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9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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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税赋科捐，一个根本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从制度上对乡村上等户特别是形势户从严，对下等户从宽。制度上如此规定，哪怕制度执行不彻底，也不会让国家的税赋负担全压到最贫穷的人家身上，是缓和阶级矛盾的举措。
夏税从五月十五开始征收，七月三十是最后期限。现在已经六月，巩县的形势户钱粮已经催收完毕，最难啃的骨头啃下来了，想让县里夏税难收，不好操作了。是以谭节级觉得让县里收不上来夏税，把知县逼走，现在已经晚了，多半行不通。
张押司冷笑：“只要钱粮还没有解到县里，就有办法可想。里正和乡书手，只要得我们一纸文字，库里的钱粮，要散回去还不容易！”
听到这里，宋押司猛然一惊：“二哥，你这意思，是让我们全都不做了？”
“不错！”张押司猛地一拍桌子，“一不做，二不休，知县相公让我们活不下去，那就干脆把事情搞大！把收上来的钱粮散回去，我们去太室山躲些日子，说落草为寇，那就落草为寇好了！只要逼走了知县相公，我们回来依然过自己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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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要将功赎罪
政事堂里，徐平看着京西路关于巩县的奏章两眼发直。全部吏人逃亡以逼长官，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起了，从景祐年间之后特别多。但别的地方发生这种事，往往是官员完不成任务，或者被劾，或者调任，路监司为官员求情。巩县不同，吏人集体逃亡，王安石没有比毫完不成任务的担忧，而是主动上章，要求对逃亡吏人重惩。
放下奏章，徐平对一边的晏殊道：“巩县吏人逃亡，地方上奏说他们落草为寇，要发海捕文书。此种事情不少见，如此做的倒还真是第一次！”
晏殊道：“王安石此人，才是有才的，只是锋芒太露。吏人逃亡，长吏躲不过逼下太严的罪过。京西路虽然上奏是吏人贪渎，害怕事情败露而潜逃，我看未必就如此。动辄一两千贯的弊案，令簿难逃失察之过。依我看，此事不可逼吏员太过，当从容商议。”
杜衍也道：“不错，出现此等事，必然是官与吏均有过错。巩县欲发海捕文书，说那些吏人为寇，只怕有些言过其实。可着京西路监司，从附近选谨慎强干的知通，去巩县查一查到底是如何，不可听县官一面之辞。”
徐平想了想道：“不妥，纵然我们觉得此事别有委屈，也不可此时去查。官与吏，吏与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朝廷都不可站在公吏一边，此天下大义。不然，官吏一有冲突便就去查官，恐在地方养成不好习气，从此吏人有恃无恐，仗势以临官长，地方难治。”
吏是与民接触最密切的政权基层，朝廷大部分的制度和政策，都由他们执行。面对老百姓，他们代表的就是朝廷，往往耀武扬威。一旦再让他们对官员占了上风，那就成了上下通吃之势，再也难治。是以对吏人，朝廷可以站在百姓一边，可以站在官员一边，惟独不能站在小吏一边。朝廷用吏人，最主要的就是啖之以利。不管是用重禄，还是让他们在百姓身上占便宜，总之就是有好处才有人来做这差使。
不可否认，吏人中也有重情重义的人，也有深明大义的人，那是个人。从总体上吏是无义的，所以官不可以从吏人中选，吏除了钱，是没有政治前途的。吏要想做官，必须先辞去吏职，才能够受举荐，参加科举。要是不这样做，把持住基层的吏人，就把持住了社会的上升通道，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历史上官吏不分，以吏为官的，有两个朝代，一个是秦朝，一个是元朝，都没有留下好的统治经验。
