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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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Ъ液推胀裰诙灾钊缱杂擅骋住⒓鄹竦骺氐任侍獾木薮蠓制绯３Ａ钊烁械匠跃Ｋ淙痪醚Ъ颐峭ǔＨ衔拦图鄹癯て谄停还拦谝樵悍⒀匀四舷！づ迓逦鳎∟ancy Pelosi）却公然表示美国能源价格已经过高，而且这在各派美国政治家中极具代表性。虽然民意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仅有5％的人支持提高汽油税，但是曼昆辩解道，“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可能导致更多的自行驾驶和能源消费，降低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利用程度；此外，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意味着汽车制造商要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而这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如果相信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那么更多的汽车驾驶，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负的外部性：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更严重的区域性污染、更拥挤的公路交通、更多交通事故导致更高的汽车保险成本，”曼昆说，“《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分别估算了这四个方面的外部性成本，并据此认为，每加仑汽油税应该从目前的40美分提高到2。10美元。”
经济学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传统做法就是“对外部性征税”，这种税收被以最初发展外部性概念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之名命名为“庇古税”。庇古税是一种矫正性税收。“经济学家们在是否征税问题上观点一致，他们的分歧在于究竟要征多少税”。
曼昆提到布赖恩·开普兰（Bryan Caplan）的一本书《理性投票的神话：为什么民主党人选择了错误的政策》。他说，“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认为税收会造成扭曲和无谓损失，但这里的汽油税却是一种矫正性税收，它被用来矫正现实生活中由负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扭曲。”
除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外，曼昆讨论了另一种政策选择。“有些人支持分配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然后将排放配额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Obama）支持这样做。不过如果配额在市场上进行拍卖，那么其功能与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是一致的。”
虽然一些政治学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为汽油税政策进行辩护，他们认为较高的汽油税可以减少汽油消费并鼓励能源独立，不过曼昆说，“经济学家大多对这样的逻辑持怀疑态度，因为能源独立就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这是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极力反对的。”
关于最终税责承担问题，“因为美国是一个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其行为可显著地影响市场，就是说美国的能源供应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直线，所以较高的汽油税最终将由消费者和生产商共同分担”。在财富分配效应方面，有人担心这会恶化穷人的经济状况。曼昆辩解道，“穷人可以利用公共交通，也可以把汽油税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穷人。”
演讲结束时，曼昆回顾了他的个人经历。他说：“2004年，当我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将这一建议提供给布什总统，不过他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实际上，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用以反对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一个广告就以“有些人的想法很疯狂”为题，而克里是支持征收高额汽油税的。■
九 中国撼动世界？
詹姆斯·金奇认为，未来国际经济与政治中的许多重大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为英国《金融时报》中国部1998年至2005年间的负责人，他于今年10月30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其著作《中国撼动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的内容发表了演讲。
金奇以他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就进行了多项市场化改革，例如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海外学习，废除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解放人们的意识形态等等。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十分关注外部世界能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他们希望使中国日益与西方同化，最终成为西式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以防中国从国际社会分离，并以此维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完整性。
然而在金奇看来，这只是改革最初25年的情形，其后几年局面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改造世界？”
金奇首先从经济方面讨论这一议题。他说，今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的前景、国际经济失衡、美元的未来走势以及亚洲地区的商业周期等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然而，虽然经过29年的开放过程，中国仍未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银行、保险、能源、电信等行业都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垄断，对于内外资企业来说，过高的进入壁垒几乎难以逾越。在一些行业中，政府同时扮演着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角色。而金融市场仅在非常有限的方面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资本账户仍然对外关闭，人民币汇率尚不能自由浮动。
另外，中国依然缺乏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很多事务上行使权力，外国和本地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与政府搞好关系。当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时，世界各国希望中国能够就此变成一个环境透明的法治国家，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
