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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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资本是商业的核心问题，也是读者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保险业在社会中的整体形象
讨论这个问题的主体是我们自己，客体是保险，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就是保险业在社会中的形象。但我们所讨论的“保险”是同一个概念么？用上文的话说，是“卖”的保险还是“买”的保险？
让我们首先将保险的概念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保险，即“大数定律”原理下通过汇集资金来分散和分摊风险损失的传统商业保险。广义的保险，我们将其定义为要同时承担“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的商业保险。
笔者相信，这两种不同的保险概念，对我们社会中的不同人群产生了不同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印象，这些印象长期以来被相互混淆，严重影响了狭义保险在社会中的形象。
对于确实需要商业保险的人来说，自然希望保险是“买”的保险，比如我们开车上路时不敢不买的三责险，出门旅行时以防万一的意外险，孩子出国留学时不能不买的医疗健康险，为了改善我们的退休生活质量的年金保险等等，对于这些“买”的保险，公众的合理的预期是，保险公司所收取的保费大部分都能返还给客户，而不是将这些保费的近一半甚至更高比例的钱用于支付销售、管理和其他环节，不是用客户交的保费来解决数百万营销人员的就业问题，更不是用保费来维持保险公司高管和专业技术人员在金融服务业中的高薪及社会地位。而社会公众和潜在保险客户最容易接触到的保险，往往是“卖”的保险，是代理人不厌其烦的电话联系、直接敲门，甚至通过请吃送礼或利用亲友情面等途径向大家推销的保险，这类保险是不受公众欢迎的，人们对此避之不及。而当这类保险的比例远远超过“买”的保险，人们也不留意区分“买的”和“卖的”保险时，公众对商业保险的信任感就崩溃了。
对于保险行业的管理者来说，自然希望保险业能够像银行业和证券业一样，构成我国金融服务业的支柱之一，能够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三大功能”，希望“做大做强”。但在如此宏伟和美好的目标下，更需要研究商业保险的三大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否总是相辅相成，比如，商业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成本是否会影响其经济补偿作用？还有，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强”？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把握不清楚，也会严重影响商业保险的社会形象。
总之，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与商业保险的社会形象相关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保险究竟是“卖”的还是“买”的，现行的保险营销体系是否具有传销属性？
三、保险监管的伪命题
作者指出了保险监管的两个典型问题：其一是严厉的监管与保险业的发展似乎是一对矛盾；其二是分业监管似乎已经落后于保险控股集团的综合经营模式。
第一个命题的表述恐怕是错误的，是个伪命题。如果严厉的保险监管会遏制保险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本身值得反省，或者是监管的目标和方向有问题。
事实上，发展我国保险业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一套健全的保险监管体系，包括建立监管法律体系、明确界定监管者的监管职责和监管目标，建立实现监管目标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标准，即市场游戏规则，以及落实这些制度标准的监督保障体系。逐一梳理这些要点，我国保险监管体系确实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关于监管法律，从200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新版《保险法》，已经是1995年版《保险法》基础上的第三次修改。但该法的基本架构仍然是将属于私法性质的“保险合同法”与属于公法性质、用于监管目的的“保险业法”或“保险监督管理法”合二为一，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无法在《保险法》中明确监管者的监管目标是要保护保险客户的利益。因为现行《保险法》的性质决定了，它要公平对待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利益。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国保险业已经落后于商业银行业，后者在2003年就实施了专门用于授权中国银监会实施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监督管理法》，区别于私法属性的《商业银行法》，在监管法中明确了商业银行监管的目标是“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而不仅仅是“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监管者的职责，中国保监会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2003〕61号”文（《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授权，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的管理机构。实际上，中国保监会一直承担着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机构的双重职能，包括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监事会的日常工作。与我国商业银行业相比较，中国银监会却不需要承担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出资人的管理职责，后者由控股方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承担该职责。虽然我国于2008年底颁布了《企业国有资产法》，但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我国金融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和管理者的责任问题。其所导致的后果是，中国保监会在制定保险业的经营规则和监管标准时，需要很好把握维护保险业的稳健发展大局和保证国有保险公司的安全经营，制定监管政策和措施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至于作者提及的第二个问题，即分业监管落后于实际中的集团控股模式下的综合经营问题，笔者则以为，实质要重于形式，通俗地说，分业监管与综合监管，无非是一种监管协调机制，将现行的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合并为一个“金融监管局”之类的机构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未必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提高，就像现行各监管会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未必很高一样。反之，要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提高监管工作效率，也未必需要通过合并机构来实现，举例来说，建立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标准，就是要有一套协调一致的、适合于各具体金融服务领域的特殊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这项工作在理论上是由我国财政部牵头，但具体标准的制定则需要各监管机构组织行业内的技术力量来支持，这项工作非常重要，需要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但不是通过合并机构等形式化的调整就能完成的。在更高层面，则涉及到建立适应未来新的金融环境下的《金融控股法》等大量繁重而具体的工作。
