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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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窗生涯使温妮变得更加强硬。一位狱友回忆起1969年与温妮一同被关入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时的情形时说,有一天,一个狱吏试图粗暴地对待一位50开外的女犯人,温妮跳起来喊道:“看你敢碰她,看你敢碰那个女人!”结果那个人跑了,因为温妮就在门口。他边跑边说:“我要狠狠揍你一顿。”这时,温妮的那位狱友也喊道:“你竟然说要狠狠揍温妮一顿,她是我们领袖的妻子,我们不允许你这样对她说话。”那个人果然不敢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三个女看守挥动着大棒子威胁温妮说:“你再那样说话,就尝尝这个的厉害!”温妮毫不示弱,她喊道:“尽管来吧,你们这些该死的老母牛!”
在回首狱中生活时,温妮说:“在监狱里我的精神比任何时候都更解放,我的心灵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多地得到了净化。当然,我并不是说没有自由更好。但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对于黑人同胞们来说,整个国家都是监狱,问题只是,哪种监狱更好,是监狱外还是监狱内——当你在监狱里面时,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那些把你投入监狱的人也知道。”
由于曼德拉的被捕,孩子们失去了父爱。她自己又常常被迫离家,这使得温妮更加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但是,由于温妮常常被捕或是遭受禁令,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块阴影,她们总是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有一次,小女儿津姬冷不丁问温妮:“你真是我们的妈妈吗?你只是爸爸请来照顾我们的小姑娘吧?”孩子们见过照片上的曼德拉,觉得他像一个真正的父亲。
其实,在两个女儿的记忆中,温妮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小女儿津姬曾说,她印象中的童年是美好的。妈妈不在家时,她们的舅舅或叔叔总是赶来和她们待在一起,使她们感到还有一个家。而妈妈和她们在一起时,那种体贴入微的关怀让她们感到自己都被“宠坏了”。姑娘们还记得小时候晚上妈妈常为她们唱起那动听的科萨族催眠曲。对姑娘们来说,温妮还是一个好朋友和好姐姐。“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坐下来一起讨论,她总是善解人意。这也是我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工作者的原因。”
“妈妈有很多很多优点,我都不知该从哪说起。”津姬说,“她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她曾经把所有治心脏病的药扔进下水道,因为她只相信锻炼和健康的饮食。她从不乱吃东西,这就是她为什么总是显得那么年轻。”
“她为传统音乐和服饰感到极为自豪,她衣着传统,但也是分场合的;比如到法庭去时,她穿传统服饰;在家的时候,她常穿T恤衫和牛仔裤。她还喜欢穿军装,她有一身卡基布军服,男式靴子和一顶贝雷帽。我想我会再给她一把玩具手枪和枪套,让她去法庭转一转。”津姬说话挺有幽默感,也许跟曼德拉的遗传有关。
泽妮回忆说:“如果我现在在斯威士兰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们说妈妈又被捕了,我准会说,‘那又怎么样’。但在小时候,那可就糟了。许多小伙伴不敢到我们在奥兰多的家里去玩,因为他们一来就会被警察带走。我现在的丈夫那时对我帮助很大,他敢来我们家。”
津姬说:“和所有黑人儿童一样,我也在受苦。所以我有责任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是曼德拉的女儿。我不明白为什么许多黑人明明在受苦,也知道谁该为此负责任,但就是不起来反抗,而是坐以待毙。我准备为我应得的权利而斗争。”
她深为自己是曼德拉之女而自豪,有时甚至动用这个名声来救急。她回忆说:“在索韦托,我夜里一个人赶路时,常碰到一些男孩,他们冲我喊:‘嘿,过来呀,姑娘。’当我告诉他们我的身份时,他们立刻肃然起敬,说对不起。有时,我坐出租车钱不够了,当我说出自己的身世时,司机连钱都不要了,还不停地问我,你父亲怎么样了,你母亲还好吗,她还能坚持住吗?”
