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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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整港、美凌通等10多家配件公司的员工在凌达公司里办公，材料费、水电费、员工工资都由凌达支付，而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则高价销售给凌达公司。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都是高国萍一手创办的。高国萍还把凌达一套帐目价值为600多万元的生产线当作“废铁”作价3万多元卖给她在芜湖的公司，翻新后，该生产线重返凌达。在这场“自娱自乐”中，高国萍套走1千多万元。
形式上，格力集团对子公司有很严格的监督机制，集团设有审计部、企业管理部和财务经理。只是高国萍有最高的权力庇护，在很长时期中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当初审议对高国萍任凌达董事长的任命时，集团董事会就强烈反对，但反对无效，任命强行通过。结果是在高国萍这样的“个人英雄”面前监督机制完全失效。
但是，《英才》杂志的作者把产生这种管理腐败的原因归结到了国有股“一股独大”上，说是这样的“一股独大”“干扰了企业决策的正常民主决策程序”。其实，这里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股独大还是股权分散，而是对管理腐败行为没有坚决地禁止和打击。我早就主张，必须严格禁止国有企业的领导另外自办私营企业，尤其不能允许国有企业与其领导或其家属自办的私营企业有任何业务往来。如果任何国有企业领导违反了这一禁令，就至少必须撤销其管理职务。没有这样的禁止，不要说国有企业，就是私营的股份企业也会很快就被搞垮。
高国萍的案例只是当前国有企业管理腐败现象中的沧海之一粟。据我的所见所闻，这样的管理腐败行为普遍存在。这是损害所谓的“新型国有企业”的最主要因素，许多国有企业因此而亏损倒闭。
说这种管理腐败源于企业的国有，甚至说它源于国有股“一股独大”，那是颠倒黑白的解说。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国有企业中，根本就不能想象会出现这样的盗窃企业资产行为，那时企业的管理人员连动用企业的公文纸为自己写文章都要冒受到批评的危险。就是在80年代的老国有企业中，高国萍式的管理腐败行为也行不通。某些人当时指责老国有企业“机制不活”，其实反的是老国有企业防止管理腐败的正当制度。而现在企业界（不论是公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泛滥成灾的管理腐败，倒是这些人鼓吹的“改革”的实际成果。
13、消除对“企业家”的迷信——由中航油巨额亏损谈起
2004年底爆出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在投机交易中遭受巨额亏损的新闻后，中航油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面临破产的威胁。该公司总裁陈久霖也因遭受一系列经济犯罪指控而被新加坡政府拘捕。自那以后，媒体上不时出现有关中航油股权重组和陈久霖所受惩处的报道，最近的报道更说，中航油原来的控股机构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已经开始与潜在的合作者商谈重组后的中航油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比例了。
媒体和经济学家们已经对中航油巨额亏损的原因作了各种不同的判断。但是看看这个巨亏发生的过程，就根本用不着东拉西扯，完全可以搞清巨亏从何而来。
《参考消息》2004年12月4日第4版转载美国《纽约时报》12月2日的报道说，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过去5周内在衍生产品交易中亏损了5。 5亿美元。该公司这次的经营大失败令新加坡政府和中国公司都非常难堪。
衍生产品交易是一种投机性特别强的交易，交易风险也特别大。作过类似交易的人都知道，在这一类的交易中，不可能有每一次都只赚不赔的永远的赢家，最好的投机家也只不过是赚的时候多赔的时候少而已。正因为如此，所有参与这种交易的现代公司内部都订有严格的制度，以防止交易决策者的失误给公司造成过大的损失。中航油公司内部本来也有这一类的规章制度，只要严格遵守公司的这些规章制度，它在衍生产品交易中出现的巨额亏损本不会发生。
美国《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说，中航油（新加坡）“在最近几个月里错误地断定石油价格将下滑，并随后突破内部交易限额，突破有关内部交易限额本应知会公司高级管理层；而根据这项交易限额，在全公司范围内亏损达到500万美元时应停止交易”。
这就说明，中航油的巨额亏损，不仅是因为其决策者在投机交易中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更是因为其总裁陈久霖等人拒不执行公司治理结构中防止巨亏发生的相关规章制度。
但是中航油巨亏的新闻爆出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却在媒体上对中航油巨额亏损的原因作了错误的解说。
一种说法将中航油的巨额亏损当成国有企业无效率的证明。有些没见过洋世面的所谓“民营”（其实是私营）企业家还到处援引中航油巨亏的事实来说明国有企业的“无效率”。
确实，在“中航油巨亏事件”爆发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中航油60％的股份为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所有，而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是一家国有公司，它对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控股。
但是，明摆着的事实是，中航油的巨额亏损来源于投机交易中的失败，而只要参与投机交易，任何人、任何企业都可能由于投机交易而失败，这与企业是国有还是私营没有任何关系。国际上经常爆出大企业、大金融机构由于投机交易失败而受到巨大损失的新闻，1995年年轻的交易员尼克。李森违规进行的投机交易失败还导致了全球最古老的商业银行——英国巴林银行倒闭。这些在投机交易中受到巨额损失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几乎都是私营企业。如果说投机交易造成了巨额亏损就证明企业无效率，那它证明的应当是私营企业和金融市场的无效率。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航油的巨额亏损是由于它实行垄断。这种说法更是完全颠倒了真实的作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6月20日第9版报道，目前中国国内航空煤油需求量大约为每年600万吨，其中30％左右的需求量必须由海外进口，而航空煤油的进口则由中航油垄断。说这种垄断会造成低效率可能有道理，如中国航空煤油价格比日本高出60％；但是说这种垄断地位会造成垄断者的巨额亏损，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尽人皆知，垄断某个市场是稳稳当当地获得巨额暴利的最可靠途径，是防止亏损的最好手段。事实也是，中航油公布的2003年年报显示，该公司约60％的收益来自于航空煤油进口垄断带来的买卖差价。只有根本不懂市场的外行，才会说垄断煤油进口造成了中航油的亏损！
