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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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祖国的攻击。盼望和平会舒缓苏联人民日常命运的想法，一定要抛弃。苏联要强调重工业，继续农业集体化，也要镇压内部反对势力。
斯大林的演讲以标准的战前方式表达出来——如有一本教义谕示，由他自问自答，定下规范律令。听在他的听众耳里，不由寒气上升，因为他话语里的限制实在太熟悉了：他警告尚未认出的敌人，只要试图破坏社会主义蓝图必予歼灭。依照几乎是每个苏联公民的个人经验来看，没人敢把这类声明视为虚词恫吓。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定下雄心勃勃的新目标：生铁生产量要增加10倍，钢产量要增加15倍，石油产量要增加4倍。“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国家才能保证不遭到任何可能的不利影响。或许需要实施三个五年计划，才能达成上述目标。但是势在必行，也必能成功。”三个五年计划，意味着好不容易熬过整肃活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劫后余生的老百姓，绝对不可能过上正常生活。
斯大林发表这项演说时，战胜的盟国之外交部长们依然定期开会，美军正迅速撤离欧洲，丘吉尔则还未发表他那篇脍炙人口的“铁幕”演讲。斯大林亦正重建与西方对抗的政策，因为他深切了解，他塑造的共产党不可能在一个致力于和平共存的国际或国内环境中自我存活下去。
我个人相信，斯大林可能并没有那么坚定非要建立被称为卫星国的傀儡政权，以强化他应付虚声挑战。关键是这些政权自己从来没有能以斯大林不敢掉以轻心的危机去挑战他。因此，苏联得以将军事占领变为卫星政权网。
西方国家对自己独占核优势的反应，也深化了东西僵局，可讽刺的是，矢志避免核战争的科学家们开始采取一项惊人的立论，认为核武器并未改变所谓自二次大战学来的教训——也就是说，战略轰炸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此同时，克里姆林官亦大肆宣传未曾改变的战略环境，此一宣传亦广泛得到接受，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军事理论之所以会迎合此一观点，与其官僚体制动力关系有关联。借着不去确认某一武器是决定性因素，美国各军种的首长可以使其部门显然必不可少。他们因此发展出一种观念，根据二次大战的经验，视核武器在整体战略中只是一种更具威力的炸弹而已！在民主国家相对实力最大的时期，这种观念导致一般误解，认为苏联军力占上风，是因为它的传统兵力庞大。
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已经只是在野党领袖身份的丘吉尔，试图唤醒民主国家。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丘吉尔针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敲响警钟，形容“自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港”，已经落下一副“铁幕”。苏联已经在每个经红军占领的国家，以及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建立亲共政府——他明确指出，最有用的一部分德国占领区还是美国交给苏联的。最后，这将“使得战败的德国有力量把自己放在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去拍卖”，再做孰轻孰重的考虑。
丘吉尔认为美国与英联邦必须结盟去应付目前的：即刻的威胁。然而，长期的解决方案是欧洲团结，“因此没有任何国家再遭到永久被摒弃”。丘吉尔这个20世纪30年代率先反对德国的政治家，因而变成在20世纪40年代率先支持对德和谐的政治家。然而，丘吉尔的中心论点是，对民主国家而言，时间已刻不容缓，必须紧急寻求全面的和解。他说：我不认为苏联希望爆发战争，他们要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无限制地扩张其权力与理论。但是今天事不宜迟，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永远防止战争爆发，并且迅速在所有的国家建立自由、民主的环境。闭目不视并不能去除我们的困难和危险，枯坐以待也不能去除它们，绥靖政策更不能去除它们。我们需要的是和解，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困难就会越大，我们的危险亦将更大。
