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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康生评传-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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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做报告时,就认为贴这张大字报的同学是‘造谣’,‘挑拨’,他煽动同学说,‘这是制造流血’,还说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说!他在五千字的报告中,用四千字反来覆去讲这个问题,这样他就把同学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了,一些同学不了解,被蒙蔽了……这些同学认为谭厚兰、高树奎同志是‘反党’,是‘反革命’,这件事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简报就是这样造谣诬蔑的!他说:“有些同学要欺骗群众,制造混乱,造谣说彭真要搞政变!‘同志们,这是在替彭真辩护!……彭真大黑帮要去北大、人大准备政变,这本来是真的,但是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本来是要政变,要夺取政权,孙友渔却说是造谣!你们看孙友渔是什么立场I 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样替彭真黑帮辩护,应该不应该罢他的官呢?……”
就这样,在广大群众面前,由于康生的宣布而肯定了政变!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二月兵变”,便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说“二月兵变”
是造谣吗?那你或者就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上,“把同学们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替彭真辩护”;或者就是“二月兵变”的参加者!怎么办才好呢?要么被罢官,被撤职,被打倒,被关押;要么按照康生的旨意,把“谣言”当“事实”来接受,把“假的”当“真的”来传播!于是,这场纸上的“二月兵变”变成了康生迫害干部的借口,也变成了他向林彪、江青表忠诚的标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
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
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罗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字、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所以,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并挖掉。“
林彪这篇贼喊捉贼的讲话,康生认为是投靠的机缘,他立即伙同陈伯达代中央起草了转发批示,说:这个讲话,“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
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全党全军都应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康生一手制造的”二月兵变“,就是他对林彪这一讲话领会得深刻,运用得具体的表现。在林彪那里,还只是”嗅到了“一些”政变“的”味道“,而在康生这里却抓到了”兵变“的”事实“,甚至连”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统统抓到了,真可说是林彪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林彪对此当然感到满意。正因如此,一边欢呼英明贤主降临,一边慨叹自有保我巨子!
林彪认为,妨碍他篡夺军事大权的是罗瑞卿同志,因为他是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还是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林彪急于排除这个直接障碍。由于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个人迷信、空头政治和毁坏我军优良传统的一些措施,都遭到了罗瑞卿同志的抵制。林彪的野心驱使着他消灭异己,通过打倒罗瑞卿而把矛头指向主持军委实际工作的贺龙同志。
康生看透了林彪的心思,又符合自己的害人高升哲学,于是“二月兵变”
就应运而生了。这样既为彻底打倒彭真制造了口实,又为诬陷、打倒贺龙放出了第一颗试探性的信号弹。尽管康生在制造“二月兵变”事件之初,并没有点贺龙的名字,但是谁都心里明白,康生制造这一事件是指向谁的。
在林彪、康生看来,彭、罗、陆、杨都已经打倒了,用不着再花气力了,问题是借群众的力量,继续打倒他们内定的打击对象。既是军事政变,就得从军队中挖掉林彪的对头。贺龙同志正是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矛头所向是一清二楚的。康生制造“二月兵变”,是说了林彪想说还未敢说的话;是干了林彪想干还未干的事;为得宠而害人,这是康生历来的“杰作”。
正是在康生制造“二月兵变”的气氛之下,林彪部署了一系列诬陷贺龙的阴谋活动。八月中旬,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搞诬陷贺龙插手空军、海军的材料。八月二十五日,林彪又制造了“八。二五事件”,诬说贺龙指使王尚荣要夺总参党委的权。九月八日,林彪便在军委常委会上诬蔑贺龙是“搞颠覆活动”的“大阴谋家”。
林彪的老婆叶群数次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写揭发信。
林彪一伙对贺龙同志的诬陷,一下子就和康生的“二月兵变” 对上了口。尽管康生早已看到了北京卫戍区于七月二十九日写的关于向人大、北大借房驻军问题事实真相的报告,但是,由于他看到林彪也开始公开诬蔑贺龙了,因而便趁风纵火,竟把原来的谣言又放大了许多倍。到处放谣风:“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后来,康生又对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同志说:“体委
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
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六百条“。又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所谓贺龙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一九三四年八月,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时处决了蒋介石派来充当”说客“的熊式卿一事。此事中共湘鄂西分局早已报告中共中央。以康生为组长的专案组,也从中央档案馆复制了十多份。这件证明贺龙同志坚贞不屈的原始材料,康生竟然藏匿不报,以致铸成巨大冤案,将贺龙同志残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内乱,就是出现了象康生这种大奸得志,任意捏造了象“二月兵变”之类的离奇古怪的案件。当他作煽动演说时,绘声绘色,比福尔摩斯侦探案还引人注目,搞得风雨满城,唯恐世人不知!
