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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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自清高运自休，身陷浊水不同流；
难奈饥肠辘辘苦，一任尊严脚下留。
四笔名风波
有一天管教股突然把我叫去，我以为又有什么不测之祸。屋里除郑队长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干部。
“这是公安局的王科长，”郑队长说，“他问你啥你回答啥，要老老实实说才是认罪表现。”
王科长态度很和蔼，他先问了我的姓名，我回答后又问：“你还有什么名字？”
我说小名曾叫生芝，上学后改为现在的名字一直没变。他突然又问：“那么兴中又是谁？”
我明白了，原来是我上交的日记本里的某些文字让他们产生怀疑，便解释说：“那是我在学校和朋友通信用的化名，因他叫安华，安定中华之意，我就取名兴中，振兴中华。”
又问安华的情况包括住址，我都一一回答；又问陈英是谁，我说是安华的姐姐。
“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说也是一般朋友。
“那產寳又是谁？”
王科长不愧是老公安，很善于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冲垮对方的心理防线；他一边问一边观颜察色，看我的面部表情。我毫不惊慌，心平气和地回答：“我爱好文学，產寳是我取的笔名，它里面包含我的原名生玉，词义也相近。”
“你发表过作品？”
我摇摇头表示没有。
“你还有过哪些名字？”
“我喜欢音乐，就叫‘匆忙’；爱好长跑，就叫‘坚实’；在沈阳俄校曾起名‘严寒。’”我干脆把一连串儿戏似的假名一股脑儿都倒出来。
“‘严寒’是什么意思？”
“东北冷呗，又是数九寒天，再说俄语的故乡又在大北方。”
这次我说的可不完全是实话，当时由于思念陈英内心常感到孤独、凄凉就起名叫“严寒”，抒发当时的心情；曾写在作业本皮上引起苏联女教师的疑问，批道“POTOMYSTO（为什么）？”
又问：“你和马丽是什么关系？”
我说是同车间工友。
“你俩在平定南天门她对你说过什么话？”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王科长提示：“她说过哪些有关鸟儿的话？”我草恍然大悟，把她关于鸟儿自由飞翔的话重述一遍，王科长不再问了。我觉察到，大约马丽也出了点什么事，正接受审查。但那样一句话有什么问题呢？
审问结束时，王科长说：“看来你爱好多名字也多，你现在通信用什么名字？”
我说就用本名，除“兴中”外别的名字都未用于通信，只作为书籍和笔记的分类标记。
“好，你回去吧。不要有顾虑，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释放，实现你的作家梦。”
不知他是鼓励还是嘲讽，我只有苦笑而已。
真是：
惜青春反把青春误，喜文学笔名遭忌猜。说什么人生道路由人选，却为何心比天高，命似黄连；恰逢着荒唐世界，疯癫人间。到头来，只落得一身污秽，难证清白。
14。第十四章 身陷囹圄 （二）
五真性不移
劳教队成立一周年正值新中国十年大庆，中央发出对战犯的特赦令，劳教队作了传达。厂长耿翼讲话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只要认罪伏法、改恶从善，就一定会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早日释放，获得自由。”会后我彻夜难眠。我想，罪大恶极的战犯都能赦免其罪获释，我即使有罪与那些战犯相比有天壤之别，也许离释放的日子不远了。既然释放的首要前提是“认罪伏法”，也就是说首先必须认罪；但什么是罪，什么叫错，在我头脑中模糊不清，难以分辩。也许错就是罪，那么我的确有罪。
毛泽东说过：除了死人不犯错误，娘肚里的胎儿都会犯错误。我既有感于党的政策宽大为怀，内心深受感动，便决定写一份“悔过书”，把我记忆中那怕一丁点错误，比如建屏“骂街”、偷拿丁老师几毛钱一类事和盘托出交给队部，当然也包括化工厂的质量事故。郑队长看后把我作为“认罪伏法”的典型在全中队宣布，并作了如下讲演、话：“通过国庆特赦令的宣传教育田生玉对党的政策有了深刻认识，他把自己大大小小的罪过全部向组织作了交代，这就是认罪伏法的表现，你们都要像他那样真正做到认罪伏法。最近一段时间他劳动表现也不错，只有这样才能早日解除劳教。他的悔罪表现充分证明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