其次，金奇从政治层面对其“中国改造世界”的观点作出论述。虽然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它的政治体系尚未完成改革。中国共产党现在所拥有的实力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现已可通过庞大的国有资产将其实力发挥到海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1。4万亿美元，新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和中国社保基金都在海外积极寻求投资。
另外，中国一方面加大了国家安全和军费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无论是与美国在朝鲜六方会谈中的合作，还是无条件援助非洲国家的义举，中国不断提升着自身的政治地位。而这一提升使得一些如G7这样的国际组织没有中国的参与就近乎虚设，因为缺了中国，它们就无法解决一些重大的贸易失衡问题和货币问题。
金奇认为，虽然在以往的政府宣传中，民族主义思想一再被加强，而外国在华投资和对华援助的贡献鲜被提及；但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高科技等的依赖，其民族主义将有所缓和。因此，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上万名到京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一定会见证这一亚洲巨人的长足进步，并且这些外国媒体的声音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十 选材之道
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委会，其成员从未见过候选人，更不要说任何私人关系了
今年32岁的西班牙籍助理教授博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是哈佛大学中极少数经严格评选程序在校内直接受聘的终身教员之一，并且是经济系最年轻的教员之一。也是在他这个年纪，还有少数30岁上下就在哈佛开始了终身教职生涯的卓越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和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
大致上，哈佛经济系中的终身教员外来的与聘自校内的比例为2：1；而在其他院系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大多数初级教员都认为，在哈佛三到五年的执教经验对他们在其他地方求职大有好处，最终纷纷离开。
在拉里·萨默斯2001年至2006年任哈佛校长期间，他曾致力于增加校内聘用率。尽管如此，哈佛的终身教员仍多来自外部。这是由于哈佛保持着“要将全球各领域的精英招至麾下而避免内部优先”的理念。
“我将哲学系过去半个世纪来的内聘率翻了一番。”他不无自嘲地说。事实是，过去50年以来哲学系只从校内聘得一名高级教员。而萨默斯在任时也只是多招到一名而已。
哈佛的终身教员招聘过程比较特别。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其成员全都从未见过此名候选人，更不要说与他有任何私人关系了。
正如一位经济系的助理教授说：“在哈佛，招聘人才的评审内容十分简单而直接——主要包括科研、顶级学术刊物发表量；而教学方面所占的考核比例很小，人际关系也没那么主要。”
无论如何，安特拉斯通过了经济系的评审。自2003年由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毕业，他已在哈佛教了四年国际贸易的本科课程，课程名称为“国际贸易与投资”。与哈佛经济系的其他课程一样，安特拉斯的课程具备十分丰富的分析性和计算要求。同样的内容也可因对其进行分析的程度不同而适于不同程度的教学。
更进一步，安特拉斯总是将假设阐述得更加精准。例如，在解释“相似性（homotheticity）”这一经济学概念时，他的课程中不仅包括所有与相似性假设相关的计算方程和图示，还讨论了此假设在针对奢侈品和必需品时的不同现实情况。
当然，关于相似性的假设只是一个分析中的细节问题，在一些课程上几乎可以忽略；而安特拉斯在长度为90分钟课程的前5分钟涵盖了这一概念的许多细节，其余大部分时间则用于讲解更为重要而基础的有关李嘉图模型的内容。这样，学生需要同时领会所学知识的宏观全景以及分析细节。
可想而知，安特拉斯的知识讲授密度是非常惊人的，尤其考虑到他所教的只是本科课程的话。■
十一 感受数据
在讲授形形色色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之前，安特拉斯教导学生们要有“数据感觉”
国际贸易与投资课程伊始，在讲授形形色色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之前，助理教授博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为了让学生们有“数据感觉”，先给出了国际贸易的大致轮廓。
安特拉斯介绍，历史上曾先后发生两次全球化浪潮——“全球化”被定义为全球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不断融合，或被视为国际间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的过程。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间，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二战”之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大萧条时期，国际贸易的增长受到阻碍。而自1950年开始，世界商品贸易显著增长，到20世纪末增长了15倍左右。与此同时，世界商品产出增长了五倍左右。交通通信领域的重大技术进步，以及八轮自由贸易对话（从1947年的第一回合到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所产生的累计效应，推动了贸易的兴旺。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非关税壁垒开始降低关税削减所带来的自由贸易效应。
美国对外贸易占美国经济的比例（进口＋出口/美国国民收入）在过去40年里增长了两倍。然而，横向比较，跟法国（约25％）、加拿大（多于30％）、比利时（多于80％）等相比，美国经济没有那么开放，外贸占比2003年只有10％。安特拉斯随后指出，经济规模以及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对此都有影响。经济规模越大，贸易伙伴越远，对外贸易比例就越小。这一关系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贸易“引力定律”。
根据相关数据，人均收益率与人均贸易率看起来有正相关关系。国家越富有，贸易越多，对外越开放。出口对GDP占比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而增长：低收入国家只有24％，中等收入国家约37％，而高收入国家占到了42％。
国际贸易的性质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制造业取代了粮食和原材料成为主要的贸易商品。制造业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产品和能源矿物贸易，已经构成了国际贸易的主要部分。2003年，制造业贸易的占比已经达到61％，而农业只有8％，矿物占到11％，服务业占20％。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构成发成了巨大变化。在1960年，这些国家的出口中58％为农产品，只有12％为制造业产品；而到2001年，65％的出口为工业产品，只有10％为农产品。安特拉斯将在随后的讲座中通过雷布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Effect）讲解这种由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型。
相比之下，美国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出口规模都很大。2005年时，制造业产品占到美国出口总量的81％以及进口总量的71。5％，其中过半数集中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而且，服务业贸易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
其次，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如今，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出口和42％的进口都是同一跨国公司不同地区的部门间的贸易。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开始超过产业间贸易。总的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