先知在他们本国很少受人尊崇，是因为他们的角色往往远远超越时人的经验和想象力的范围。只有在其远见被转为时人的经验时，他们才受到承认——总而言之，此时想要因其远见而受惠，为时已太迟。丘吉尔的命运即是如此，只有一段短暂时期当英国人生存面临危险时才接纳他，20世纪30年代，他呼吁英国武装起来，时人却主张谈判；20世纪40年代，他主张外交上摊牌，他的同时期政治人物却因自以为实力衰弱，而一心只想自行增强其实力。
最后，苏联的卫星国就在没人管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乔治·凯南分析斯大林号召推动三个五年计划的演讲词之后，在他那篇著名的“长电报”中写下斯大林对外国压力的严肃看法是：“针对苏联的干预，虽然发动的国家也将遭受灾难，却将再使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进展受到延滞，因此必须不惜代价予以遏阻。”斯大林不可能一方面重建苏联，同时一方面又冒险与美国对抗。一再张扬的苏联侵入西欧之说乃是幻想；比较有可能的是斯大林在和美国严重对抗之前，将会退却——当然他会先虚张声势，测验西方国家的决心有多么坚定。
斯大林能在东区划定国境线而未遭逢重大危机，是因为苏军业已占领这些地区。但是一旦要在这些地区树立苏维埃式的政权，他却十分谨慎。战后头两年内，只有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成立共产党政府。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五个后来成为苏联卫星的国家，只有联合政府，虽然共产党势力最强，却多少还有他党牵制。其中捷克和匈牙利两国，在战后第一年即办理选举，产生真正的多党体制。可以这么说，针对非共产党的政党的确有系统的骚乱，尤其以波兰为甚，但是苏联仍未全力予以镇压。
到了1947年9月，一度被视为斯大林最亲信的安德烈·日丹诺夫（ Andrei Zhdanov）把东欧他所谓的“反法西斯阵线”国家分为两大类。他在宣布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演说中，称呼南斯拉夫、波兰、捷克和阿尔巴尼亚为“新民主国家”（捷克被列入，有点奇怪，因为此时捷共夺权政变还未发生）。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被列入另一类，但尚未贴上明确标签。（原按：共产党情报局是全世界共产党的一个正式集合，取代解散多年的共产国际。）
这是否代表斯大林对东欧国家的态度，与他之看待芬兰一样呢？——只要尊重苏联的利益，可以准她成立民主政府？在苏联档案犹未公开之前，我们只得揣测！然而，我们却的确知道，虽然斯大林在1945年告诉霍普金斯，他希望波兰能成立友好政府，但未必是共产党主导控制的政府，他的将领执行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安排。两年之后，也就是美国承诺给予希腊、土耳其援助之后，正在将西方三强的德国占领区合组成日后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详见第十八萱）之时，斯大林与美国另一位国务卿有一段交谈。1947年4月，也；尤是四强外长会议历经18个月争执不断的僵局，而且，苏联一连串威胁与单方面行动之后，斯大林邀请马歇尔长谈，并强调称他非常重视与美国全面达成协议。斯大林声称：僵局与冲突“只不过是侦察部队的小接触、小冲突而已！”斯大林又说，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可能妥协，而且“必须要有耐心，不要悲观”。
如果斯大林这番话有诚意，这一回他可估算错了。因为，一旦美国人认为他的信誉已经扫地，就不可能再相信他。斯大林已经走得太过头，因为他不了解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心理。结果是：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同盟，以及西方国家强化军力，凡此种种都远远超出斯大林游戏计划的想象。
丘吉尔几乎说得一点也不错——政治和解最好的时机是在战争甫告结束，便立刻展开。斯大林当时是否会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看当时提给他的方案之内容，以及拒而不受的后果将是如何而定，时机和严重性将迫使他正视，越是在战争结束后快谈，以最小代价达成妥协的机会就越大。当美军撤出欧洲的速度加快，西方的谈判地位也加快衰减——起码一直要到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继出现，才算止住。
斯大林和马歇尔1947年谈话之前，这位苏联独裁者已经玩火过头。美国人此时对他的不信赖感，就跟从前善意接纳他一样深刻，即使说美国人由纯粹友善一转而不分青红皂白都予怀疑，有点过当，这也是反映了国际情势的新事实。理论上来说，或许民主国家可以一方面组织联合阵线，一方面亦与苏联就全面和解进行磋商谈判，但是，美国领袖及其西欧同僚却认为，西方的团结与士气太脆弱，不足以撑持双轨策略之模糊与歧异。此时，法国和意大利境内，共产党是第二大政党。正在筹组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部也在争议是否应以宣布中立换取国家统一；英国和美国境内也都发生和平运动，挑战新起的遏制政策。
