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金融预言-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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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预料。由此所产生的危机与我们在本书第1章中讨论的普通的繁荣…萧条转换定然存在许多不同。与其说这种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固有的不稳定性，倒不如说它是地缘政治权力格局演变的结果。如果说普通的金融危机像小震动，那么全球不平衡解体所导致的危机不仅会引起主权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甚至还将引发一场大地震。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感受到的仍然只有震动而没有地震。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受到金融危机的创伤，它们也提高了人们对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甚至英国等诸多国家长期信用的警惕。其中一些国家，尤其是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中海俱乐部”国家的债务违约或许会很快到来，这将威胁欧盟，甚至会使该地区陷入类似于阿根廷在2002年或者冰岛在2008年所经历的那种混乱局面中去。
诚然，这些震动会动摇全球经济。然而，与更大的危机，美元快速而无序的跌落相比，它们小得不值一提。
美元的衰落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达到权力顶峰，它不仅拥有经常账户盈余，而且美元也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签订了著名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在该协议的安排下，各国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挂钩，美元则直接与黄金挂钩。
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比利时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60年，他明确反对以一国主权货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并警告说这种安排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他观察到，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无论是19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的美国，一般都维持了经常账户盈余。就美国而言，这意味着流入的美元应超过流出的美元。
虽然当时这个体系运转顺利，但是特里芬指出，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会产生一种相反的力量，促使美元流出美国。他断言这些压力最终会使美国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并削弱其经济地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必将弱化美元的地位。就其实质而言，特里芬指出美国的需求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需求存在根本性冲突，而这种冲突为美元的衰落铺平了道路。当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违背协议、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时候，特里芬的预言终成事实。
特里芬难题今天依然存在。虽然美元不再与黄金可兑换，但它仍然是事实上的国际储备货币，也正是美元的国际储备需求才导致了今天更大的全球不平衡。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这种安排，即所谓的“新布雷顿森林协议”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可持续，美元也将源源不断地流出美国，躺入亚洲和中东国家中央银行的保险柜里。
事实上，这种不稳定的安排正在释放紧张的信号。2001年，美元在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储备资产中占据了略多于70％的份额。近十年来，随着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盘旋上升，进而失去控制，这一份额到2008年已经下降为63％。2009年下半年，外国中央银行对美元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并对欧元和日元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事实上，2009年第三季度，在新被购买的储备货币中，美元只占了37％的份额，与十年前67％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相反，黄金和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作用则越来越大。
世界各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也表现出了更明显的多元化倾向，开始着手降低美元资产比重。这些国有投资基金，如中国投资公司已经表现出对向来是各国央行外汇储备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国库券的厌恶，而是纷纷将目光移向那些高收益的投资品：从对冲基金到矿物开采权都进入了它们的投资视野。
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仍有可能持续。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美元的衰落将会是一个渐近的过程，而不是突发的、无序的崩溃。或许，美国很可能追随英国的轨迹，霸主地位和货币在未来几十年里缓缓逝去。历史上，1872年左右美国就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然而，直到40多年后，英镑却仍一直是当时世界的主宰货币。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一个净债权国变成净债务国，英镑的地位才真正开始衰落。尽管如此，直到1928年在国际储备构成中，英镑的份额仍然是美元的两倍。
直到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英镑的地位才最终被美元取代。尽管布雷顿森林协议巩固了美元的地位，但是直到1956年，随着苏伊士运河危机和英镑的进一步衰落，美元才最终成为了不可匹敌的国际储备货币。
英镑的衰落整整经历了3／4个世纪，我们有理由期待美元的衰落也会采取这样一种平缓的节奏。不过，这种历史轨迹不应被过分类比。虽然中国目前的地位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类似，然而其攀登全球经济阶梯的速度却是前无来者的。2010或2011年，中国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也会很快将美国从金字塔的顶端驱赶下来。所有这一切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不像美国花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走向顶峰，中国从第二梯队国家发展为全球强国仅仅用了20年。
这就提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前景，美元的好日子似乎已经屈指可数。然而这种突然和无序的美元衰落到底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演绎仍扑朔迷离。历史上，货币发行都或多或少地以金和银为基础，而这种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被彻底割裂。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依赖的不是黄金，而是一种法定货币，它本身没有任何内在价值，既没有贵金属的支持，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固定其价值。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美元的作用和先前黄金的作用一样。正如几个世纪前的国王和银行家，打开自己的金库，发现那些堆积如山的硬币已经化为灰尘。今天美元的崩溃可能只是这个古老故事的现代版本。