然而获释还是遥遥无期，满心希望仍是泡影。
劳教队经多次搬迁，最后在陈家沟定点建厂，编为三个中队：一中队接收了一个村办煤窑，负责采煤，二中队搞基建，三中队机动，像在平坦垴那样搞劳务输出。我编在三中队，杂七杂八什么活都干：硫磺坑里抬“珙”（含硫的矿石），小煤窑井下担煤，直到开山破石修铁路……
最初我被分在支援组，给一个村办硫磺窑抬“珙”。硫磺坑道低矮无法站立，只能猫着腰抬八十公斤一大筐“珙”拐弯抹角朝井口走，真是苦不堪言；更遭的是坑下没有放干粮处，常常被人偷去，一旦丢了干粮就得忍饥挨饿。有一天我的干粮又被人偷去，实在饿的不能干只有装病，和我的同杠一起被坑长关进一个废弃的掌子面，那里已作为临时厕所，臭气熏天，我俩在里面呆了半天。
所幸这时不再有警卫押送，往返二十多里只由组长带队，相对自由点，我们可以顺路挖点野菜煮着吃，山玉谷、茴茴菜、麻丝菜，凡可吃的野菜一律挖来吃。也曾偷过饲养场的豆饼聊以充饥，我觉得豆饼还真耐饥，难怪人家拿它喂牲口，牲口吃了有后劲，虽然吃了会拉肚子，但总比有人吃盐疙瘩搞得全身浮肿强。供销社不收粮票的吃食只有甜面酱和古巴糖、伊拉克蜜枣，没粮票只有钱就只能买这几样，而我一样也没有。
遇到秋收季节还可以到附近地里拣农民遗漏的玉米棒子，在取暖炉子上烧着吃。
长期恶劣的生活环境，单调无聊的精神生活，尤其是难耐的饥饿使一些人经不起严峻考验，失去了本性。有的“右派”一改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的书生气质变得粗野、蛮不讲理，如前面提到的白林。还有人竟与小偷同流合污，我们组长就曾向供销社柜台下的饼干伸手被人家逮着。不过住了劳教的“犯人”和外面的“好人”不一样，“好人”十分爱面子，唯恐做了丢人败兴的是被人嚼舌；“犯人”的逻辑则是“已然如此，更有何惧”，因此有人的心理就像现代一些年轻人，脸皮很厚，以“吃喝嫖赌抽，坑骗拐卖偷”为荣，觉得那才是本事。
我没那胆量，我除了拣过玉米棒，“偷”过豆饼，别的东西从不敢伸手。刚搬到陈家沟那天，院子里散乱地堆放着劳教人员的鞋帽衣物，那些东西本来由队部统一保管，可能是卸车时被他们当作废物扔掉了。我分明认出自己那双八**九成新的皮鞋，却不敢擅自取回，第二天再去找已被别人拿走，排长王建不解地说：“你这么胆小怕事，怎么也会犯错误！”
我从未拿过别人的东西，我自己的干粮衣物却常常被人偷去。尽我管时刻规规距距、谨小慎微，唯恐出错，仍然招来一场不测之祸。不知谁向耿厂长告密，说我偷了农业社的玉米棒子，耿厂长心血来潮决定亲自出马侦破此案。
这天刚开早饭，我端着大碗等待第二轮加饭，耿翼突然走来，瞪着眼大声喝道：“田生玉，过来！”
我迟疑着，唯恐错过加饭机会。耿毅疤瘌眼上下歙动着，他发怒了，厉声吼叫：“叫你没听见？放下碗，跟我来，快点！”
我只得放下碗，他说：“到你宿舍去。”又回头对组长王会说，“给他把饭打下。”
走在路上疤瘌眼才唱明来意说：“你改造得不错哇，从前不会偷，现在学会偷了嘛。”
“我没有偷，我什么也没偷过。”我说。
“你不要嘴硬，咱们一会儿见实。”看来他对捉贼见脏满有把握。
一进屋他就命令：“把你的被子打开！”
我抖开被子，里面空空如也。
“你偷的玉米棒放哪里了？”
“我没有偷玉米棒，昨天路上拣了两个烧吃了。”““搜出来怎么办？”
“你搜吧！”
屋里空荡荡的，只静静地躺着一排铺盖卷，实在无处可搜。疤瘌眼猛抬头见墙上挂一个包，他像发现了新大陆。
“那个包是谁的？”
“我的。”
“为什么不打开？”
我摘下来打开，里面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两个垫肩。他指着一条劳动布裤子问：“这是从哪里偷的？”
我说不是偷的，是前几天大哥来看我留下的。
“你大哥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
我说在石家庄拖拉机厂当工人。
“你若有半句假话当心你的脑袋！”
“你可以去管教股查嘛，那里有来客登记薄。”
劳教队凡来人探视都要登记，这一点他比我更清楚，但他不甘心一无所获，疤瘌眼又盯在那两个垫肩上：“这是哪来的？”
“咱厂发的。”
“你怎有这么多？”
“我不常戴，就积攒下来。”
我不敢说，那垫肩戴在脖子上活像囚犯的枷锁，我不愿戴。
“用不完为什么不上交？”
“没说过上交呀。”
