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久美子-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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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赵一看风紧，但却没有扯乎，哇呀呀怪叫着迎了上去。最缺德的就是老赵虽然热血沸腾，却没有神志不清。他也听说过“敢上酒桌的女的都是海量”这句警世名言，极不地道的一把攥住我的手腕大吼一声：“哥们儿，并肩上！”
一切都不对劲了。一盘盘鲜美的牛羊肉被他人送入嘴中，一颗颗滑嫩的鲜鱼丸离我而去，甚至连一片囫囵个的菜叶我都捞不着！我凭着尚存的意志力寻找到那盘被人遗忘的花生米，颤抖着夹起一颗，哆嗦着送入口中，全身心地咀嚼，口腔顿时弥散开一股从未有过的香甜。空瓶子越堆越多，久美子老师的双眼也是越瞪越大。她也搞不懂事态为何会演变成这个地步，也很后悔当初为何不拼力喝下那杯酒，以至于现在这顿火锅宴已经和她这个主角没什么关系了，想必她也学到了一条在中国生存的人生哲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出得火锅店，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很庆幸，我和老赵都还活着。在每人喝下第九瓶时，老赵大喊一声，赢得满堂的喝彩：“不要再喝了！”对面的两位女侠微微一笑，用葱白剔透的玉手将酒杯缓缓放下，轻启玉唇，说了一句：“服不服？”服了，心服口服全都服。这顿颇具喜剧色彩的晚宴终于收场，看得久美子老师是心惊肉跳。
我虽然喝得也是肚子开始发胀，脑袋开始发晕，却好在并无大碍。再怎么说，也是第一次和久美子老师吃饭，说什么也不能有任何不雅的行为以致贻笑大方。大家按照回家路线，分别打了三辆出租车，道过晚安后便分手了。久美子老师现在住在大学的留学生宿舍里，恰巧和我顺道，于是我俩就上了一辆车。一路无语，我沉默，久美子老师也沉默。这个城市说大也大，说小不小。车子在略显空旷的马路上飞驰过两个街角后，便来到了久美子老师就读的那所大学。
久美子老师下了车，我透过车窗向她挥挥手，她也向我挥了挥手，她独自一个人站在冷清清的大门前显得孤单，车子随即驶离。我无意识地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她仍站在那里，身影越来越小，直至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从早上开始，我就马不停蹄地一直忙活到午饭时间，连一丝喘息的功夫都挤不出来。由于日方对图纸作了临时更改，导致生产不得不推翻重来，闹得上上下下的意见很大；但又没有什么办法，日方也一直承诺派生出的所有费用都由他们支付，只要求能够按时保障交货期。我拿着日方新传真过来的图纸跑到车间，和生产车间的几位负责人商讨。他们看过图纸后，一致表示因为改动太大，在之前约定的交货期内是肯定无法交货的，有些新零件的资材还要重新调配，时间上肯定来不及。
电话那头的松冈先生一听就急了，带着哭腔拜托我一定要多多沟通，说什么也要拉“兄弟”一把，因为这次更改完全出自松冈先生的工作疏忽。由于是新开发的客户，如果能够顺利保质保量交货的话，以后的订单量将很可观。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又已经和对方签订了合约，那对于日本人来说，说什么也要履行合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信誉对于他们来说，有时比生命更重要。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脑袋被图纸砸得怦怦作响的日本人来，心里十分同情松冈先生现在的处境。
可是由于临近年底，生产部门本来就排满了很紧凑的生产计划，一环扣着一环。如此突然大的变故，一时确实没有办法进行调整，于情于理都占着明白。这一下，我就被双方夹在当中，承受着来自双方的压力。我既知道生产部门的苦楚，又十分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帮松冈先生一把。说穿了，这单货搞砸了，我自己也得不到半点好处。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苦于没有合适的解决办法，整个下午脑子都是胀胀的。