“我想我妈妈能够应付得了,因为她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她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为她感到无比骄傲。”
第八章 鸳梦难温
二、铁窗柔情
狱中的曼德拉得知温妮为了读书,曾经独自一人晚上开车去图书馆时,嗔怪她说:“你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你怎么能冒这种风险呢?这十几年来,政府和一群卑鄙的人总想在夜间对你进行袭击,你怎么能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呢?你和孩子们的安全比教育和文凭更重要!”
狱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从各种渠道听说的温妮在狱外受到的种种苦难,使曼德拉心情极为沉重。他总觉得自己本应像真正的雄鹰一样展开双翅保护温妮,不让她受到伤害。但现在却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那里,面对她的生活是无尽的艰难和当局的迫害。在感谢温妮在他危难之际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的同时,他感到“良心使我有一种负罪感,这种感觉啮食着我身体的每一部分”。他甚至怀疑事业是否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让人把一位年轻,还不成熟的女人抛弃在无情的荒漠之中”。因为,“那实际上等于把一个处在危难之中、又没有任何支持的女人交到拦路的强盗手中。每当想到此处,爱情和幸福、信任和希望就变成了一种令人肝肠寸断的极度痛苦。”
在1979年9月2日写给温妮的信中,曼德拉说:“你把今年看成妇女年是很有道理的。看起来她们都在要求社会实现性别平等的原则。法国的西蒙威尔女士在经过艰难的奋斗之后当选欧洲议会主席,玛丽亚·皮塔西哥在葡萄牙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单从报纸的文章中看不出谁在卡特总统家中说了算,有时可以看到卡特的夫人罗瑟琳。更不用提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大名了!尽管大不列颠帝国在全球势力衰落,二战后已沦为三流国家,但英国在许多方面仍是世界的中心。英国发生的事情吸引着人们广泛的注意。英迪拉·甘地(印度当时的女总理)则提醒我们在这方面亚洲是欧洲人的榜样。在过去20年里亚洲至少已经产生了两位女总理。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过去已经出现了许多女性统治者,如西班牙的伊莎贝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沙皇俄国的女皇叶卡德琳娜,还有巴托克姬女王、曼塔苏萨和其他许多人。但这些女人之所以能掌握最高权力,并不是因为她们自己,而是通过世袭。今天,公众注意的中心落到了那些依靠自己的努力攀登顶峰的女人,今年,这样的女人真是层出不穷。”
……
“但是关于你,亲爱的妈妈(曼德拉对温妮的称呼),我能对你说什么呢?45岁的你与我们那天晚上第一次单独坐在城外广阔的草原上时相比,变化有多大呀!然而,尽管青春正悄悄地从你的血管中逝去,尽管你曾经如此圆润、光滑的脸庞已显出岁月侵蚀的痕迹,尽管那曾经使你在50年代迷人至深的容颜魅力正在不断消退,你却变得愈发令人敬佩,我也更加渴望将你拥抱在我的怀中。你具有一个妈妈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生日快乐,亲爱的妈妈!我爱你!”
