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9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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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过目不忘，两本账拿在手里，他看一遍他就能理清楚。不要说巩县，天下有几个人有这种本事？徐平做这种事，都是画出各种表格，埋头死算，做不到王安石这样。王安石认为很简单的事情，天下根本就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李主簿哪里想到自己的上司是个这样的怪物，钱粮收不上来，他是要受重罚的，不如早早不干了。
从一开始搞工商改革，卖铺子，改税制，在王安石眼里都是简单无比的事情。所以他一点都不操心，把心思都放到了农业上去。农业只能凭实干，是王安石认为难办的。
等到发现公吏在他眼皮底下胡作非为，王安石毫不犹豫把这帮人先赶出去，把受他们欺负的衙前用起来。在王安石眼里，那些吏人根本玩不了什么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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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你怕死人吗？
原主管县城码头边邸店的衙前彭三利听到传唤，进了县厅，向王安石行礼。
王安石从案上抬起头来，问道：“你原来管的那处邸店，共有房屋七十余间，是本县第三大的店。前些日子作价五百贯卖出去，你实对我说，这价钱是不是过于低了。”
彭三利踟蹰了一会，见王安石盯着自己，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只好回答道：“回官人，五百贯的价钱是低了一些。那里临近码头，在河里坐船来往两京的官宦人家，多不去驿站，就近在那里歇了。这一项每年少收许多，按着以前的生意计价，可不就是少了。”
王安石点头：“五百贯，定然是少了，而且少得离谱！你说说看，那店应该算多少钱？”
彭三利想了想，扳着指头算道：“七十余间房，就算每天租出去五十间，每一间按二十文计，一天净收房钱就有一贯钱。——那是临河的邸店，房价是比其他地方贵的。加上旁边的货场，每天还有两三贯的利钱。一个月下来，这就有一百多贯了。再加上店里的客人饮酒吃饭，一天又有两三贯入账。全部算下来，一个月做得好了就有两百贯。以前因为经常接待官宦人家，还有许多公务，官府的产业不收钱，是以只有不足一百贯的利息。”
这个数字跟王安石了解到的差不多了，一个月生意稍好一点，收入就能过两百贯。以前因为有大量不花钱的官方人员住那里，不但收不到房钱，还要给他们提供吃喝，一个月纯利只有不到五十贯。彭三利说每月收入不到一百贯，是他那里的账，实际上因为有吏人分肥，入到巩县来只有不足一半。定价五百贯，就是按照一个月纯利润三四十贯算的。
这中间的差价惊人，一个月利润两百贯，卖价要到三千贯左右。这一点错算，两千多贯就没有了。巩县的两税才有多少？对一个县来说这是一笔巨款。
彭三利又道：“此次发卖，是连房带地一起卖的，不只是卖的邸店。那处邸店占地约有三四亩，离县城不远，又临码头，地价至贵，总要卖五十贯钱。加上七十余间房，又要值上三四百贯。如此算来，五百贯的价钱极是便宜，是以一揭榜便众人疯抢。”
王安石到巩县只有两三个月，心思都花在了整修沟渠，治理农田上面，于工商业甚少过问。最近几天，才开始查阅各种账簿，打听价格，心中大致有数。巩县在附近算是一个繁华大县，不过地价跟京西路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高。一般的农田买卖，除非是有便利的沟渠旱涝保收，不然一亩也就三四百文。只有那些极是把沃，浇水便利的，才能够卖到一贯以上。跟城里相比，宋朝农田非常便宜，饶是如此，依然还是有大片荒芜。
码头附近属于商业用地，地价要贵得多，大约一亩地要十贯以上。此时盖房，一间的成本约是五贯，那处邸店连地皮带房产，大约值四百多贯。算来算去，扣除房产和地皮这些固定资产，偌大的邸店实际只卖了不到一百贯钱。
这是卖价最离谱的一处产业，王安石决定从这里开刀，处理那些胆大包天的吏人。一下子贪墨了两千多贯，足够砍几个人的脑袋了。