4月28日，马歇尔国务卿发表广播讲话，指出西方的对苏政策已经越过一个“不归之点”，他拒绝斯大林暗示愿妥协之议，因为“我们不能再蹉跎时间”。“欧洲的复兴进度大大落后；分化的力量越来越明显。病人已垂危，医师犹在争辩如何施医。因此我相信，行动已不能再拖延。我们必须毫不拖延，立刻采取行动，应付这些迫切问题。”
美国选择了西方团结优先于东西谈判的策略，它的确别无其他选择，因为它不能冒风险接受斯大林暗示和解之议，然后再发现他只是利用谈判来破坏美国努力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因此，遏制成了西方政策的指导原则，持续了40年之久。
第十八章 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
结束对立的条件
1945年底，美国的决策者可谓进退维谷。波茨坦会议和其后的外长会议并无成果。斯大林似乎并不顾念美国对民主政体的尊重，在东欧为所欲为。美国外交官在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再遭遇到苏联的强悍蛮横作为。在业已战败的德国和意大利方面，莫斯科似乎已经浑然忘了“伙伴”这个词汇的意思。美国决策者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1946年春天，杜鲁门总统开始面对此一严重问题采取强硬政策，成功地要求苏联退出阿塞拜疆。但是他的做法不脱威尔逊主义的模式。杜鲁门和罗斯福一样，不愿采取权力均势的政策，也不愿以安全为词为美方行动辩解；他尽力以适用于全体人类的共通原则，以及吻合新签订的联合国宪章之精神，来替美国行动解释。杜鲁门认定未来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斗争是善与恶之间的对决与竞赛，与政治势力范围无涉。
然而，不管美国政治家爱怎么称呼它们，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出现，而且还持续存在达40余年，以迄苏联阵营覆没为止。在美国领导下，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统合起来，而苏联则将东欧国家纳为其附庸。原先轴心国家阵营的意大利、日本，以及1949年以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渐渐趋向于和美国结盟。虽然苏联借华沙合约强化它在东欧的霸权，它这个名义上的同盟显然是借由高压手段凑成。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官方面在希腊鼓动游击战争，并且煽动西欧国家共产党（尤其是法共和意共）大规模示威，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破坏西方的团结。
美国领袖知道他们必须抵御苏联进一步扩张。但是，如何给抵御行动找到合理的基础？美国受其国家传统限制，无法以传统的权力均势作为诉求。美国领袖之所以如此，并非伪善。当他们终于承认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无法实现时，他们宁可把这项发展诠释为：这是迈向本质上和谐的世界秩序之路的一种暂时挫折。这一来，他们遭遇到哲学上的挑战。苏联蛮横是否仅是一个过渡阶段，华府可以耐心等候它？美国人是否如同其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等人所称，因为未曾妥当地把美方要求和意愿与斯大林沟通，不智地使得苏联觉得惊惶？斯大林是否果真拒绝在战后和世界最强的国家合作？他真的不想做美国友人吗？
华府最高决策圈斟酌这些问题时，年轻的外交官乔治·凯南（ Geoge Kennan）由莫斯科美国大使馆以俄国问题专家身份送到一份文件，预备提供哲学和理念上的架构来解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其中一份报告改变了华府当局的世界观，后来习称它为“长电” （ LongTelegram）。凯南认为，美国不应以苏联蛮横而自谴，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源深植在苏联制度本身之内。他主张说，苏联外交政策本质上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及旧式沙皇扩张主义两者的混合体。
凯南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斯大林世界观的中心。斯大林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无可挽回的大敌。苏联和美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