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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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３沈从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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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穆时英》，《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１９８４年版。《一个母亲·序》，上海合成书店１９３３年版。⑤《废邮存底·元旦日致〈文艺〉读者》，《沈从文选集》第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废邮存底·给一个写小说的》，《沈从文选集》第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367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①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独立”与“伟大”，就在于能够因此“于政治、宗教之外”所具有的“一种进步意义和永久性”。②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而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结果，却使得一部分作家“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③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和现实政治作紧密的结合”，还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表现人生，判断它的标准不只是看它表现了什么，而是那个作品本身！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认定一切理论的辩难都不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拿出作品说话！
在３０年代特定的中国环境中，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不能不使他置身于左、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之中，他对文学独立性的要求，在他与胡也频、丁玲办《红黑》时就已经有了的，只是由于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严重注意。到１９３３年，随着他在文坛上地位的上升，并被视为北方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便被卷入一系列的论争之中。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指陈文坛上的一种不良风气：一些从事文学者以“玩票”、“白相”的态度从事写作，其意却不在文学。一方面，他们对写作缺少严肃认真态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又作文自吹或相互捧场，“力图出名”、“登龙有术”。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平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只与平庸为缘”。由于这类人“实占作家中大多数”，败坏着文坛风气，以至想望中国产生伟大作品，实近于幻想。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年轻人，应从这种态度中摆脱出来，在“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作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
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身居上海的杜衡的不满，并在《现代》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联系沈从文曾一再提过的“京派”与“海派”之说①，为“海派”辩护。他援引鲁迅的话“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的，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也似乎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作根据，认为北方作家“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有失公道。
针对杜衡的指责，沈从文于１９３４年１月写了《论“海派”》一文，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引申为“投机取巧”、“看风使舵”，如当时的曾今可等人。他举例说：如旧礼拜六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文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摄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文章还进一步明确将“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排除在“海派”之外。同时指出，“海派作家与海派作风，并不独独在于上海一隅”，在北方也同样存在。
沈从文与杜衡的争论，很快引起了京、泸文坛的关注，并受到鲁迅的注意。２月３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以栾廷石署名，发表题为《“京派”与“海派”》的文章，一方面，指出杜衡对沈从文本意理解的不确：“京派”与“海派”
“并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其实，沈从文也并非以居住地域作为划分标准，“海派”只是某种文坛风气的代名词；另一方面，鲁迅将原先的争论加以引申——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餬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①一月，当《论“海派”》发表时，沈从文正在返乡途中。待他回到北平后，才知道“京派”与“海派”问题的争论已引起许多人注意，一个月之中已有许多文章在各种刊物上刊登。沈从文从朋友处和图书馆里，翻阅了这些文章，结果都使他失望。他起初期望通过这问题的讨论，“或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恶势力相呼应的海派风气”，或是“消极方面能制止这种海派风气与恶势力相结合”，不料事与愿违。２月１７日，他写下《关于海派》一文，宣布自己放弃这种论争：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都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因此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者虽然已看清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者照流行习气作着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论争中，鲁迅和沈从文各自对对方的态度：沈从文存心避嫌，将鲁迅等作家、编辑与“海派文人”明确加以区分；鲁迅则未始不含将沈从文归于“官的帮忙”的京派文人之意，这就隐伏下随后而来的论争的因子。其时，国民党正加紧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文化围剿”。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９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党部之令，查禁了１４９种书籍。其中，大多是左翼作家的著译。２月２８日，沈从文写了《禁书问题》，①对国民党当局“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的行为提出批评。针对国民党当局所谓维护“社会秩序”、为“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着想的种种借口，文章表示“难于索解”，要求当局作出“比‘迹近反动’的措辞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否则，难免使人将这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因为这些作品被禁的作家“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他们在贫病交加的处境中，为民族“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指斥时弊，提出民族复兴的意见，“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而政府当局却“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
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它毫无所得。如目前这个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在是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它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影响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作”了。
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国民党控制的刊物攻击。上海《社会新闻》６卷第２７、２８期连载的一篇文章说：我们从沈从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从文的立场是什么立场了，沈从文既然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那沈从文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主张，又何待我们来下断语呢？显然，《社会新闻》对沈从文作出了站在共产党立场、提倡普罗文学主张的裁决。在当时，这是一款可以致人于死命的“罪状”。针对《社会新闻》的攻击，施蛰存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著文，为沈从文辩护。
沈从文先生正如我一样地引焚书坑儒为喻，原意也不过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实为殷鉴，出之审慎。……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之不得已，然而他还希望政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的办法。
施蛰存的辩词又引发了鲁迅的批评。７月５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发表了鲁迅以杜得机署名的文章《隔膜》。文章援引古代史实，说明历代统治者是不准人“越俎代谋”的。而进言者由于不明统治者心理，自以为“忠而获咎”，这就是“隔膜”。最后，鲁迅画龙点睛式地点明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很为“忠而获咎”者鸣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①这“忠而获咎”者自然是指沈从文，里面仿佛晃动着“京派”是“官的帮闲”的影子。在《禁书问题》一文中，沈从文将国民党与政府加以区分，表示对国民党的政策“我不想说什么话”，只希望将被禁书籍提交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重新加以审查，”虽然也不免带几份天真，“忠”则未必，“帮闲”之讥实属太过。施蛰存从朋友安危出发作出的辩护，在当时环境下，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忠而获咎”角度辩护，也难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之嫌。
一年后，即１９３５年８月，沈从文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对上海出版的各种刊物进行了综合评述，对幽默小品的盛行提出了较多的批评，指出《论语》给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相去一间就是“恶趣”；《人间世》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宣传小品“比任何东西还重要”，文章便慢慢转入“游戏”。沈从文问道：“２０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