这个人群的定位如此，是政权为了稳定基层，同时又不被基层挟持，而有意做出的官吏之分。这个分别对大一统政权非常重要，封建制下则可有可无。
想了想，徐平道：“要不这样，夏税未完之前，一切依巩县上奏为准。如果县衙不能完成夏税，则论如律，此不必多言。税能完足，再从临州抽调得力人员，前去彻查。”
程琳道：“如此自然也可。只是现在逃亡的吏人该如何处置？巩县说他们上太室山落草为寇，此无异于反叛，要发海捕文书。秋后再派人去查，这些吏人罪名可就定了。”
徐平道：“既已逃亡，罪名自然就定了。不管事出何因，这些吏人都不能再用，不然以后谁能够治他们？官不能制，他们不就成了地方之主。为朝廷计，为百姓计，逃亡的吏人决不可于用。不只是巩县，其他地方一样如此办理。”
跟县官闹矛盾，逃亡之后再请回去，这些吏人以后就没人管得了。所以这次不管是不是他们的错，巩县都容不下他们，最少也要发配他州。所谓强吏猾吏，都是靠着在地方上错综复杂的根基。出现这种苗头就不行，必须要及时铲除。朝廷不能贪有这些能人，便于治理地方，就容忍他们，这样做是掘统治根基，稳固的政权不需要基层的能人。
几人又商议了一会，由章得象执笔拟定熟状。
巩县暂时依王安石上奏处理，只是不允许发海捕文书。既然说吏人已经落草为寇，那便着京西路巡检司，派得力将领前去围剿。由巩县尉带弓手协助，其他人不与。
原由知许州兼任的京西路安抚使司已经撤销，新设几个都巡检司，负责地方治安。前些日子刚刚平定了作乱几年的张海之乱，初显锋芒，刚好再到巩县去再立威。
敕令到巩县，颇有些出乎王安石意料之外。河南府是京府，比不得一般军州，上边管事的婆婆就有好几个。吏人逃亡之后，王安石知道河南府和西京御史台，对自己惹出这么大的动静不满，想派人来查自己。转运使杜杞因张海初平，不欲治下生乱，也有些怪王安石生事。没想到敕令下来，竟然一切依自己所奏。
随着敕令而来的还有徐平一道手札，告诉王安石，吏乱官不能脱罪，只是不能现在治他的罪，而让吏人怀侥幸之心。让他尽快安抚地方，特别是夏税不能出任何乱子。再一个前些日子卖出去的官营产业，有如此大的情弊，王安石失察。接下来的日子，对所有的产业重新梳理一遍，不縻费朝廷之财，也不要让百姓吃亏。
徐平一再强调，官员在地方最重要的是让朝廷取信于民，政绩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考核。大规模发卖官营产业，众官都没有经验，出问题再所难免。最重要的，是在出问题之后进行补救。王安石如果能在重新彻查中，弥补先前的缺失，才可将功赎罪。若是为天下做个榜样出来，那就是大功一件。
原先王安石对工商业改革不上心，为政讲究崇本抑末，农业是本，工商是末。码头附近一处邸店就能出现两千多贯的弊案，让他吃了一惊。两千多贯，顶得上多少良田，让他重新考虑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对于此次的工商改革，有了新的认识。
王安石自己知道，此次乱子，自己被问罪是逃不掉的。吏人舞弊，自己失察在先，发现弊端之后，手段粗暴把矛盾激化在后。不管哪一条，都可以进行惩处。不过王安石是个拗人，越是这样他越不低头。别人觉得把吏人逼跑了，巩县必然收不上来夏税，王安石偏偏就不信邪。都认为此次工商改革搞砸了，王安石不认，一定要做得比别的地方好。
这是王安石的自负，他天资过人，有资格有这种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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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以民为师
小雨淅淅沥沥，天地间茫茫一片，宛如成了一个水世界。
还是那一间小店，王安石进了门，随手把油伞放在门后，到一副座头坐下。
小厮急急地跑过来，行礼道：“客官，要用些什酒肉？”
“若有煮好的羊肉，切一盘来，再来几样时鲜菜蔬。此时大酒，筛一壶来。”小厮应一声，转身就走，被王安石叫住。“这里的主人家，还烦请来，我问几句话。”
看旁边站的伴当，小厮就知道这客人非富即贵，答应一声，向后边去了。
