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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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绝望？庄子精神与进化论的揉合是鲁迅思想的基点，对于启蒙理念，鲁迅根本上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而是根本不可能；鲁迅并非根本不想唤醒民众，而是知道民众根本无法唤醒。以为启蒙本身对于人类生活终归是一场灾祸，与认为启蒙根本不可能，完全是两码事。鲁迅对启蒙的绝望怎么就后现代地深刻了？
以为凡高等动物，都从幼到壮到老到死地过去，希望在将来，老的、旧的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无异于说“希望”原则是生物性原则。希望的根据基于自然生命法则，生命的自然代谢就是历史的价值尺度。恰是启蒙诉求的价值依据。希望的意义就在生命的自然更进，这是一种什么了不起的思想？难怪鲁迅笑嘲启蒙同仁说：“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不过是于黑暗捣乱。……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玩”（《两地书》）。由于生命的伸展场所——历史是恶的，生命的希望就必然与恶相关联，但看透了恶有最后的力量的冷眼知道启蒙最终不可能，反抗恶就不过是“玩玩”。鲁迅自己承认中过庄周和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倒不是说着“玩玩”。
怎么能这样理解鲁迅？鲁迅蕴含着光明希望的反抗并非真的只是“玩玩”，只是一种“空洞”的希望。不能把鲁迅随便说说的话当真，应该看到鲁迅的真精神，他用自己的生命肩起黑暗的闸门，真的希望下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听未经生活过的”（《呐喊，故乡》）生活。十年苦闷、彷徨也没有能吞噬鲁迅对希望的信念，他坚毅、勇敢、不畏强权、令人感动地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鲁迅一生践行了他的无路可走也要走的原则：“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墨翟光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是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二便是‘途穷’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两地书》）。
在十年彷徨和苦闷中，觉醒的冷眼看透一切，绝对不会轻信任何一种未来的许诺。既然如此，鲁迅为什么又要坚定地侈谈希望？如果鲁迅关于希望的表白与众不同地深刻，乃因为其中有地道的绝望、他的希望究竟何所指呢？是不是清醒的冷眼早己看到，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成为旧的生命，因而自己不乐意去？是不是“觉醒”的他清楚地懂得，生命永恒循环实际意味着生命本身无聊得很？如果鲁迅真的意识到生命的自然更迭就是无聊，又何以可能谈论新生命的希望？
不能说鲁迅没有资格来淡论希望，尽管他的希望以生命的自然更迭为根据因而终归无聊得令人绝望，但他“肩起了黑暗的闸门”，人们就得倾听并称项混乱、贫乏、苍白的思想，这是一种交换的代价。
鲁迅如何肩起黑暗的闸门？
中国的恕道讲不报复，以德报怨、宽容，结果是纵容恶人，使恶人得救，又来作恶。要反抗恶就得变成恶，而且恶得彻底，这就是肩起黑暗的闸门。
恶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样让生命退出历史时间，生命不可能不沾恶。任何一种严肃的思想、一种真正的哲学，都不可能不认真对待恶。所谓“黑暗”就是现世中的恶，鲁迅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是否意味着成为恶的思想，而非认真思考克制恶？一直传说鲁迅那里有一种哲学，为什么后来的知识人要自己哄自己？
据鲁迅说，宽恕、柔顺、谦逊都不过是杀人者要人不得还手，因此，他教诲人刻毒：“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故事新编·铸剑》）人们解释说，鲁迅不想“放鬼债”，都是针对生活中的敌人，针对敌人总没有错。鲁迅精神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非哲学性的；政治的事情就得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找们的朋友”：“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敌人，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明友了”（《商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既然如此，人们称颂他为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思想富有政治性、战斗性就变得伟大了？政治性的思想难道就非得如此恶？传统的吃人以礼教为口实，如今，为了未来的幸福和光明地作人，也得吃人。鲁迅改变的只是吃人的口实，屈从的却是吃人的事实。这是否就是“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实际含义？
“肩起黑暗的闸门”毋宁说是鲁迅对自己黑暗的心的一种文人化描述。思想史家们纷纷说，这颗心灵全然是为了中国人的未来才黑暗的，为了中国未来的光明而牺牲了自己。人们只能斥责这闸门太黑暗、太沉重。鲁迅的心变黑是一种光荣栖牲。他敢怒、敢骂、敢笑，在黑暗的中国，又有几个人这样敢于？正因为鲁迅如此英勇，他的精神才堪称伟大。何况鲁迅自己为此极度苦闷、悲哀：“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华盖集题记》）。鲁迅精神的伟大，也在于他的自知之明，懂得所有的良善都是虚假，而他自己为了肩起黑暗的闸门，灵魂越来越阴毒：“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鲁迅书信集》，上册，页61）。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鲁迅不去作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斗争？如果鲁迅真的作过出人意料的努力，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不能？