其实，恰恰由于中航油对航空煤油进口具有垄断地位，它才最不应当去作风险那么大的投机交易，而投机交易的失败才是中航油巨额亏损的真正原因。一般人都认为国有企业和垄断者都有很大的惰性，按照这种惰性，既然垄断航空煤油进口有那么丰厚而可靠的利润，为什么还要去作风险那么大的投机交易呢？
确实，由于投机中的巨额亏损耗尽了经营用的资金，中航油的所有航空煤油进出口业务均已在2004年底停止，只是为了保障国内航空煤油需求，才由对它控股的中航油集团安排中航油下属的一个分公司负责中国航空煤油进口的招标，但业务模式已由原来的分别与供油方和客户签订合同改成只作代理，帮助客户下订单，由供油方直接同客户签订供油合同。这样一来，中航油的获利手段就由原来的赚取买卖差价变为收取代理佣金，使公司利润骤减。这也就是说，投机的失败会使公司连原来的垄断进口利润都得不到。真正懂得利用公司垄断地位的人绝不应当对巨额的投机交易感兴趣。
其实，前边的简介早已说明，中航油发生巨额亏损的真正原因是，企业的个别经营者违反企业内部的管理规定和纪律，独断专行地从事风险极大的投机业务，最后由于投机失败而给企业造成破产性的损失。
而敢于这样独断专行、能够这样破坏一切规章制度的，通常都是企业的最高领导，这样的企业经营者又往往是在社会上被人神化了的“企业家”。中航油的总裁陈久霖就是这样一位“著名企业家”，他领导下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曾因良好的企业管理而在新加坡屡获殊荣，自2001年12月上市以来，股价已经涨了3倍多。陈久霖因此而成了在新加坡的中国企业的头面人物，拿着最高的薪水，带着“打工皇帝”的头衔。
中航油的巨额亏损只不过又一次打破了有关“企业家”个人的神话，再一次告诉我们，任何“企业家”——不管他曾经有多好的业绩——也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也会犯错误，并且可能犯致命的错误。为了防止他们的错误给整个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无论是在国有企业中还是在私人经济领域，都必须建立并严格执行足够多的规章制度和纪律来约束这些“企业家”。
这样来总结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教训，更使我们必须坚决禁止让企业经营者个人成为企业所有者的“权贵私有化”。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鼓吹者们主张将国有企业变相白送给少数经营者，依靠的就是这种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这种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把个别的企业家说成了扭转乾坤的神仙，不管是多穷困潦倒的企业，到了他们手里就变得兴旺发达，而一旦没了某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企业家”，多好的企业也很快就会完蛋。靠着编造这样的神话和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那些ＭＢＯ的鼓吹者们才敢于公开要求把国有企业变为少数经营者私人所有，其理由是搞好一个企业只能靠那个神奇的“企业家”，只有把企业变为他自己的，他才能全心全意地努力，才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妨碍他作出和贯彻其全部的英明决策。
而一旦认识到任何“伟大的企业家”都会犯错误，就不再会有将企业送给“企业家”一个人“持大股”的理由。就是私营企业也可能因为老板的错误决策而一下子破产，因此应当对企业领导个人的权力加以种种制约，这样才能避免个人的决策错误对整个经济带来巨大损害。而如果企业由其最高经营者“持大股”，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失去了任何制约。而在按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的国有企业中，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恰恰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制约。
既然我们反对权贵私有化是为了以规章制度制约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更不应当允许国有企业的领导破坏规章制度而独断专行。但是最近20年来，国有企业的规章制度趋于瓦解，这就使企业领导个人的胡作非为可以给企业造成极大的损害。
《参考消息》2004年12月4日第4版转载的香港《信报》社评指出：“中资企业的老总通常都是个人色彩强烈，作风独断专行的人物。对一家成功的企业来说，这是掌舵人所必需的素质，但如果缺乏适当制衡，企业的‘出事率’会极高，过去不少内地企业由盛转衰，或在不知不觉间爆出惊天丑闻，都是源于企业内部失衡、公司治理水平偏低。”“中国航油的总裁陈久霖2002年获得的报酬是1600万元人民币，高居新加坡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榜首，被当地称为‘打工皇帝’。由于他在7年间把公司资产由2 1万美元发展成近30亿美元，包括总公司的管理层，公司内无人敢逆其意而行，结果铸成大错，令中资企业的声誉再次蒙上阴影”。
企业领导者的个人权力失去制衡，没有以企业内部的制度规章约束企业的领导个人，这才是中航油巨额亏损的真正根源。而这样放任企业领导个人任意横行，又是出于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
我们中国是个有个人迷信传统的国家，人们愿意将个人神化，迷信并依赖单独的个人。对一个武将关羽的神通可以迷信到将他奉为“武圣”“关大帝”的程度。可就是这个关羽，虽有“水淹七军”、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的赫赫战功（后两项战功其实多一半是后人捏造），不也最后败走麦城，丢了性命吗？但是中国人就喜欢大谈关羽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愿好好说说他怎么败走麦城。正是出于这种对个人的迷信，中国人才有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也就是在这种思想传统支配下，才会在最近十几年中放任企业领导个人任意横行。
也正是在最近十几年里，“企业家”个人的局限性暴露无疑。我们只要看看，七八年前声名赫赫的“著名企业家”还有几个在经营他据以起家的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