不大一会，孙二郎从后面出来，见到王安石急忙行礼：“小民见过知县相公？”
“不须多礼。”王安石指了指身边的座头，“且坐下来说话。”
孙二郎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当初举家逃亡，便是遇到了徐平，现如今的昭文相公，改变了自己一家的命运。这些年来，上至宰相，下到知州知县，更不要说小官小吏，孙二郎实在见得多了。当下也产推辞，在座头上虚坐了。
让了两杯酒，王安石道：“我听人说，几年前你家里颇穷，曾经举家逃亡。现在却是县里数一数二的财主，由穷到富，有许多故事。可否说来佐酒？”
孙二郎道：“不瞒相公，小的命蹇。前几年在洛阳城里曾遇到一位神相，说小的命里无横财。这一生若想吃喝不愁，只要苦做。”
王安石笑道：“你命里无横财，现如今却是个大财主，才让人佩服。若是那等由横财暴富的人家，故事听来何用？你吃苦实做，由此发家，才可劝民。”
巩县是这一带的商业中心，一头担着河南府，一头担着郑州，非是其他小县可比。这里临洛河，当官道，水陆交通便给，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孙二郎的家离此不远，有意把这里作为自己商业的基地。洛阳那种大城，还不是现在的孙二朗能去闯的。
有意要在巩县发展，面对王安石这位父母官，孙二郎也不矫情，直言说道：“不瞒相公，小的幼年时，家里实在过不下去，父母带着欲要逃到开封府去。因是公人阻拦，得一位贵人相助，得以重返家园，收拾产业，终于有了今日。”
王安石问道：“不知是哪一位贵人助你。”
“便是如今的昭文相公。当日昭文相公正查探引洛入汴的河道，恰巧遇上公人抓小的一家，便为小民作主。后来相公挖通河道，在周围各县劝民立社，小的便是那时与同乡人建了个买卖社。如此苦做了几年，乡人都得了便利，小的也积攒下了些钱财。”
孙二郎发家的过程没有大风大浪，也没有过天降横财，就是靠着持之以恒，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家财。从最早的买卖社，到后来几家信得过他的人家立社，向洛阳城卖当地的土产，从洛阳贩货物回乡卖。他的生意利润都不高，但一直稳定，慢慢走到了今天。
王安石要听的就是这个慢慢发家的过程，商业怎么互通有无，怎么联络城乡。孙二郎生意做大的过程，一直都跟三司铺子有关。他收的土产是卖给三司铺子，货物也多是从三司铺子贩来。从开始的偶有赊欠，到后面的现钱现货，规模越做越大。等到接唐大姐铺子碎布头衣服生意的时候，已经有资本积累了，发现市场很快就做大。
跟洛阳城里的那些商家不同，孙二郎发家的过程，基本跟银行无关。他们的余财存入银行，是贪图有利息，而且安全，但却从来没有从银行贷过钱。
小生意风险大，生意人怕背上债务，一有意外难以翻身。银行也嫌贷钱给他们的风险太大，不愿意做他们的生意。银行的放贷业务，还是以公司为主。
王安石留意的，是孙二郎这些年到底做了哪些生意。买卖社的时候，是以从城市向乡间贩运生活物资为主。后来做得稍大，开始从城里向乡间贩运农具。
说起贩农具的时候，孙二郎来了兴致，对王安石道：“不瞒官人，那几年，小的靠着向乡里卖各种农具，着实是赚了不少钱。最开始农具贩回来，是卖给几个大户人家，他们有本钱，家里的地也多，用得着这些。但不过一二年，这些大户人家的生意便就不好做下去了。一是农具结实耐用，爱惜的人家，一副犁铧用一辈子也不稀奇。再一个大户人家知道了路子，官府又让三司铺子方便乡下人买，我们的就卖不出去了。后来无法，小的想起当初昭文相公在周围县里立各种社，其中就有牛社之类。便就又托人到京西路南面的几州贩牛，与我们的农具一起，帮着乡里人立社。如此，又红火了几年。那几年，着实是靠着各种农具赚了不少钱。乡里人有了农具，地也种得好了，产粮多了，着实两得其利。”
王安石对此事甚感兴趣，问道：“既然做得好，后来为何不做了？”
“做的人多了，官府又劝立社，没大利息，便只好改做别的了。”
当年做农具生意，后来兼且贩牛，孙二郎那几年，不但是自己赚了钱，还带动了周围不少地方的农业发展。因为这事，他在本乡的名声极好，有乡间有德行的人之一。后来各种生意做得顺利，与此不无关系，人人都信他孙二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