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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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难友们当年饱受南非狱政恶劣之苦，上台后出于好心改善了监狱的待遇，不料却造成了大批终生监禁的恶性罪犯在狱中享受穷人无法企及的福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一方面是就业无门，另一方面是有罪不惩，这就难怪在部分贫困青年中形成了以犯罪为荣、以抢劫致富相夸耀的积弊。
失业与治安的恶化导致了第三大问题，即反对派活动的发展。而反对现实之弊又往往导致反对新政府的方针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非的极左、极右两翼反对派对现政府的市场经济方针的不满颇有重合之处，尽管这两翼本身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如果说极右翼是因为自由经济政策砸了白人的“铁饭碗”而不满，那么极左翼则极力争取黑人的“铁饭碗”并同样抨击自由经济政策。极右翼留恋过去的“种族社会主义”，而极左翼则留恋非国大旧时纲领中那些受苏联影响的东西。后者的主要代表是南非工会大会（工大会），该组织过去曾与非国大及南非共结成三位一体联盟，在推翻种族隔离制度方面功不可没。但非国大执政后，工大会即提出了高工资高福利要求，并沿用旧的斗争方式，动辄发动行业或全国性罢工。一些舆论及研究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都认为，工大会要求的是“第三世界的生产效率、美国工人的工资”。这大大超出了现实可行的范围。按新劳工法规定，如今南非凡雇员15人以上的企业，都须成立工会。工会可就工人的一切要求与资方谈判，谈不拢的即可罢工。仅1997年，此伏彼起的罢工就逼得约1万家中、小企业主关门卖厂。政府的私有化计划也因工会的反对而受阻。许多外国投资者为躲工会而把工厂设在远离大城市的边远地区，更多的投资者则望而却步，不敢轻易踏足南非。而非国大政府既无法满足工会要求，又恼怒于工会打乱自己的计划，对这个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力量越来越难以容忍，双方关系很不乐观。
工会的罢工一方面吓跑了投资者，另一方面提高了劳务成本，迫使现有投资者限制用工规模，从而使失业问题更难解决。而失业与贫困使犯罪增加、治安恶化。这一切更导致人们的不满，反过来加剧了工会抗议运动。同时这些因素也阻碍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停滞又是失业、犯罪以及工会抗议等等之源……南非犹如陷入了一个怪圈，怎样才能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年迈的曼德拉总统在苦苦思索。
“治乱世用重典”，是古今中外许多统治者难以摆脱的逻辑。反抗旧的暴政获得成功，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新旧之间的无序状态使社会陷入混乱，成功者不得不用新的暴政来镇压之。这样的逻辑不知使多少民主进程出现反复。曼德拉从事反暴政斗争50年，而执政至今不过三载，不能说是老于治道。曼德拉有顽强的斗争意志与丰富的政治阅历，但并不擅长于思想建树。曼德拉的人格魅力有余而理论素养不足。曼德拉德高望重，有很强的政治动员能力，但毕竟廉颇老矣。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万全之策；对于南非未来之路，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已是成竹在胸；曼德拉有“圣雄”之誉，被视为民族之魂，但他是人而不是神，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走错棋。……但目前我们知道的是，他不想用“重典”治乱世，不想重蹈历史上那体现了多少遍的逻辑，不想用铁腕来治国，而是要继续民主、宽容的方针。哪怕这样做出不了“奇迹”，但他自信至少不会造成灾难。
坐了28年牢、深受暴政之害的曼德拉一上台便倡议废除了死刑。三年来尽管治安形势恶化，犯罪率直线上升，民意测验表明80％的白人和50％以上的黑人都强烈要求恢复死刑，但曼德拉坚决不同意。曼德拉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会最终有助于人性对兽性的斗争吗？人们拭目以待。
面对着新旧交替、乱治相接、百废待举、诸务丛集的复杂局面，曼德拉没有挑一个铁腕人物作自己的接班人（话又说回来，按他主持下南非目前已形成的政治体制，他即使挑了谁也未见得就能为民主程序所通过，前些年他荐祖马为总书记、为温妮打圆场都未成功就是明证），而是推荐了温和的小姆贝基与祖马等人。他在马弗京的代表大会上说，他之所以看中姆贝基是因为姆贝基“亲近有强烈个性的人，而疏远阿谀奉承者”，姆贝基“决不会孤立或惩罚对非国大及其工作进行真诚批评的人”。一句话，他是民主南非“一位真正的领导人”，而不是个铁腕人物。曼德拉慧眼识人，而被识者能否不负所望？人们拭目以待。