如果美国不能控制不断上升的赤字，那么这个故事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虽然中国不大可能拒绝进一步购买美国债券，但是其他一些小国家却正在悬崖勒马。这极有可能引发更多的国家加入停购美国债券的大军，甚至中国也可能被吸引进来，最后分享一点当前系统的好处。然而，对于中国而言，总会有一个维持这个系统的成本超过收益的临界点。
美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美国不能改善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那么危机发生的机率就会上升。人们很容易想象到一种危机上演的情景，尤其是当未来几年美国出现政治僵局时，前景将更难预料。共和党否决增税，民主党否决减税，而通过印刷货币来使债务缩水则极有可能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中间道路，由此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也将稀释美国公共和私人债务。毋庸置疑，这种“通货膨胀税”很可能使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抛售美元，并买入财政信誉更好的主权货币。
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那么美国将为此付出代价。到目前为止，美国仍能够以自己的货币发行债务，从而将美元价值下降的损失转移给债权人。如果这些国家结束美元的“超级特权”，那么压力将由美国自己承担，借款成本将直线上升，消费和投资也将下降，最终经济增长陷入低谷。无论是中国廉价的塑料玩具，还是沙特阿拉伯的原油，进口价格都将上升，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也将大打折扣，而之前，高生活标准曾被视为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美元将变成一个毫不起眼的货币。
然而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谁来取代美元？
人民币是救世主
初看起来，沿着美元的国际化之路，中国的人民币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候选者。很少有其他货币能对美元形成竞争威胁，英镑、日元、瑞士法郎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储备货币。它们可能会为衰落的美元提供暂时的庇护，但是英国、日本和瑞士却是走向没落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讲，欧元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它的持续存在依赖于欧盟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然而事实上，这些欧盟国家不但存在诸多利益冲突，而且许多成员国还面临着惊人的赤字、人口老龄化以及来自于新兴市场的竞争压力。
重回黄金的方案则更不可行。虽然最近关于黄金的讨论再增多，但是以黄金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基础的想法仍属凯恩斯所称的“野蛮的遗产”。虽然黄金可以为崩溃的美元提供暂时的避难所，但它的升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恐慌和焦虑。黄金可以是安全的藏身之地，但却不是奠定新货币秩序的基石。黄金几乎没有什么现实用途，它难以贮存，而且相对于当前的全球经济规模，黄金存量也显得太小。所有这些特征意味着，黄金不是储备货币的良好选择。
这也就是说，如果各国政府为了压缩债务而过度发行货币，进而触发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那么黄金的价格会急剧上涨。但是就算这种情况发生，各国中央银行也不太可能过分追求稀缺的黄金。它们更有可能会选择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以抵抗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当它们试图抛出法定货币和纸币的时候，它们可以购入实物资产。
这就使得人民币成为了美元的长期替代性选择。目前中国看起来就像美国达到权力顶峰时的那样，它拥有大规模的经常账户盈余，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贸易国家，只有少量的预算赤字，并且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没有太多债务。中国已经采取了微妙的行动来挑战美元的地位，例如，她允许香港的金融机构发行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中国公共债券，这就向创建一个区域性的债券和货币市场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中国财政部的发言宣称这体现了“促进和提高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世界地位”的努力。
中国也采取了其他步骤来巩固货币权力。她与包括阿根廷、巴西、白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已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她也说服了一些贸易伙伴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换言之，贸易结算将以人民币计价。这看起来或许是件小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前，大多数贸易结算均使用美元，即美元发挥着国际贸易“记账单位”的功能，即使贸易本身不涉及美国，也同样如此。这种情况类似于一个世纪以前给予英镑的尊敬，反映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实际和象征性的地位。如果人民币能够在国际贸易结算中获得更广泛的接受，那么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将被弱化。
目前，人民币正面临着一场成为世界主宰货币的战斗，然而中国并不想过早开战。因为那意味着中国需要让人民币汇率变得更加灵活，并让它以较之以前更大的幅度实现升值，进而导致其出口商品价格上升。此外，中国也需要实施她可能不愿意进行的改革，即放松资金流入和流出限制，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最后，中国还需要加速国内金融改革，发行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虽然中国希望为人民币谋求更高的地位，但她并不急于让人民币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在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一种十分独道的见解，他认为可以用一个新的超主权货币即特别提款权（SDR）与美元竞争。这种准货币，于1969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创立，该货币并不能像美元和欧元一样用于流通和交换，而仅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使用的一种记账单位，它的价值则由四种货币以一定的比重加权得到，其中美元的权重最大，之后依次是欧元、日元和英镑。特别提款权的持有者对“货币篮子”中的货币拥有索取权。这个工具有多种用途，其中最明显的作用是履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
“货币篮子”中各个货币所占比重每五年重新计算一次，周小川的论断清楚地表明中国希望把人民币纳入其中。然而，希望参与其中并不代表着希望操纵局势。事实上，周小川极力主张创造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新国际储备货币，并使之在长期内保持稳定，从而解决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为说明这一点，他还特别引述特里芬难题作为论据。
在这项主张中，周小川回顾了国际货币体系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那年，凯恩斯促使与会者考虑创造一种全球超主权货币，并称之为“凯恩斯国际货币单位”。按照他的设想，这种货币的价值可以与约30种基本商品的价值相联系。然而美国反对这种方案，并推动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周小川认为这是一个致命错误，他声称凯恩斯的主张是富有远见的，而特别提款权恰恰可以将他的思想复活。
到目前为止，让特别提款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