一种思想晓得并公开承认了自己“无聊”、“阴毒”，并不因此就值得称颂。至于“勇气”，也不是某种精神或思想堪称了不起的基本标志。再说，肩起黑暗的闸门必然导致心灵的黑暗？肩起黑暗的闸门，就是承负恶：曹雪芹的新人已经懂得，现世恶更多是日常性的。认真来讲，每一良善、敏感的心灵在生活中都得肩起黑暗的闸门。如果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心灵本身不是黑暗的，如果这心灵对恶有尖锐的敏感，肩起黑暗的闸门就不会成为闸门本身（陀思妥耶大斯基和卡夫卡就是例证。肩起黑暗的闸门导致心灵的黑暗这一结果，已经包含在其前提之中：黑暗的闸门是由一颗黑暗的心肩负起来的。鲁迅自己承认，“为了我背负的鬼魂我常感到极深的悲哀。我摔不掉他们。我常感受到一股压迫着我的沉重力量”（《坟？写在后面》）鲁迅在谈及蕴含希望的反抗时的“玩玩”云云，绝非“玩玩”，他是当真的。所谓“玩玩”出于无可奈何，“玩玩”者虽然在为未来的光明献身，作把自己的血涌出来饲别人，却由于自己的心灵的“黑暗”，血成了阴毒。鲁迅的自知是真的，因自己饲人的血带有阴毒而对自己绝望。
如何与自己的绝望搏斗？除了通过小说叙事描绘鬼魂的自我，就是对世态热讽和冷嘲。无论哪种方式，都是鲁迅自称的无赖手段。鲁迅精神的个人品质可能是苦楚，因意识到自己心灵的“阴毒”而苦楚，狷狂和冷嘲是苦楚灵魂的鸦片。鲁迅说要救人，也许要救的是自己灵魂的阴冷、可是，除了鬼魂的自我刻画，冷嘲和热讽，鲁迅找不到别的东西来滋养灵魂。
为什么找不到？因为世态的炎凉、历史的冷酷？现实的法则就是心灵的法则？心灵没有自在自为的力量？雨果、安徒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体味过世态的炎凉和历史的冷酷？他们靠什么承负现世恶？找不到更好的东西来滋养灵魂，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灵魂根本不愿意去寻找？
传说鲁迅灵魂中的阴毒有其私人原因。鲁迅小时候活得像王子，家世变故，就被人看成了叫花子，从此开始”恨这个社会”：“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理解鲁迅的人说，鲁迅的精神因此而“早熟”。然而，一个人的精神只能如此“早熟”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早熟”为什么就不是这样？难道中国人必须如此“早熟”？曹雪芹大概也经历过从王子到叫花子的变故，为什么他不是如此“早熟”？退一万步说，对这种早熟是不是也应该称颂呢？
如此“早熟”不过是心灵的一种自我毒害，它源于一种怨恨情态，这种情态使人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价值盲并形成相应的价值判断。鲁迅的灵魂在怨恨中早熟，怨恨的毒素已经把人灵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噬蚀净尽，空虚的灵魂除了鬼魂的自我刻画、冷嘲和热讽，还能向往别的什么高贵的精神？深切了解自己的鲁迅能不对自己绝望？在怨恨中“早熟”的灵魂不可能倾近高贵的精神，基于怨恨的人道精神的爱，也不过是朝所恨的对象打击出去的一张牌。
一个人因偶然的不幸陷入怨恨和形成反驳爱的异议后，目光只会落在人的天性中最自然的、人人都有的方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懂得生活在希望之中的含义和实际的情形？
生活在希望中，就是从自己身上获得在黑暗中对某种东西的信念，这种东西可能只是一种灵感，一种心灵的欢愉，或一次狂喜。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信念只能在美德的配合下生成，美德的原则游移于某种善意和鼓动之问，永远是本神秘。善意是我们能做的唯一的、积极的奉献，而鼓动的核心却在我们的能力之外的领域，在那里，价值是神圣的馈赠。①
①马寨尔：《漂泊的人——希望形而上学导论》1962年版，第63页。
在现世恶中承负恶而又不被恶吞噬的希望，来自上帝在现世恶中受苦的爱。领承这种爱，首先要求人的灵魂对神圣美好的东西的谦卑和恭顺。既然怨恨已经占据了整个灵魂，鲁迅所说的希望实际上是坟墓，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鲁迅说得很清楚：“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坟？写在后面》）。
明知自己的灵魂是“坟”，还要救人。鲁迅放下手术刀，操起文笔。他不仅用“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的狂热，以及“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去抗拒自己灵魂“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鲁迅还要呐喊“其首在众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坟·文化偏至论》）。鲁迅不仅自居为光明未来的“新人”；还要为未来的中国精神开启新的道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力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以后也该永远有路”（《热风？生命的路》）。既然对自己已经绝望的鲁迅明明知道这条”践踏”出来的路的尽头是“坟”；他怎么可以鼓励我们在“践踏”的路上不哭也不返，跨过去，奋勇前行？既然宣称自己都“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杭，倒是真的”（《两地书》），为什么鲁迅并不吝惜自己的笔墨？“肩起黑暗的闸门”不是成为黑暗的闸门，又是什么呢？
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极少，认为“一个人正在写作的时候，会有许多虚伪的手向他伸过来”（《诉讼）附录》，前揭，页239）。临终前，卡夫卡要朋友把各种手稿、日记、书信一概焚毁，他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对那些追求信仰和精神健康的人有益，尽管他本人以极端认真的态度承负现世的恶。卡夫卡首先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提供生活忠告；他感到自己的作品中有令人感到寒冷的东西。比起卡夫卡的自知之明，鲁迅是不是根本算不上有自知之明？鲁迅因批判国民性而成为国魂，这国魂是否就是他批判的国民性自身呢？如果不挪开鲁迅精神这道“黑暗的闸门”，中国精神有指望见到光明的未来？
十
“至于要反抗，倒是真的”。卡夫卡恰恰最为惊惧这种反抗。卡夫卡苦涩的深思写道：“摧毁这个世界只有在两种情况了才是我们的任务：一，如果它是邪恶的，也就是说为我们所厌恶的；二，如果我们有能力摧毁它。第一种情况在我们看来已经具备，第二点我们没有能力”《日记书信选译》，页222）。人的自由意志的无能正是卡夫卡在《诉讼》中所表达的：人在漫无边际的恶中辨不清方向。卡夫卡的胆怯、惊恐乃至绝望，最终没有像伊凡那样勇于担当恶，也出于这一原因。以恶来担当恶，当然不能使人摆脱恶。卡夫卡甚至绝望地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