无疑，曼德拉在和平结束旧制度方面创造了奇迹。正如《今日美国报》在评论他交班时所说：“这个国家避免了波黑的命运，这主要归功于曼德拉。”
然而此后，曼德拉在建设新国家方面迄今并未创造奇迹。但南非人民仍然相信他是能带来奇迹的。24岁的黑人学生维克托·曼斯在得悉曼德拉将引退之后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他在今后20年中继续担任国家的总统，我们也许能够看到某种奇迹。但不幸的是：他不会了。”＇1＇
他不会了。那么他的接班人会吗？也许，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这种估计是对的：“南非的未来也许并不轰轰烈烈——既不会有奇迹，也不会有灾难。而更可能在一连串的试探、摸索中取得一定的成功。如果人们记得种族隔离制度给非国大留下的包袱、记得许多人预言可能发生的动乱的话，那么这样的成功也会是不小的业绩了”。＇2＇
但在笔者看来，对于部落传统浓厚、民主习惯欠缺、历史积怨如山、现实问题成堆的南非来说，放弃那种只靠铁腕人物创造奇迹（实际上往往创造的是灾难）的想法，走上理性、法治的轨道，这本身就是个更大的奇迹。曼德拉不也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吗？
第九章 前路迢迢
三、“民主不能输出，但正义没有国界”
曼德拉具有广阔的人道主义关怀。他首先是南非人民的儿子和新南非的“国父”，但他从事的事业也使他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如今大概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敌人——怀疑他对“我的祖国阿非利加”的热爱，他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和他对养育了他的特兰斯凯农村及科萨部落乡亲的深厚赤子之情。但是同时，曼德拉并不是个加尔维式的黑人“族粹”派和“黑色沙文主义”者。相反，青年曼德拉对自己家乡部落的传统陋习与对白人的种族压迫一样是个天生的叛逆者。他早年离开家乡出走的直接原因就是反抗强加于他的部落传统包办婚姻；他拒绝按长辈旨意接班当酋长；他宣称要“反对一切统治——家庭的、部落的和政府的统治”。晚年的曼德拉出于政治家的成熟，对部落传统的尖锐指责已很少见，但他的“反加尔维”立场并没有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曼德拉的“西化”色彩与南非前“黑人家园”许多保守领导人那刻意渲染的传统酋长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那些领导人的私人生活往往也是极为“西化”的，外表的“传统”姿态只是为既得利益的需要而作的一种表演）。但历史已经使人们看得明白：在阻挠新南非诞生的徒劳努力中，“黑人家园”与“白人家园”的保守势力是携手的。同最顽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阿非利卡人极右翼联手抵制黑人解放运动、损害黑人群众的利益与尊严的，正是这些言必称传统、在公共场合总是一副土著酋长打扮的人物。而一身西服、英语流利的曼德拉与他的战友们却是黑人解放的旗手与白人压迫制度的死对头。
曼德拉1996年7月9日访英期间曾称：“在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中，英国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前进的航标，而BBC（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快递’是我们这些囚徒的救命绳索（暗指打破白人当局新闻封锁而言）。”但另一方面，他对英国保守党某些政客阻挠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并在过渡时期支持布特莱齐势力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曼德拉在狱中时，曾多次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1981年法国17000签名于致南非驻法使馆的请愿书，要求释放曼德拉。1982年，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又为曼德拉的获释而签名请愿。1983年，英国78名国会议员发表声明，50多个城市的市长在伦敦盛装游行，要求首相向南非施加压力以使他获释。1988年6月11日曼德拉70岁生日时，伦敦温布利体育场7。2万人出席为狱中的他举行的祝寿音乐会，全球60多个国家近10亿人通过卫星电视收看了这一盛况……曼德拉的获释因而不仅是南非黑人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与人类良知、社会正义的胜利。
