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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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外国的商人和商船进入英国经商的自由，也在英国受到了很大限制。例如英国17世纪中期颁布的航海条例规定，非经英国政府许可，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必须用英国的船只运输英国从其殖民进口的商品；欧洲货物必须用英国船只或原商品出产国的船只方准运入英国港口和殖民地。为了贯彻其航海条例，英国不惜与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荷兰进行了3次战争，直到荷兰承认了航海条例并从印度退出为止。
这样看来，就是英国也并不是一个很“对外开放”的国家，它对外国商人和对外贸易也有很强的限制。至于18世纪以前的英国和中国到底那个“开放程度”更大一些，这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国的兴盛决不是因为它“对外开放”，中国的衰弱也不是因为对外不开放。
英国的例子在欧美国家中具有典型性。我们在第七章中已经说明，其实西方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是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达到经济上富强的地位的。
那么，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近代的富强到底有没有对外经济关系上的原因？回答是：当然有。但是，这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不是因为它实行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而是因为它在一个许多国家争夺霸权的环境中，依靠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政府力量有意识地培植并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以增强国力，其目的是为了对外夺取政治、经济、军事以致领土上的霸权。
我们不要忘记，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是与地理距离成反比的，在产业革命以前的技术条件下尤其是如此。整个欧洲的面积与中国不相上下，而英国的面积不过24万多平方公里，只不过比我国的广西稍微大一点。欧洲内部也没有什么严重妨碍交通的地理障碍。这就使欧洲内部在中世纪就发展起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就象在秦始皇以前中国东部地区各诸侯国间就有了密切的贸易往来一样。而在外部，欧洲与中东、北非合成一个贸易圈，它外面基本上被大洋、沙漠和北方的荒原包围，直到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止，它与外界都极少有贸易往来（“丝绸之路”是例外之一）。
而在相当于欧洲的整个中世纪的时期中，中国都自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贸易圈；不过中国周围的某些近邻国家也可以算在这个东亚贸易圈之内。从秦以来，这个贸易圈的中心和主要部分——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而欧洲贸易圈的政治统一（或政治“一体化”）一直就没有实现过，只是近年由于欧盟的发展才显露出初步的苗头。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贸易圈在1500年中一直处于不断的政治纷争甚至战乱之中，其局势酷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前夕，西欧形成的几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使各国之间争夺领土和霸权的斗争更趋激化。英国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和各国争霸所运用的战争机构以使用刀剑的武器技术为基础，这种战争机构的经济支柱只能是农耕经济，争霸中的实力取决于“耕战”政策的成效。以后两千年中国虽然经过多次战乱，战争机构的这个基本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忽视工业的经济政策，使用机器更是被看成是于国无益的“奇技淫巧”。
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各国的争霸斗争中，战争手段越来越变得以现代火器为主，欧洲的地理形势也使海军和海运对西欧国家的强盛日益重要。在这种环境中，一国在夺取霸权斗争中的实力取决于它持有的金银等贵金属，有了这些贵金属就可以随时向有贸易关系的中立国购买军队需要的武器、船只以致食物。而要增加本国持有的贵金属，就必须发展工商业。正是这种极力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导致了鼓励发展机器生产的政策，促进了近代英国的产业革命。
为了提高本国工商业中的生产和经营技术，英国在16世纪收容尼德兰、法国和德国受迫害的新教徒，从而得到了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和富有的商人；更重要的是，英国运用现代的专利法保护和鼓励本国人发明和采用新技术，并把工业生产技术和技术工人看成是本国最宝贵的财富——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还不准本国的技术工人自由移居外国。
这样看来，英国近代工商业之所以发达，之所以首先实现了工业化，除了因为英国在群雄争霸中处于岛国的有利地理条件之外，还因为英国大力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特别是促进工商业的技术进步，因为英国在这个基础上采取了对外实行经济以致领土扩张的积极进取的政策，这种对外扩张的政策一直发展为近代的殖民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富强并不来源于“对外开放”，它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对外很封闭的政策。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的保护主义不是单纯为了将自己与外国隔离开来，而首先是为了发展使用先进技术的工商业。
将英国与中国古代晚期作比较，就知道不能以开放不开放来论中国与英国的不同。如果说这两个国家有什么明显不同，那倒是在于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向海外殖民的概念。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过征服海外殖民地的打算，也就没有采取过这样的行动。
另一个明显的差别在于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过夺取海上贸易霸权的意图。其实中国自宋代以后发展起了很频繁的对东亚、特别是对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由此而繁荣兴盛。当时广东的广州和福建的泉州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只是在相当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明中叶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武力作后盾的商队强占了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中国商人才丧失了在对东亚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而中国东南沿海的那些商业城市因此而衰落。由此得出的教训只能是：由于中国不想以政府的武力支持抢夺海外市场，中国才落后了！
中国古代末期和近代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不想发展现代的科技和现代的企业。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还对开办以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横加限制。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前，清政府规定开办以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要政府特别批准，原因是怕外国人进入中国开办企业，这大大限制了中国民间现代技术企业的发展。清政府还长期不准修筑铁路，理由是这会造成挑夫之类的人失业，有利于侵入的外国军队运兵，等等。这与英国鼓励发明和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了最明显的对照。