要说灵感这东西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四点钟左右，突然一个可行的想法浮现出来，我差点从座位子上跳了起来。事不宜迟，我连忙将自己的想法草草地总结成文，拿着它拽着我的部长跑到了生产车间。经过几位现场负责人的斟酌，认定我的想法确实可行，生产这面没有太大的问题，剩下的就要得到日方的同意了。因为这个方案也需要日方做出相应的让步，只要他们能够同意，就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匆匆返回办公室后，我连忙打电话到松冈先生的公司，却被告知松冈先生不在，而且那个唯一会说汉语的中国职员也不在公司。我听了个大概，好像说是松冈先生午饭后就急匆匆地坐着新干线去那家新客户所在的另一个城市商量解决方案去了，而那个中国职员这两天则陪着副社长去了韩国！我这才想起那个个子不高的中国女人是朝鲜族。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往松冈先生的手机打电话也不接，就算是接了估计我也说不清楚啊。我第一次如此切实地感受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也恨自己的日语水平太低。
正当我焦急不堪之时，突然眼前一亮，又有一个救急的办法浮现眼前。对面墙上的挂钟指示在五点一刻，我连忙抓起皮包冲出了办公室，飞奔起来……
从这一刻起，我和久美子老师的距离突然拉近，彼此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直至今天。
三上 施以援手解困忧 报答致谢私心浓 ＇本章字数：3840 最新更新时间：20100810 12：34：40。0＇
留学生宿舍是一座二层楼。灰白色的外墙上已有不少斑驳脱落之处，很多地方攀附着褐色的干枯扭曲的藤蔓。从建筑风格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物，年头可谓久远。
不知不觉的，大学毕业已经两年有余了，跨出校门后，就是每日枯燥重复的工作，如蜘蛛一般沿着既定的轨迹来回往复，一点点编织自己的人生之网。期间心血来潮过一次，约上几个大学室友重返母校看了看，但再次走在曾经往返四年的校园小径时，得来的不是期盼中的那份熟悉感，心绪也没有预想中的起伏波动，那感觉说不清楚。如果不是今天因为急事，突发奇想地跑到久美子老师所在的这所大学来找她，真不知自己何时会再次踏进大学的校园。
我反复在门外踱步，不知该如何是好。从出租车跳下来，我突然察觉到一个很棘手又很实际的问题：我没有久美子老师的联系方式。我在课间休息时曾看过她用手机和别人交谈，可是我并没有问她要过号码，也曾经想过留个联系方式会便于联络，但终究未能付之行动。
不时地，三三两两的金发碧眼的应该是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从宿舍的大门进进出出。看看时间，已快六点多钟了，不知道久美子老师现在是否在这座楼里。我也想直接冲进去，挨个房间找找，或者干脆就在走廊里大吼一声；可这样干实在有些愣头愣脑，会给久美子老师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不好的影响，而且此刻我也被一个人牢牢地盯上了，热辣辣的视线刺得我浑身的不舒服。
她好像是这个宿舍的管理人，一个年纪五十岁左右、身形有些臃肿的女人。第一次她出来倒垃圾时，正好碰见两个俄罗斯女留学生，两个女孩儿都很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她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中老年妇女一样马上打开了话匣，对两个女孩儿问长问短，浓厚的本地口音及如机关枪似的语速直接把两个女孩儿讲晕，最后强行和她说了拜拜，撒丫子便跑。
很不幸地，我与她不经意间四目重合。凭着多年来的“反特”经验，她马上将我这个行为“异常”的目标锁定，她那犀利的眼神让我不得不往大门一侧避了避，先隐匿起来再说。不到两分钟，这位敬业的管理大妈又冒着凛冽的寒风从那挂在大门口厚厚的棉帘后把头伸了出来，四处窥探，其动作堪称典范。好在我仍隐身于暗处，没有被她发现，最终她点点头，满意地把头缩了回去。这下子也彻底断送了我进去找人的念头，更不敢求助于她，那样的话，估计她得把我的身世背景查个里里外外清清楚楚不可。
正当我举步维艰，前也不是后也不是的时候，寒风中打我的身后突然传来低低的呼唤我名字的声音。音量虽然不大，但在寂静的校园里我听得十分真切清楚，那声音当时听来就是天使普世的圣音。一回头，望眼欲穿的久美子老师正站在身后，感动得我差点流出两行热泪来。
