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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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妮·曼德拉担任了科技、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班特·霍洛米萨，前特兰斯凯军事领导人成为环境部副部长。他们两人没有和同事们一起宣誓，而是共同出现在庆典上和媒体面前。妇女与青年联盟中许多人仍对温妮忠心耿耿；此外，她还赢得了公地上定居者社团的支持，这些社团被非国大忽视了。对于政府来说，她是个可怕的盟友。
为准备曼德拉的总统就职典礼，他的家人被邀请坐在讲坛上。当然，其中不包括他的第一任妻子埃韦琳，她独自一人在考菲姆瓦巴经营一家小店。诺·马克加图在德班忙着他的律师事务；但他的儿子们将会和滕比的女儿们一起出席。马卡基韦是曼德拉的长女，思想独立，是曼德拉最引人注目的女儿。最近，她被任命领导威兹大学的学生行动。她丈夫伊萨克·安穆阿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将陪同她出席。曼德拉挑选泽妮陪他出席典礼，泽妮刚刚与滕布姆兹王子一起返回约翰内斯堡。津姬将和她的丈夫泽韦利·特尚根及母亲一同出席。
1992年，在津姬的婚礼上，曼德拉坦率而令人感动地反思了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失职。他的失职很像温斯顿·丘吉尔。他说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他的指导，而当他重获得自由时，孩子们却说：“我们想着自己有一位父亲，有一天会回家。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父亲回家了，却把我们留在家里，几乎天天如此。因为他现在成了国父。”除了那身得体的西装外，曼德拉生活很节俭；但他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对津姬的婚礼毫无影响。整个婚礼穷奢极欲，很让一些非国大成员难受。曼德拉极为关心腐败现象蔓延造成的威胁，他不愿单独占据总统大厦数不清的房间。
当全球各地领导人抵达比勒陀利亚时，曼德拉成功地使魏兹曼总统和阿拉法特走到一起，但他却没能让希拉里·克林顿同卡斯特罗谈话，他本希望如此的。
1994年5月10日，星期二，比勒陀利亚。天气炎热。来自182个代表团的外国贵宾、当地议员、联邦大厦圆形剧场中的其他客人，高台大草坪上的人群，都处于庆典的兴奋中。为之着迷的世人守坐在电视前，在此之前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令人快乐的事件——垄断了全球的媒体？人们在等待中度过了两个小时，合唱团及南非海军乐团在一旁演奏助兴。这时。从防弹车里走出了曼德拉，他那高大、挺拔的身影是多么熟悉啊，他那豁达的微笑又是多么地让人感到温暖！在津姬的陪伴下，曼德拉走向总统讲坛，人群发出欢呼声。老朋友和政府同僚叫他“玛迪巴”，儿女和孙子孙女们叫他“塔塔”，陆军、海军、空军及“民族之矛”的将军们都称他“总统先生”。
首先，按传统出场的是唱赞美诗的歌手。只见他戏剧般地做着手势，突出他那喉音赞美诗，这给科萨族黑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又让他们觉得有趣，而其他人则颇为困惑。然后升国旗，奏两种国歌：阿非利卡人的“非洲之声”和科萨人的“上帝保佑非洲”。幸好有合唱团，因为在场的南非人几乎没人会说对方的语言。（当天晚些时候在对球迷的讲话中，曼德拉说：“我们应该习惯于用两种语言唱国歌。”）
坦博·姆贝基第一个在米盖尔·科比特大法官面前宣誓就职；然后是第二副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勒姆·德克勒克；最后曼德拉“严肃而诚挚地”宣誓——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南非共和国及其人民的幸福”。
犹太教大主教开始宣读《以赛亚书》，本来曼德拉以及多少年来饱受苦难的南非人民早就应该听到上帝的话语了。他念道：“有一小会儿我要放弃了……”但现在有了保证，“我会永远对你们施以仁爱……在这块土地再也不会听到暴力事件……即使在荒野中也能找到公正……城市将处于和平，愿你们快乐。”
曼德拉认真地听着。一位印度教徒做了和平祷告，一位穆斯林宣读了《可兰经》；图图大主教接着说道：“在我们眼前奇迹正在展现……”他用阿非利卡语、索托语、科萨语和英语祷告，向上帝表示感谢。最后，他说：“让这片土地充满欢声笑语。”