1974年间,由于政府指控她触犯禁令,温妮·曼德拉在克龙斯塔辛监狱度过了半年的监狱时光。她说,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经历。她觉在那里自己更加解放,肉体上与自己的信仰一致起来,比用言语来表达更令人满意。而且,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关押黑人的监狱。但对于她家来说,她的囚禁令孩子们不安。津姬听到判决时哭了,她母亲告诉她:“永远不要哭,我哭豺狼笑”。泽妮回忆起学校星期天放假时,她和妹妹津姬在监护人哈瑞大叔(恩塔托·慕特拉纳博士)带领下看望母亲的情形:在半小时的会见时间里,她们隔着一块玻璃板和母亲谈论学校的事情,谈论她们的零花钱,以及她们和谁在一起玩。温妮总是看起来很好。孩子们发现朋友不敢去家里看她们了,因为安全警察会把他们带走去审问。
很长时间以后,曼德拉回想起他那时的感受:“尽管我总是努力做出勇敢的样子,我从来没有习惯你坐牢。”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几乎没有事情能像这种痛苦那样搅乱我的整个生活。这种折磨似乎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1969年5月到1970年9月间以及你在克龙斯塔辛度过的6个月中,我们所遭受的极度痛苦。”
温妮·曼德拉不断被捕、受到指控、被判刑、上诉、缓刑和不时的坐牢,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难以掌握。在她看来,长期的反抗揭露了南非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千千万万的男女成为牺牲品。在同警察发生冲突时,她无所畏惧,如果他们对她进行粗暴的侵扰,她就进攻式地进行反击。但是,对于一系列阴险的暗算,诸如对她进行身体上的攻击,往她的房子里扔汽油弹,她毫无办法。得不到任何保护。津姬呼吁联合国敦促南非政府保证她母亲的安全,她说:“我们相信这些袭击是出于政治目的的。”
埃莉诺·伯利把泽妮和津姬从修道院不愉快的生活中救了出来。埃莉诺当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过去是伊顿公学的校长,现在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客座教育学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们去沃特福特,斯威士兰的多种族寄宿学校。
孩子们长到十几岁时,得到政府允许,可以见她们的父亲。温妮理解她们精神上所受的创伤,她们会不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崩溃呢?还是会因为这种经历而变得坚强起来,以这个囚犯为荣呢?
从曼德拉的照片上泽妮看到他“非常高大,很胖”,但见面时泽妮几乎认不出他了。对她触动最大的是她父亲是多么的幽默,如果当时或在后来的探视中他有过什么忧虑的话,他也掩饰得很好。
津姬也发现他幽默而热情,很让人安心。“事前,我很生气而且有点恐惧,”她对一个记者说,“我发现他很有办法,很有魅力。他设法使我不去想那里的环境,让我想起更舒适的环境。他说,你知道,我能想象在家里你坐在我腿上,全家人一起吃星期天烤肉。尽管不能看他站起来,因为她们被领进小屋时他已经坐在玻璃隔板的那一边了,但她后来设法看到他离开时的样子,他看上去那么健壮、他的步伐是那么年轻、轻捷。”
第二次探视父亲时,两个孩子是单独去的。开车把她们送到开普敦港码头的那位朋友,看着她们同一队身穿橄榄绿制服的狱吏们上了渡船。这种场面真令人伤心——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同那些唱着阿非利卡歌的男人在一起。
在每次半小时的探视时问里,温妮和丈夫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从对方那里受到鼓舞,获得力量。回到各自的斗争环境中后,曼德拉以其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不分政治派系地帮助同志们解决问题。温妮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社区斗争。索韦托是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黑人聚居区,那里的斗争正进入新阶段,标志就是“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在温妮看来,它“使人民更充分认识到自身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培育了人民的自立精神”。黑人变得为自己的黑色而自豪。
出人意料的是,温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后没再延长。12年来她第一次可以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她和人们一起要求释放那77名被拘留的人,她还向人描述了她自己几年前所受的苦难,那都是因为《恐怖主义法》第6部分。她说,第6部分“打算彻底摧毁对南非极权政治的一切形式的反抗,它是一种以毁灭一切个性自由为目的的精神打击方法,一种野蛮的心理学方法,使那些敢于斗争的人丧失人性”。
“我们知道自己要得到什么”,在一次公众抗议大会上,温妮·曼德拉说,“我们的追求对我们来说很亲切。我们不是在请求实现多数人统治,那是我们的权利,为了得到这些权利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路还很艰难,但我们将为正义战斗到底。”几周内,包括温妮在内的许多成人、学生都被拘留,这一次是根据改头换面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国内安全条例》。他们被关在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达5个月。
罗本岛的犯人们之间,可以谈论这些事情,但仍然完全禁止在探视或写信时提及这些。可是,这时候曼德拉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园子里有一棵番茄,他不小心给碰伤了,现在正在特别地照料着。他描述了它是如何美丽,如何不停地生长,他又是如何喜欢它。而当它死去时,他怎样把它从土里拔出来,用水冲洗干净根部,回想起生命过去是什么样子。温妮明白这是比喻一个儿童在南非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情形:父母把一切能给的东西全部给了他,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