西方强盛的真正经验也就是中国衰落的真正教训。这个经验教训只能是：在16世纪以后的世界上，一国能否取得经济上的发展和国际上的强国地位，取决于它能否发展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武装本国的工业和军队，能否以政府的组织和保护来大力促进本国的工商业，能否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手段进行货真价实的对外斗争（欧美国家的这种对外斗争其实是对外扩张）、至少也是对外保护本国公民的产业，以便通过富国强兵而夺取世界霸权。
根据这种经验教训，绝不能把中国近代的衰落和虚弱简单地归咎于“对外不开放”，而应当归咎于中国从来就没有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传统，归咎于中国没有向海外进取和争霸的意识，没有靠发展和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增强经济和军事上的国力的意图。
第九章 “外向型经济”的误区
本书第一章点出了两种有害于中国今后发展的错误观点，其中之一主张尽可能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另一个则主张尽可能增加流入本国的外国资金。这两种主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它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看成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
本章的目的就是说明，这样的“外向型经济”绝非高速经济发展的万应灵药。这种“外向型经济”只在某些时期对某些国家是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另一些时期特别是对另一些国家却可能是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害政策。特别是对于今后的中国来说，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弊大于利，已经到了彻底放弃它的时候了。
第一节 自相矛盾的对外经济政策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东亚国家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东亚奇迹”，靠高速增加制成品的出口而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除了日本以外，这些东亚国家大都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大量引进外国资金，它们因此而成了本章所说的“外向型经济”的典范。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的作法成了发展中国家争相学习的榜样，“外向型经济”因此也就成了落后国家高速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在许多人心目中，“外向型经济”简直就是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它在发展中国家绝对地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但是实际上，本章所说的这种“外向型经济”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不过在论述这种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前，我们先要说明本章所说的“外向型经济”与自由贸易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主张尽可能增大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这一点上它与自由贸易的主张有共同的内在精神。但是“外向型经济”的主张又不同于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是货真价实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其核心思想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就是尽可能消除政府在对外经济往来上的干预，使各国的对外经济往来自由化。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却主张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增大对外的经济往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光有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可能还不够，还需要许多其它的政府干预，这些政府干预可能恰恰不合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精神。政府的一些鼓励出口的特殊政策、为吸引外资而给外国资本的特殊优惠，都是这样的不合乎经济自由主义精神的干预。
保罗。克鲁格曼综合了国际上的许多研究成果，认为取得了“东亚奇迹”的那些国家从未遵循过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只不过它们比那些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中国家保护得少，更接近自由贸易的政策而已。这个经验的事实也证明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不意味着实行自由贸易，也不意味着简单地贯彻经济自由主义。
基于此，我们可以概括“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合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含义，它确实致力于增大全球性的经济往来，增加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20世纪最后10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努力所推动的。但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含义并不完全一致。第二层含义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政府实行全球性的商品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政策，意味着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不必定意味着对外经济关系的完全自由化，它往往要求相当强的政府干预。
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拿东亚国家的事例来加以说明。
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以实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著称。不过这种“外向型经济”到底有什么含义，其实对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广义的理解可以把“外向型经济”看成是一种出口导向的经济：整个国家实行“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靠各种鼓励和保护措施发展以制造品为主的生产和出口，由此来发展经济。长远看来，出口的增加必将导致进口的增加，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必然意味着尽力提高对外贸易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应当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在内，实行的都是这种广义的“外向型经济”。
一般人都把这种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与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内向型经济”相对立。“进口替代”指的是通过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国内消费品或制造品的生产，以取代原先需要进口的同类产品。如果在实行“进口替代”时不相应地增加其它的进口，“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最终必将导致出口和进口都下降，降低对外贸易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形成对外贸易比重较低的“内向型经济”。
但是除了台湾等地的少数例外，东亚大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实行的“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它比上述的广义“外向型经济”多了一层含义：这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