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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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的胜利，促使极左分子组成中央文革小组来替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渐渐地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围攻中，各级党政地方机构全面瘫痪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最高的统治机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就是其中成员之一。他们拥有绝对权力，而且全体文革小组成员，都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在整个文革期间，江青以毛泽东妻子的身份，以毛的发言人及代表自居，借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名，进行篡政夺权，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一个曾在政治生涯上冷落了几十年的残暴又野心勃勃的女人，一旦得势，一点都容忍不了任何不同意见和对她的隐瞒或虚设的权力。成千上万党的领导人、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及普通老百姓，因为她的无端猜疑而受到残酷的迫害。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在她的亲信，即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在八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对毛泽东的颂扬之词被载入大会的公报之中，刊发在报刊上。林彪声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体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毛泽东的名字放在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之上。这种提法，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中，即便在林彪被打倒之后，那些激进分子们都一直没改变过。
一天，在中央委员会的公报发布之后，胡先生，我丈夫的一位朋友，来我家看我。在中国，妻子与其丈夫的朋友，是不大交往的。所以自我丈夫亡故后，他也不大上门，只是在新年，按中国习俗来拜个年，问一下我女儿的近况，稍稍坐上一会就告辞了。他常提及我的丈夫，很推崇他的为人，也十分留恋他们之间的纯真友谊。通常他每次来拜年时，总留下一个红封包，那是给佣人的小账。这是在共产党接管中国后，在极小部分守旧人士中残留的一种旧俗。对他的来访，我是很欢迎的。我认为胡先生虽然脾气有点让人捉摸不准，但待人却是极其真诚的。
当老赵告诉我他来造访时，我好生奇怪。我让老赵把他请进会客厅，并准备好茶点。
胡先生原是一家油漆厂的老板，他厂里出品的油漆驰名全国，并出口至香港及东南亚各地。上海解放后，他在共产党领导下仍然经管该厂。一九五六年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的工厂被国家接管，政府向资本家以每年七厘＇1＇的利率，按估计的资产价值发放十年定息。资本家除接．受这一切条件外，别无他法。因为胡先生是搞技术的，政府就请他留在原厂任总工程师兼副厂长。另外，共产党另派任党委书记及厂长来管理工厂。胡先生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但与西方文化接触不多。他热衷中国书法，写得一笔好字，谈吐温文含蓄。他并未受到过崇洋媚外的指责，因为他自己个人的品味、学识和生性充满了中国式的格调。总的来说，在历届适动中他都表现得很好。因为胡先生没有海外关系，这令他有别于其他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领导对他并不太怀疑。他对己失去工厂和不得不接受较低的职务所持的态度，始终令我困惑不解。一次我丈夫曾告诉我，许多私方对共产党派来管理工厂的人员，都觉得难以相处，唯独胡先生却与这些替代也掌管工厂的共产党书记相处得很好。
〃听说你也卷入了这次文化大革命，不知你近况如何？〃胡先生这样解释他的来意。。
〃我想情况比较糟糕。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正在接受审查，我已被传问，并被要求参加了批斗公司从前的会计主任的斗争大会。〃我告诉胡先生，〃那些找我谈话的人，好像流露出我们公司在业务上有违法现象，但他们又没明确的表示。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向来不曾参加过任何政治运动。〃老赵端来一银质托盘，上面搁着我最好的瓷器茶具，一盘堆得满满的英国式小蛋糕及切得薄薄的三明治。这原是我款待那些英国及澳大利亚朋友们用午茶时的规格，老赵这是把胡先生当作上宾来招待。他把托盘置放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这时，走廊的电话响了，他便去接电话。然后他即刻回来告我：〃又是那班人。他们要你立即去一次。告诉他们我很忙，明天再去吧。〃我说。
老赵出去后，我听到他在电话里与他们激烈地争辩着什么，然后他又回来说：〃他们硬要你即刻就去，说有什么十分要紧的事。
〃是谁打来的？假如真的有什么要紧事，不要因为我而耽搁了。〃胡先生说。
〃就是那些要审查我的人。〃我告诉他。
〃喔？那你得快点去。他们的话你怎么能不听昵？我就在这儿等你，我要好好分析一下你目前的处境。我是你丈夫的好朋友，我要对他尽责，这是我的义务。你缺乏应付他们的经验，这些人既卑鄙又心狠手辣，你可千万不要得罪他们！〃胡先生说。看来他实在十分为我担心。
听说他会在这儿等我，我感到很欣慰。我想听听他对文化大革命及中央的一些看法。我是四点光景离家的，当我回家时，已经八点了，胡先生仍在我家里等着我。当他从会客室里出来，迎接我时，看得出，他大大地松了口气。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来，坐下歇口气。那边怎么了？〃老赵给我递来一杯热茶，我呷着茶，把那边的情况一一向他诉说。
今天除了平时那两个召集人以外，叉多了一个家伙，看来像是他们的上级，可能为了讨好那位新来的上级，那两人对我变本加厉地凶狠。我一跨进房，其中一人就气势汹汹地说：〃叫你来，你为什么不愿来？我正忙着呢。你应该在早晨先打电话通知我。〃从前，他们还会让我坐下谈，但今天，他们却一直让我站着。
〃我们又不是请客吃饭，我们这是在对你审查。你应当随叫随到。〃那人冷笑着说。
我总想坐下来谈。