当真相大白时,他们都销声匿迹,默不作声,象个惯犯,只知作案,不想了案。
第二十二章为了夺取一切权力
“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康生就把积蓄了多年的那股邪劲,全使出来了。
为了林彪、江青的“新天朝”,为了自己已经膨胀的野心,他积毕生之阴谋手段,在这场浩劫史上,书写自己的篇章。他硬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硬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硬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叛徒、特务、国民党的领导,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总之,把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说成是个黑洞洞的旧世界。
因此,他们要横扫一切,彻底砸烂!在这场大动乱中,康生确实为林彪、江青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且看康生是怎样为自己建立纪念碑的吧!
一、横扫。
康生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的各个领导机关。他说:“过去整个中央各部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口里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谈话加以封锁。”
“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
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
中央各部,为什么会有康生所说的这样的问题,即对毛泽东同志及其著作的态度问题呢?接着,康生又作了具体的解剖,他说:“中组部是有意搞的反革命巢穴,是刘邓多少年精心安排的”,“在安子文的掌握下,那里的干部有二十几年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
“中央党校根本不是我们的党校,而是顽固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堡垒,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据点。”
“中联部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对、拒绝毛主席思想”,“反对、对抗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推行刘、邓、王(稼祥)的路线,即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思想。”
“中宣部是阎王殿”。
“中监委糟得很”,成了“共产党内的政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
康生象是天外来的奇人,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在中央呆过,对中央各部的事,他超脱得比神仙还干净!
既然中央各部都有问题,那怎么办呢?康生认为,“总的方针是斗批走”,
或者是“斗批散”。就是说,原来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予以“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在康生等人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有的甚至“一锅端”,就象他在土改中对待地主那样,全部扫地出门!。
康生是不是仅仅否定中央机关呢?当然不是。继而又指向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他说:文艺战线,“有一条文艺黑线统治着”。
教育战线,“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的统治下,实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各类学校中,工、农及其于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
人们还记得,从一九五七年起,康生就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把文教战线说成黑线,似乎他又成了高超于这条战线的坐探!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了经济战线,说:工矿企业,“修正主义的根子,不一定比学校少”,“薄一波搞了很多东西,工厂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少”。
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和青年团,他死死抓住不放。不攻垮这两个组织,又怎样篡党?怎样笼络青年呢?因此,他攻击:共产党,“过去最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建党”,因而使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离开了每一阶段的阶级斗争”,“脱离了当前的阶级斗争”,结果把党“弄得很死板,好象铁板一块,死水一潭”,“让驯服工具论,长期占统治地位”。在他看来,只有在他的煽动下起来进行打砸抢,才不死板,才不是驯服工具,也才是林彪、江青和康生的阶级斗争勇士!
他还攻击:青年团是“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该彻底改造”。
按照康生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共青团也不是共青团,这正是他提出重建党,重建团的理由。
他对党校又是怎样说的呢?不仅对中央党校,而且对全国各级党校都作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结论。他说:“全国各级党校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
“各省市的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同中央党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篡党系统”。
康生的黑手不仅伸向了中央机关,而且伸向了全国各省市。他说:建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时,“要砸烂旧市委打倒新市委”。“北京的夺权是头等大事,应宣布旧市委的罪状”,新市委“不宣布他们的死刑,至少也宣布他们倒台了,我们要把他们的问题提高一些,调子高一些,至多主席批评我们‘左’点,这没有什么关系”。“要列几条,这就可以震动全世界。
刘、邓就是彭真,是一码事。要通过大会大破大立,你们可以大胆地搞。
李雪峰的名字也可写上去,叫主席划掉也没关系。“
四川省,是“黑司令部的大后方”,是“刘、邓、贺、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巢。”
陕西省,是“刘少奇、彭德怀、安子文、杨献珍的后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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