宋朝刑法一般以宽大为原则，但有两个罪名不在此列，比以前各朝加重处罚。一个是强盗罪，另一个就是贪污受贿之类罪名。枉法赃罪，十五贯以上绞。
至太宗朝，官员贪污，被判斩刑的还有不少。真宗朝后，一般不再判死刑，但只要坐实了枉法赃罪，或者贪污公币，处罚依然极重。是以此时的官员中饱私囊，多是向公使钱下手，把这些钱通过各种手段挪到自己的腰包里。真敢向管的官物直接下手的，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文官，多是利用灰色地带，而少有直接贪赃枉法的。
历史上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直接原因就是苏舜钦等人的进奏院事件。当时苏舜钦监进奏院，意气风发，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文人对政事高谈阔论。一日用卖旧纸的钱，招集意气相投的人一起饮酒，而且招妓相伴。因为言语出格，被人告发，御史王拱辰乘机进行重惩。受此事牵连，苏舜钦的岳父杜衍辞相，多人被迫离京，庆历新政很快失败。
虽然后来苏舜钦的同党友人欧阳修等人掌握了话语权，把此事说成冤案，认为是****。实际上按照法律，苏舜钦挪用公款五十余贯，，监主自盗，犯的实实在在是死罪。最终只是把他削职为民，已经是考虑了具体情形，减轻处罚了。
不管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进行改革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条就是援引同党为官。附和我的是君子，反对我的是小人，把政事之争变成了君子小人之争。在君子小人的分野中，把国法律条置于不顾，完全按照朋党行事。君子小人之争愈盛，国法律条便被践踏得越厉害，最终闹到无法收拾。
制度和政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利尽弊显的时候就要改。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照着做了就可以万世不易，得意之时对反对派赶尽杀绝，颠倒黑白，极尽羞辱，那么必然有一天形势变了，就要面临报复。
徐平推行改革小心翼翼，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不去找自己的同路人，而是定下制度来按政策考察，不搞朋党。一个公字，一个正字，是政治中能够立足的根本。
苏舜钦恩萌出仕，后来又中进士，正是意气风发要大用的时候，因为挪用公款五十贯而被削职为民，可见此时对贪赃枉法的惩治力度。后来把这说成政治斗争，是后来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的结果，这个年代，对于这样的案件没有人觉得不对。
一家邸店发卖就贪墨了两千余贯，案子只要定下来，把所有经手的吏人脑袋全部砍了都不够。此案王安石不查，如果被上面州里或者转运使司揭出来，王安石也要受惩处。
再次查看了一遍帐籍，王安石对彭三利道：“依法，此事你若首告，奖赏你一二百贯总是有的。现今衙门里吏人稀缺，办事不易，你写张状纸首告如何？”
彭三利吓了一跳，连连摇手：“小的如何敢做这件事？承买那处邸店的，是以张押司的内弟吴小六为首的几户势力人家，在本县极有势力。我若首告了，不是害了身家性命！”
王安石道：“两千余贯，什么势力人家也是一个死字！你怕死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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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一拍两散
洛河边的一处偏僻小店，路边几间草屋，屋后柳树下拴了两艘小船。烈日下只有知了没命地在叫，路上没一个人影，河里没一片白帆。
店里一张桌子旁，聚了最近被发落出来做杂事的几个吏人。
张押司脸色阴沉得似要滴下水来，一言不发连喝了几碗酒，重重一拍桌子道：“彭三利那厮已经向县里递了状子，首告我监守自盗，把码头边的邸店低价卖给了吴小六！”
一边的宋押司语带嘲讽地道：“彭三利倒是天大的胆子，这种事情都敢做出来，不怕二哥活剐了他！——不过话出回来，押司此事做得太过粗糙，只要有心，谁看不出来里面不对？七十多间房的邸店，五百贯的价钱，除非知县相公是傻的，不然岂能看不出情弊？”