空中，一群白鸽在上下翻飞，当曼德拉开始发言时，它们终于飞走。他讲到：“我们经历的这场不同寻常的人类灾难，已经持续得太久太久，从中一定会诞生一个全人类都会为之骄傲的社会。”
他讲到当他看到“国家在一场可怕的冲突中四分五裂……人民失去了法律保护并与世隔绝”时很痛苦，“因为南非已经变成独一无二的有毒的意识形态的基地”。这时，来自陆海空三军的将军们立即站了起来。
曼德拉感激世界给了南非难得的机会——在南非的领土上招待世界各国代表；国际宾客对此报以掌声。“支持我们吧”他呼吁。环顾听众，曼德拉大声宣布：“让所有人得到公正；让所有人享有和平！让所有人拥有工作、面包、水和食盐！”
国歌再一次奏响，二十一响礼炮声中，机群编队变幻队形，呼啸着飞向联邦大厦。它们曾是布尔人与英国人的象征，而现在成为黑人与白人联合的标志。前面是教练机、侦察机和歼击机，后面的银隼编队的“黑羚羊”喷出红、白、绿、金黄、黑、蓝多色烟带；下面的人群疯狂地欢呼着、叫喊着、挥舞着，为这些飞机“改邪归正”而热泪盈眶，正是它们曾轰炸过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猎豹”直升机用滑稽的动作喷出国旗的形状，人们破涕为笑。
“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永远永远都不会再有人压迫人的现象。”曼德拉结束了他的演讲。这时，深受感动的沃尔特·西苏鲁走上前来握住了他的手。西苏鲁已光荣退休，他最先影响了曼德拉和坦博，使他们加入非国大。50年前他们领导着青年联盟：30年前他们或被投入大牢或被流放。当然最为独一无二的，是三位战友对彼此和对事业坚贞不渝的忠诚。
曼德拉实现了他出狱时许下的诺言：“我的余生将为你们而奋斗。”一个被关押28年之久，其言论不允许被南非媒体提及的人，为什么会成为这个国家追求解放的化身和新社会的重要标志呢？
是什么使得他的狱友们，特别是那些并非与他志同道合而是其反对组织成员的人，在经历了罗本岛的生活之后会对曼德拉推崇备至呢？
已被解散的南非自由党的成员埃迪·丹尼尔斯的话向我们表明：“曼德拉先生是个好人。他可以和国王散步，也可与乞丐同行。我想告诉P·W·博塔先生（当时的南非总统），如果他与纳尔逊·曼德拉交谈，那么他是在和一个讲道理的人而不是暴力分子说话。曼德拉先生是最善良、最诚实，而且热爱和平的人士之一。曼德拉先生从事暴力活动，正如我一样，并不是因为他想这么做，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把我们逼到了这个份上。”
身为律师和“统一运动”成员的菲基利·班姆解释说：“一旦你把一个人‘终生’监禁了，你对他也就无能为力了——当然，你可以杀死他。他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力量。曼德拉被关押的时间越长，他就越会成为我们大家关注的焦点。他和非国大从来就不怕坐下来谈判。如果政府不与他对话，那是他们咎由自取，不幸的是，这样做正在使全体南非人民处于危险之中。”
这是南非人自己的观点。可是，曼德拉为什么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了他这个时代的传奇人物呢？即使在被关押期间，他仍然获得了许多荣誉。罗马和格拉斯哥、奥林匹亚与阿伯丁都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格勒诺布尔有曼德拉宫，英国的肯顿城有曼德拉街。相距遥远的莱索托和纽约的大学都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的头衔。在委内瑞拉，他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起，因为自己对自由和民主所作的贡献而荣获西蒙·玻利瓦尔奖。当波尔多律师协会将其第一个人权奖授予曼德拉时，他的名字与德雷福斯＇1＇连在一起了，后者被判犯有“叛国罪”也被关押在一个叫魔鬼之岛的小岛上。
与曼德拉分开已久的妻子温妮在一次谈到她丈夫和那些与他关押在一起的人们时说：“他们是彻底解放的，他们是一个流亡的政府。”
第七章 摩西归来
二、“我的余生将为你们而奋斗”
在曼德拉早期的政治生活中，对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经历是非国大内部行动方式的发展，这种行动方式强调保密、狡诈和集中决策。政府对所有黑人政治活动的持续的高压政策迫使非国大为了生存而成为一种秘密的社团组织。国民党在1948年掌权之后的两年内，通过了《镇压共产主义法》，他不仅用这个法律残酷地打击共产党，还打击整个反种族隔离运动。因此，曼德拉在整个50年代都被迫在禁令下活动，这意味着法律。禁止他向人群演讲或者参加政治活动；他经常被局限在约翰内斯堡地区活动。从1956年起，他在政府的首次“叛国罪审判”中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有156名活动家，他们被指控阴谋推翻政府。这次审判持续了4年多时间，但最终他们全被无罪释放了。
