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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5章

楼兰情缘-第1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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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台架构完整,属官分为监察司法的治书侍御史、维持朝殿威权的殿中侍御史和监督官吏是否渎职的侍御史。

    律令方面,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於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实行全中国的法典。张斐、杜预各别又为《晋律》作注本《律解》(张著)及《律本》(杜著)。经晋武帝批准後,该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与《晋律》统称「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立法方式影响後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第一四三章 晋朝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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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制度

    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o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後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後,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oo人、小郡5o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西晋军镇及八王封国分布图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ooo人、次国二军3ooo人、小国一军15oo人(实际未能执行,详见晋朝诸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顒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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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

    西晋建国后人口在统一时达到一千六百万,太康三年达到三千万,最多时有五千万,但仍未恢复到东汉水准,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更使人口数下滑。五胡乱华时生数次大屠杀,例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的屠杀。战乱带来的瘟疫及饥荒,也造**民大量死亡,甚至生「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事。除战乱因素外,两晋人口数也因为种种因素被隐瞒。政府赋税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逃避课税;当时军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属於别籍而不入户;此外,因为战乱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迁入後隐瞒户籍,两晋时期人口多数时间大约有两三千万左右。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後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後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後,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後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後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由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後来这些侨民协助慕容皝建立前燕。

    最後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乱後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於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祖逖、祖约北伐失败南撤时期;後赵灭亡,桓温北伐时期;淝水之战後前秦崩溃时期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南迁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侨民渡江後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闽广之地。侨民主要先安置在侨州郡县,入白籍,可以减免赋役。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户籍难於管理,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所以安定後实施「土断」,将侨民就地入户(黄籍)以裕财实兵,并使官吏丧失免税特权'12'。在东晋时共实施四次。当时人民为重要资产,战争时不论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强迫人民迁移,以防资敌,尤其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常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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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

    农业方面,由于兵事将休,西晋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14'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後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後,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於晋成帝咸和五年(33o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征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性负担'15'。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後,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采桑图》魏晋墓砖画手工业主要由官府专营,设置少府及作部。冶炼业得到了展,灌钢技术的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里技术中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後锻件成为主导地位。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时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

    商业方面,晋室南渡後,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於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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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展,不断的开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後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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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思想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於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於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展到最後已破落琐碎,著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於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於24o年-249年间展并盛行。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於无」。「无」无法感应'16',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於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於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於极端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後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於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於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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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

    「六道轮回」,与「因果报应」的佛教学说抚慰当时的人心。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於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

    佛教於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於佛学内容6续仍有争论。东晋後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沙门是否敬王者(行跪礼)生争论。後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以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後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盘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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