张押司一声冷笑：“你不用兴灾乐祸，知县相公拿我开刀，你们以为躲得过？前些日子发卖县里酒楼邸店，哪个敢说自己清白？我陷进去，你们也逃不了！”
谭节级小声道：“我们是得些好处，可谁敢如此大弄！那店怎么也值两三千贯，押司五百贯就想占下来，委实过于贪心了。此事不须彭三利首告，只要报到知县相公那里，一眼就能看出里面情弊。反正店还未交割，押司只是推作误算，把差的价钱补上就是。”
张押司又倒了一碗酒，仰头一口干了，口中连声冷笑：“好，好，你们现在都要落井下石，看我笑话不是？这是杀头的罪名，我到要看看，最后谁能安然脱身！”
做官的手段，县里的两名押司一般不合，如果关系好了，官员一般会换掉。巩县里的吏人，以张押司为一派，宋押司为一派，各有自己的人马，各有自己的地盘。甚至各乡的势力人家，也是分别属于其中一派的，多年下来关系已经非常稳固。
官员对吏人分而治之，吏人自然也有应对之法。表面上斗得死去活来，私底下时时联络，互相协调，应付着上面的官员。张押司和宋押司，既斗争又合作。
宋押司的势力主要在城内，城外则是张押司的势力大，码头那里的好处大多都被张押司占了。相应的，城内卖的酒楼邸店好处，则多归了宋押司。
知县要对吏人发难，抓了一个张押司，必然会扯出宋押司的事情来，跑不掉的。这个时候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必须要合作应对。
斗了一会嘴，宋押司道：“二哥，事已至此，总要拿出个办法来。此次若是让知县得志，以后巩县再无我等立足之地。不要说富贵荣华，身家性命也难保！”
张押司点了点头：“哥哥如此说就对了！此时危难之秋，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同应对才有活路！只要我们起内讧，知县相公收拾起来，我们便如土鸡瓦狗一般！”
几个吏人见两位领头的押司说得如此郑重，才知道事态严峻，都一起看着他们。
宋押司想了一会，道：“二哥，若是有什么办法，不妨说出来商量。”
张押司看着众人，沉默了一会，才道：“惟今之计，只有鱼死网破一条路！”
谭节级吓了一跳：“押司是说，把知县相公——”
说到这里，手里比了个砍头的动作，连连摇头：“这哪里使得？吏不与官斗，知县相公只要稍有闪失，我们就是诛连满门的罪过！”
“说什么呢！”张押司一拍桌子，“如今清平世界，朗郎乾坤，谁敢做那种造反谋逆的事情！我们只要让知县相公在巩县待不下去，便就足够了！有现在知县的教训，再换一个知县来，必然不敢再追查这些事情！”
宋押司呼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二哥的意思，还是要着落在夏税上？”
“不错，只要夏税收不起来，或者引发民变，知县相公的官还想做下去吗？”张押司目光锐利，手指轻刮着桌子，看着众人。
谭节级小声道：“依着旧例，势力人家的钱粮半月内完足，现在时限已过，这些人家的税赋大多已经收上来了。无非是在各地里正和乡书手那里，专等解到县里。如今剩下的都是小民小户，只要县里一催逼，谁敢不纳？此事不容易做！”
宋朝税赋账簿，势力人家，就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包括官户、上等户、在州县有家人为吏的户，等等，专门立账。到了开始收税的日子，这些人家先交，限半月内完足。剩下的平民百姓，则还有两个月的期限，慢慢催收。
这样做的目的最少有两个。一个是势力人家有钱有势，还有的有权，钱粮是最难收上来的。最开始，官府先向这些人家下手，前半个月集中对付他们。不收上他们的税，其他平民百姓的税就先不收，逼着地方官府不得不啃硬骨头。除了开封府外，各地的势力人家占比不大，一般不足一成，是社会上的少数，孤立起来也容易对付。再一个原因，把势力人家的税赋收上来，可以利用他们，去收其他平民百姓的税，减少官府收税的成本。
这样做一举两得，收大户的税成本低，官府下力气是划算的。一般的平民百姓收税成本高，官府一一去催收不划算，再逼着势力人家去收，税收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
宋朝的税赋科捐，一个根本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从制度上对乡村上等户特别是形势户从严，对下等户从宽。制度上如此规定，哪怕制度执行不彻底，也不会让国家的税赋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