在这种背景下的曼德拉也自然成了不仅为南非黑人、而且为人类正义而尽力的圣雄式人物。出狱后他曾说道：“在那些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的人、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我也同样明白，压迫者也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槛囚禁着。”“出狱之后，我的使命是解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缺一不可。”于是，曼德拉也就像当年世界各地的人们关心他的自由一样，关心起世界各地人们的自由来。他不顾年近八旬，从一国之主的繁忙公务中、从南非国内山积海量的待理之机中抽出时间来“多管闲事”，为国际人权事务而奔走呼吁，为各种对立纷争而调解斡旋。
曼德拉首先关注的就是南非的近邻斯威士兰。从地图上看，几乎为南非国土所包围的斯威士兰与另一个类似的内陆小国莱索托，都很像南非国内的那些“黑人家园”。的确，这两国与今南非境内的“黑人家园”原来都是南非联邦管辖下封闭的、农业性的、酋长制的土著人保留地，而且往往同族同语（如南非的“黑人家园”坎瓜尼与斯威士兰同为斯威士人，夸夸、莱伯瓦与莱索托同为索托人聚居区）。60年代两国独立后仍与南非保持密切联系，直到70年代末这两国仍然使用南非货币兰特（后来有了自己的货币，但仍以兰特汇率为基础，与之保持1∶1比价，实际金融业务仍在南非）。与“黑人家园”类似，这两国也有大量黑人劳工在南非各经济中心谋生。事实上，70—80年代南非白人当局策划的黑人家园“独立”，就是企图以斯威士兰的立国模式来实现的。而南非的民主力量对该国保守的王室也抱有类似对“家园”右翼统治者的反感。
因此不难理解，南非人与他们的总统曼德拉对斯威士兰人的民主化进程具有特别的热情。“民主不能输出，但正义没有国界”——南非《星报》一篇文章这样评价斯威士兰局势。
1995年3月，曼德拉亲自牵头，约了博茨瓦纳总统马歇尔与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一同为斯威士兰的民主进程进行翰旋。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个“曼德拉的秘密的斯威士兰计划”。
国王姆斯瓦提三世和纳尔逊·曼德拉的秘密会谈使外交家们在思考他们要实行的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在斯威士兰民主进程的游戏中，邻国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正在打他自己的牌，连外交部长阿尔弗莱德·恩佐和南非的其他外交部官都没有看清他这一战略的具体环节。
在帮助斯威士兰解决其国内危机的问题上，曼德拉个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斯威士兰的这场危机是在一月份突然降临的。当时，几乎整个劳动力大军，在斯威士兰工会联盟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周的罢工，要求恢复宪法体制。
1995年2月末，曼德拉和来自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的两位与他同等级的人士，奎特·马歇尔和罗伯特·穆加贝两总统，在比勒陀利亚会见了斯威士兰年轻的国王姆斯瓦提三世。随后，1995年3月1日，曼德拉和姆斯瓦提在斯威士兰举行了会谈。在这两次会议上，只有各国的首脑讲了话，甚至于外交部长恩佐在比勒陀利亚也没有发言。
关于发言内容，恩佐和外交部总秘书长拉什德·埃文斯都没有得到任何汇报，这一点得到了高级外交官的证实。南非的外交家们承认，不了解他们将执行的政策的细节，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他们的打击，可是唯一的解释是：鉴于国王的绝对保密的要求，曼德拉采取了妥协态度。
驻斯威士兰首都姆巴巴纳的南非高级代办说：“关于会谈的内容，我们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讲，这确实很成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实施这项工作。我们的斯威士兰的同级外交人员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但是，他相信曼德拉的策略有一个目标：“姆斯瓦提不能在他自己的人民面前丢脸。看起来，他不能屈服于压力。但是，毫无疑问，他将会面临来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