“胡说，公家的东西岂有不上交之理。”
他拿着猎物余怒未息地走了，我叹口气，啼笑皆非。
正是：
千锤百炼见真金，历尽艰辛难改性；
命犯小人受欺凌，一路抛洒辛酸泪。
六命犯小人
转眼已两年过去仍不见劳教队放人，只见往里送，不见往出走。有个右派说“劳教队是狗B衙门只进不出”，被当作反动言论好一顿批判。
父亲第二次来看我时我正在修南庄铁路。这也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南庄煤矿的铁路支线，连同青年钢铁厂后来都废弃不用，只是劳民伤财而已。铁路离厂部二十余里，我们住在大阳泉一个叫“富昌公司”的大院里，从大门楼上方那块“富昌公司”的金匾我猜想它定是某个民族资本家的庄院，后来不知怎么倒闭了抑或没收了，人去楼空，转为劳教队的营地父亲下车后先到陈家沟，又折转找到工地，往返四五十里，真难为他年逾五旬不辞辛苦看望我这忤逆子。我住劳教的事父亲始终没敢对学校同仁讲实情，他担着多大风险，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见面后我才知道继母李成兰死后，他又在汾阳找一个老伴，不幸一年后因难产去世，生了一个女孩已送了人。我与这位继母竟无一面之缘，她只留给我一件风雪衣作纪念，那个同父异母妹妹后来也一直无信息，成心中一大遗憾。
父亲盼望我早获自由，父子团聚，好卸却他心头一块巨石。可是劳教时间遥遥无期，不知何时才能如愿。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倘得自由定要回到父亲身边，父子们相依为命。虽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只讲阶级性，否认人性的存在，刘少奇在他《论**党员的修养》一书里提及“人性”，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说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不承认人性的存在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哲学，绝不是马列主义，它完全违背人的伦理道德，漠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我始终认为世界上父亲最亲，只有父亲最关心我，因为我再没有别的亲人。后来在铝矾土矿遇到一个老工人王季，他是文盲，却是个老党员，有一次风钻坏了，他修好后得意地问我：“你说是我这实践重要还是你那知识重要？”
我只能回答“实践重要”，他又嘲弄地说：
“我看打你心里还是认为你那知识重要。”言外之意知识是没有用的，社会发展、国家富强不需要知识，只能靠实践；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当时白卷先生张铁生的“英雄事迹”正风靡全国，此人胸无点墨，只因在农村当个生产队长，高考中交了白卷并大肆攻击十七年的教育制度而被“四人帮”捧为英雄。全国掀起一股不学无术就是英雄的恶浪，学生反老师，学校不敢管，教育陷于瘫痪。可悲可叹，可恨！
自从那年“五一”节回到石家庄，见父亲孤身一人在三中任教，我就产生一个愿望：和父亲在一起，当一名人民教师。那时我认为学校还是个比较纯净的场所，当教师必定受人尊重，不像工厂一派乌烟瘴气，没有人尊重知识，人们只知互相倾轧、互相攻击，人人争当阶级斗争的斗士，都想乘政治斗争的直升机向上爬。
大跃进的的烽火烧昏了人们的头脑，共产风吹散了几亿农民翻身解放带来的狂喜。吃饭不要钱，上地不记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千斤粮，万斤菜。没过几个月，大锅饭吃不开了，把从各家搜刮来的余粮也搭进去了，每人每天只配给五两粮，农民生活苦啊。卢山会议上出了个为民请命的“彭大将军”，一封忠谏信激怒了一贯正确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把他压在五指山下。待毛稍稍清醒，七亿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副食店里除食盐尚未脱销，就只有古巴糖和伊拉克蜜枣，这些东西对饥饿的人们又能起多大作用。
因劳教人员总嚷吃不饱，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