两口热咖啡下肚，总算让我被吹得有些发僵的身体暖和过来，每一根神经也活泛起来，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思维。久美子老师带我来到离宿舍不远的第二食堂，在自动机贩卖机买了两杯热咖啡，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我连忙准备掏钱，可手指却僵硬的无法顺利地夹出硬币，久美子老师笑了笑把我推向位子，示意我只需要坐好。
我是来向久美子老师求助的。虽然公司在我的主导下拟好了一个眼下最佳的补救方案，但如果联系不上松冈先生，不和日方达成协议，则丝毫不管用。而眼下关键的任务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让日方知道方案的内容，哪怕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影响最后的结果。一旦松冈先生先与那家日本客户达成了共识或者决定，就更来不及了。
时间就是一切。百般思量之下，我决定把方案内容言简意赅的译成日语，直接通过邮件给松冈先生发过去，电子信箱不必说，手机也给他发一份。我不得不佩服日本的科技发展水平，可以从中国发电子邮件直达他的个人手机，比电脑又先进一步，效率更高。这翻译的重任自然得拜托久美子老师施以援手了。
我中日文掺拌着把事情的原委向久美子老师解释了一遍，对紧急性和重要性加以强调。她听完我的讲述，虽然很理解我的境遇，但面露难色。她也中日文掺拌着告诉我害怕自己的汉语水平不够，加之又涉及一些专业术语，担心自己的翻译出现问题，进而引发严重的后果。我反复向她说明，这里边并没有太多的专业问题，就算是有，我也早把平时使用的工业字典和资料带来了，何况我也能帮着参谋参谋，虽然我不是一线的生产者，但最起码的知识词汇我还是懂的；关键是只要把我方的核心思想简洁准确地传达给对方即可。久美子老师最终答应了我，表示可以一试。
她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了电子字典，拿出笔和本来，我连忙把包里的笔记本电脑拿出来，开启电源，让她直接在上面用日语输入。我在一旁关切地看着，有时还要对某一处内容的意思与她进行确认，以印证对于某句话或者某个措辞她的理解是否正确。她在翻译过程中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个意思模糊的地方，有时还打电话向别的日本留学生确认，直至满意为止。其实她的汉语水平还算不错，尤其是阅读和写作方面。由于日语中也要使用汉字，虽然也有假名，但毕竟对于汉字不陌生，所以在意思的理解和写作上比使用字母的欧美留学生有天生的优势。但这恰恰又是一个劣势，导致了大多数日本留学生的口语比不上欧美的留学生，因为熟悉产生了障碍。
三十分钟后，经过反复确认，久美子老师终于满意的停下来，不再修改，告诉我可以按此译文给日方发过去。她的额头渗出一层浅浅的汗水。我千恩万谢，她反倒有些不好意思。我收拾起东西，也来不及多说与她多说什么就往公司返。
事情的结果却是出奇的完美。赶回公司后，我连忙把译文发到松冈先生的邮箱和手机上，随即又返回车间进一步地完善细节。不到十分钟，松冈先生就打来电话。电话那头的他显得格外激动，他表示如果我方真的可以按照发过去的内容实行的话，日方可以同意方案。他这几句日语我是听明白了，但事关重大，我说你再正式发一份回复来，我们双方再做确认，只要确认无误，我方马上就按此进行。松冈先生连连称是，于是挂了电话去履行程序。
发到松冈先生手机上的译文被他及时看到，马上联系了本公司，得到许可后与那家新客户按此条件商谈，最终得到了对方的承认，总算是有惊无险的把此次突发事件平息，保住了信誉。在邮件里，松冈先生连连向我表示感谢，并夸奖和惊奇我能写出如此简洁又地道的日文，切中要点，让他很好地理解了意思，以致事情顺利地结束。解决完这一切，已是晚上八点半。窗外远处的立交桥上，仍是车流汹涌，红红的尾灯排成长龙，来回穿梭。我掏出手机，输入“一切顺利，十分感谢。”这八个字，按照刚才向久美子老师索要的手机号码发送过去。
由于我反应及时，处置得当，公司和日方都避免了不小的损失。生产车间按照重订的计划按部就班地生产，也没有冲击到其他的生产任务。生产车间的负责人夸我脑子灵，为他们设身处地寻找到一条最佳的解决办法；我的部长也在每周的例会上在其他部门长面前，特别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