡得很香，嘴巴上还挂着口水。十足的招人疼爱的娃娃……”
在这些姑娘心里，怎么会有这种比同龄小伙子要年长的感觉？在她们少女的心灵深处，什么时候突然产生了女性的温存感——只有饱经风霜、年龄渐大的妇女才会有的温存感？她们的讲述回答了我：
“怜悯之心使女人成熟。我本来是个小姑娘，本来自己还可怜自己呢。可是在战争的头一年里，我的见识和感受是那么丰富，以致于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尤其是，当我亲眼看到这些男孩子被截去胳膊或者大腿时，孩子气很快就从我心中消失了。人没有一模一样的伤口，战争对每个人的伤害是各不相同的。
“伤员常常喊着：‘小护士，我的腿好疼啊。’其实他的腿已经没了。……我最害怕的是抬死人，微风掀开床单，死者正瞪着眼直勾勾地看着你。只要是死者睁着眼睛，我就抬不动，只好先把他眼睛合上……”
“有一次，运来了一位伤员，全身上下都扎上了绷带，连脑袋也受了伤，脸几乎一点儿也没露出来。他活不多久了。可是，也许我使他想起了谁，他对我叫着：‘拉莉莎……拉莉莎……亲爱的……’很可能，他在叫他爱着的一个姑娘。我知道，我从不认识他，可是他却在叫我的名字。我走近他，莫名其妙，呆呆地注视着他。‘你来了？是你来了吗？’他喃喃地说。我抓住他的双手，俯—下身子……‘我知道，你准会来的……’他嘴唇嚅动着说，我弄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情形，眼泪就禁不住涌出来，简直讲不下去。他又说：‘我离开你上前线，还没来得及吻过你一次。现在，你吻我一下吧……’我便对着他俯下头去，轻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他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濡湿了绷带。我赶紧躲开了。经过就是这样，后来他死了……”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妇女，容貌俊美而端庄，宛若一位严肃的女教师。她独自坐着，旁若无人，老半天不说话。她的命运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但记忆却是独特的。
“人们都不愿意死。有一个伤员，感觉到自己快死了，于是紧紧抓着我的肩膀，紧紧抱着我不放手。他以为，只要有人在他身边，只要护士在他身边，生命就不会离开他。一个人直到临死，却仍不相信自己会死。死后他躺在那儿，脸上还带有一种惊讶，似乎在那儿仰面思考：我怎么就这样死了呢？莫非我真的死了吗？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