在规模空前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之后，政府实行了紧急状态法，拘捕了2万多人。完全禁止了非国大和泛非洲主义者大会的活动，后者是早些年从非国大分离出来的，他们反对非国大与白人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泛非主义者负责组织了沙佩维尔反抗运动）。在这样一种压抑的气氛下，在非国大内自由、公开地讨论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这样就出现一种秘密的、集中的，而且专制的领导风格，这种风格在随后的30年中成了这一组织的标志。共产党对非国大的影响无疑又增强了这种不民主倾向，它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似乎成了非国大惯用的方法。在曼德拉1990年获释的时候，非国大被一个秘密的、紧密勾结的35人集团控制着，他们30年来独断专行，从未征求过众多支持者的意见，构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曼德拉与世隔绝了28年，他不能对这种领导风格的形成负什么责任。但是，通过观察他获释以来的做法，人们感觉他对这个组织的秘密的强权的领导风格没有太多反感。他很快接受了非国大这种旧的传统并为之辩护。统一民主阵线的新一代年轻领导人对这种做法进行了直接的攻击，这是一个由700多个组织组成的联盟，可以在国内合法地开展活动，从1983年到曼德拉获释这段时间，他领导了国内反种族分离的运动。国内外对曼德拉的宣传也无疑助长了他这一代非洲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权力主义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正在导演着自己的时代，并与他同时代的领导风格步调一致，像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和象牙海岸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一样。曼德拉对权力主义思想很满意，他甚至重新评价了自己年轻时对传统部落权力的反叛行为。1991年他在东德兰士瓦省非国大青年大会上说：“那些认为我们的事业与酋长们无关的人，不明白非国大的政策，也不知道如何在农村壮大我们的组织。我们应该与酋长们合作，给他们以应有的尊重。”人们不禁会这样认为，50年过去了，曼德拉成熟了许多，并且重新在部落和酋长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根。他在这里对年轻人提出的忠告，在他年轻时，也同样会反对的。在最初几个月的接触之后，人们开始感到：曼德拉怀有一种秘密的渴望，渴望人们把他视为一名酋长。然而，他所代表的组织是由他以前的反叛精神组成的，在他的士兵心中没有酋长的位置。
曼德拉与非国大之间这种紧张状况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因为他出狱的时候，非洲各地都已厌倦了一人独裁和一党独裁的统治。在国内，他面对的是统一民主阵线通过领导人与追随者之间不断地亲密接触而形成的民主、分散和协商性的政治。他发觉自己的领导权受到了各方的挑战，因为他几乎无法控制城市中的年轻人或在平民中发生的事件了。他发现，他与布特莱齐酋长是否会面、何时会面，都要由非国大在纳塔尔的地方领导人决定。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限制了他决策的权力，甚至限制他与德克勒克总统会晤。他个人对某些领导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明显的偏爱也受到了非国大高级官员和普通会员的强烈反对。
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年轻的曼德拉都经历了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国民党在1948年掌权之后继续执行其“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