〃看你那么一长串的洋人名单！你哪来这么多外国人朋友？你一定与他们十分臭味相投，并且很是崇仰他们的生活方式吧？〃他用谴责的目光盯着我，继续滔滔往下说，〃你说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很友好，他们中有的是在中国生中国长的，你还吹捧他们十分推崇中国的文化且又精通中文。但他们其中的上几代，在贩运鸫片中发过财。他们在中国拥有工厂、商船、仓库等等，应有尽有。解放后，他们失却了这一切、他们怎可能对人民政府有好感呢？在国民党统治天下时，他们是喜欢中国的。他们可以拼命掠夺剥削中国老百姓呀，他们可以大发其财呀。但现在，他们肯定不会再喜欢中国了。你那外国人对中国友好之说，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了。那些外交官，都是他们政府派遣来收集情报的特务，以颠覆反对我们的政权。他们怎可能对我们友好呢？你根本不必为他们贴金，把他们扮成大慈大悲的菩萨。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们是你的朋友，现在你该清楚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了吗？我认识他们并非因为我要巴结他们。他们多数是在我的已故丈夫当外交官时，或旧时主持外交部上海办事处时就结识的。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外交部在上海的办事处！你丈夫是国民党反动高级官员，后来又成为外国资本家公司的总经理。〃他讥诮地挖苦着我，〃你丈夫的经历有什么可以吹嘘夸耀的？他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是得到人民政府上海工商局批准的。工商局发给他委任状。至于国民党反动官员之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他留在了上海，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这不证明他是支持共产党革命，拥护人民政府的吗？他留在上海，说不定还有其他原因，这个以后我们慢慢再研究。现在，你必须交代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你作为亚细亚公司的忠实代理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我在亚细亚公司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政府法律和管理条例而行事的。〃我理直气壮地说。
那位新来者，一直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抽着烟，弄得满房间乌烟瘴气的。这时，他把烟蒂往地上一扔，将脚一踩，上下打量了我半天以示威胁，方才缓缓地开腔了：〃你的生活作风难道一点没问题？你和外国人有这么长久的交情，难道在这期间，你就没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不论我有否讲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但可以肯定，我没做过什么反政府的事。〃我毫不含糊地说。
〃这得让我们来下结论。现在，你必须承认，你讲过错话，也做过错事。〃他奸笑着说。
〃什么话！我不承认。〃我说。
那新来的比其他两人更阴险，他的嗓门虽然不高，但我肯定，他在暗使诡计诱我上钩。于是，他把话题一转，说：〃把你们公司的情况简要讲一讲。〃我简单地把我们公司情况讲了一下，完了那人就说：〃这和你写下的完全一样，我想你大约是把写过的那些全背出来了。你为啥这样小心翼翼呢？不管你们盘问我几次，我要说要写的就是这些，因为事实也就是这样。〃我说。我好像觉得这场谈话已延续了相当长时间，胡先生还在等我呢。我看了看手表。
〃怎么了？焦急了？这样的谈话让你不舒服了？〃那家伙洋洋得意地说。
〃我想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我说。
〃我们不怕浪费时间，我们极有耐心。我们共产党花了二十二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我们胜利了。只要我们认准了目标，我们会追击到底的。〃一阵难堪的沉默，我们就这样僵持着。猛地，上次在斗争大会上发言的那位，又拿出他那副腔调来，他声嘶力竭地对我嚷着：〃我们决不会放你过关的。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一系列所柞所为，以表示你改变立场的决心，否则，你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以肯定，你是英国的派遣特务。〃他们这是第一次运用了〃特务〃这个字眼。过去，他们不过只是隐隐暗示一下而已。可能这已超出了上级所给划定的范围了，那另外两人颇有点意外地看看他。
他这种拿起鸡毛当令箭的腔调让我觉得好笑，我轻声在喉咙里咕哝一下：〃你才是受人家派遣来的小脚色呢！〃那新来的接嘴说：〃目前，你或许已记不清你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了。回去再回忆一下好吗？把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写下来，一笔一笔都写下来。我们可以给你充裕的时间。两个星期够吗？两年也没用，我不愿编故事。〃我告诉他们。
〃好，就两星期吧。承认错误是痛苦的，但你必须那样做。伟大领袖毛主席允许人家承认错误，但承认错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确是痛苦的，但唯有这样才能使人脱胎换骨。你愿意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做个好公民吧？那你就一定不能落伍。我们要你承认错误，并不是我们不掌握事实，只是我们希望给你一个机会以表示你对党的忠诚。〃我想跟他说，他有点神经失常了，但还是忍住了没说出口。我不愿再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谈话了。
他还以为我的沉默表示我已有点给说服了，所以就放我回家了：〃天色已晚了，回去把我说的好好思考一下，两星期后我们再来传审你。〃听完了我的叙述后，胡先生默然不出声，这时老赵进来请我们用晚餐了。我的厨师为我们准备了几色可口的中菜，因为他知道胡先生不爱吃西餐。进餐时，我们故意不谈文化革命这类不愉陕的事，只谈谈各自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表现都很好，没有为各自家庭出身所影响，他们都很争气，我们都为此感到骄傲和安慰。
我们重新回到客厅，我就把刚才那几个人与我纠缠不清时我所产生的几个疑问，一一对胡先生和盘托出：
〃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我认罪，哪怕胡编乱造，也无所谓。是这么回事吗？就是。他们才不管什么青红皂白；只要达到让你认罪的目的。但那有什么好处？如果大家都作假交代，不是把他们自己都给搞混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就是要你认罪交代，这是他们的职责。假如你违背他们，就表示你不投入运动。所以结果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许多人就卷入了并作了多次交代。当那混乱过去以后，他们便会复审材料，有些处理不当的可能会改正。
〃那要等多久？〃我问。
〃少强两年，或许等一辈子。每个单位至少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人会打成阶级敌人。这是文件中核定的百分比。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