无论如何，笔者以为，作者所总结的这三个问题还是点到了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顺着这三个方向的深入思考和研究，都将有利于我国保险业的监管发展。
笔者自己的初步研究结论是：我国社会公众需要商业保险，我国市场经济离不开商业保险。由国家和政府主办的社会保险无法代替诸如上文所列举的社会公众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即使从资金融通的功能看，寿险公司资产的长期性质和特点，也不能被商业银行、更不能被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所替代。也许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上文曾提及的、笔者所进行的关于对我国商业保险满意程度的问卷调查中，虽然被调查者普遍对我国保险业的满意度不高，但大多都没有否定商业保险，在［…100，100］的分值判断中，普遍给出了30～40的分数。据此可以判定，商业保险必将在我国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
这是一个重要而严肃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才有可能继续探讨和研究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问题。
作者的这本书，当然不是解决我国保险业发展问题的方案。但确实是一本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保险业的书，一本用独特视角讲述中国保险商业故事的书，书中有大量的描述和判断或许不够严谨，但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平时不大关注的人和事，是一般保险书籍所不具备的，有助于从不同角度思考中国保险业的问题，值得推荐。
谢志刚
2009年9月上海
前 言
追寻向上生长的力量
“我也是画家。”
孟德斯鸠于《论法的精神》中，如此定位自己记叙社会制度万象时的角色。
时间跨越260年，翱翔于万里南空，身处上海至广州飞机座舱的我，沉陷于中国商业保险90年的跌宕起伏，挣扎于视角与定位问题。
机舱中，再次翻开孟德斯鸠，我豁然开朗。
2009年6月刚刚辞世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于其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中，兴起和衰退已经形成规律，从十三四世纪意大利热那亚开始，不断在荷兰、英国和美国身上演绎，此起彼伏。
曾经辉煌，历经沉沦的东方古国，承接谜一般的兴衰轮回，仅用一个甲子的时间，就创造了这个国家百年奋斗史上的奇迹。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已经拥有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CBC），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China Mobile）等大型公司。2009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上榜43家，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有34家。或许没有一个国家比日本更能体会其中复杂的情绪。仅仅20年前，这个国家曾占据了1989年10家市值最大公司中的8家！
流星，抑或恒星？除了人口红利、城市进程，以及双高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因素似乎看不到尽头。
中国经济奇迹的洪流，裹挟着稚嫩的中国商业保险滚滚前行。短短30年间，中国人寿（China Life）的市值已经位居全球寿险行业之首，另外一家非国有企业，中国平安（Ping An）也跻身2008年《财富》杂志全球企业500强之列。
究竟是市值泡沫，还是真实增长？究竟是统计数字的幻觉，还是制度进化的嬗变？究竟是竭泽而渔式地对保险资源的掠夺式开掘，还是一股可持续发展的向上力量？
没有历史的眼光，就不会有客观的结论。溯源与回顾，过去30年的风起云涌绕不过去；并由此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只有纵切中国商业保险90年的历史断面，或者才有可能逼近于时间的真实，尽管以此归纳结论依然困难重重。
20世纪70年代，冷战坚冰重重。
1975年的一天，一架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舱门打开，走下一位50岁的美国商人，悄悄扣响“红色中国”的大门。这位访客的来意独特，不为游览北京的长城，而是谋划做一笔生意。他巧妙地用了“加强合作将会如何有利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之类的套话，意图匹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后，中美关系破冰的政治言语。
种瓜得瓜。17年之后，他获得中国市场唯一一张寿险独资牌照；甚至30年后，在他被老东家抛弃之时，2005年他依然被中国方面授予“马可·波罗奖”，表彰其为促进中美交流做出的贡献。
这位被中国前WTO谈判代表龙永图称为“中国真正的好朋友”的人，就是曾任美国国际集团（AIG）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叱咤风云于保险界的格林伯格（Maurice R。Greenberg）。
龙永图曾评价：“AIG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格林伯格。”
对于中国，尤其是上海，格林伯格和这家公司有着特别的中国情结，因为这里留有AIG创业发家的“根”。
但是，前缘难续。1958年之后，中国内地就不再有商业保险。20年间，保险公司关门歇业，人才散失殆尽，仅余海外业务延续香火。这几乎就是一片商业保险的不毛之地！除了格林伯格稀缺的“归根”相思之外，几乎无人会关注中国，更遑论中国商业保险。
传奇恰恰就此写下。
就在这片被中断的土地上，短短30余年间，中国的商业保险不仅被唤醒，而且诞生了超越AIG的中国巨头。
究竟是谁，什么力量演绎了这样的惊天大逆转？《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认为：“休谟希望得到的和平、自由与公正，非来自人们的善良品性，而是来自（健全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即使是坏人，在他们追逐各种事务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时，也为公共的好处做了事。”
神奇的制度！时势造英雄，皆于斯般。
不过，如何评价中国商业保险改革开放之后30年之制度发展，我与当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学习和工作时的老师谢志刚教授却存有不同。2009年春节，于其宽阔书房的一角，我们一起讨论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