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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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福说：
“雅尔塔会议应该宣示，过去数世纪以来尝试，却又终归失败的单边行动、排他性结盟、势力范围、权力均衡等制度，及其他种种权宜之计的终结。我们建议以全球组织来代替上述种种办法，让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最后都有机会加入它。我深信国会和美国人民将接受这个会议的结果，作为永久和平的架构之开端。”
换言之，罗斯福把中国北方划给斯大林作为势力范围，来鼓励他参加一个将使得势力范围不具意义的世界新秩序。
雅尔塔会议结束时，只闻庆祝战时团结一致的声音，日后将使之瓦解的种种裂隙，却无人注意到。当时希望依然很大，“乔大叔”也被看做是一位不复杂的伙伴，霍普金斯回顾起雅尔塔，还表示关切斯大林这个温和派会受到克里姆林官强硬分子的压力。他说：
“俄国人表现出他们的理想与远见，总统及他们心目中都没有疑虑，认为我们和他们和平相处至我们所能想象的久远，但是在此我也必须做个修正，我想我们脑海里都有保留：如果斯大林不测，我们不敢预言结果应是如何，我觉得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理性、敏感和了解，但是我们永远不敢确信在克里姆林宫他背后的人是何种人？何种事？”
美国人此后种种推论中都抛不掉这种一厢情愿的心理：克里姆林宫的现代老板本质是个爱好和平的温和派，需要施以援手克服他那些顽固的同僚。不论在克里姆林宫当家做主的是哪位苏联领袖，美国人一直延续着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到了后共产主义时期还存在，首先是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接着又在叶利钦身上，都幻现出“温和派”身影。
美国一直到战争结束前，都极重视领袖间的私交友谊，以及国家间的和谐关系。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在他的第四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引用爱默生的话“要交朋友，先得做个好朋友”来描述他的做法。雅尔塔会议后不久，罗斯福向其内阁谈论斯大林说：“除了他的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特质外，还有某种特质。”他认为，这个特质可能跟斯大林早年受的是要当传教士的教育有关，“我想，他自动感染基督徒绅士如何举止的教育。”
然而，斯大林是个纵横捭阖现实政治的大家，不是基督徒绅士。苏军节节胜利，他悄悄向当时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的吉拉斯透露：
“这场战争与过去的战争不同；不仅是占领了一片土地，亦将其社会制度加诸其上。每人都在其军力可及之处，建立其制度，绝对没有例外。”
斯大林的游戏规则要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才明确。1945年4月，丘吉尔力促当时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抢在苏军之前，先攻占柏林。美军参谋群不肯接受他这个要求，并利用它教训英国盟友，军事规划不能断断续续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他们解释说：“抢在俄国人前占领柏林，可能获致的心理和政治利益，不应该压过必要的军事考虑，以吾人之见，此处之军事考虑就是瓦解德国的武装部队。”
由于事实上已经没有德军主力让盟国摧毁，不接受丘吉尔吁请，分明就是美国参谋首长的原则问题。不错，这些军事参谋对其观点非常坚持，艾森豪威尔将军遂直接在1945年3月28日致函斯大林，通知斯大林，他不会挥师向柏林前进，并且建议美、苏两国部队在德累斯顿附近会师。
身为将领却径自向一国元首致函，已经够令人讶异，更何况谈的主题又具政治重要性，斯大林也不是会把平白送上门的免费政治礼物退回去的人。4月1日，他回书艾森豪威尔，表示赞同其评估；他也认为柏林的战略利益不是那么大，只会派少量苏联部队去进击。他也同意在德累斯顿附近易北河畔会师。既然艾森豪威尔送给他这份大礼，他也回报桃李，起码坦诚告诉艾氏他的政治优先顺序如何。然而，与他向艾森豪威尔的信誓旦旦截然相反，斯大林马上下令苏军地面主力攻势对准柏林。他诳骗艾森豪威尔，苏军攻击要在5月下半个月才能发动，实则命令朱可夫和科尼耶夫两位元帅，两星期内发起攻击！
1945年4月，距雅尔塔会议仅只两个月，斯大林违背解放欧洲共同声明的行径已经昭然若揭，尤其在波兰方面更是肆无忌惮，恣意行动。丘吉尔已经无奈到只能写信，向“我友斯大林”恳切陈词，希其节制。一方面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波兰新政府里头不得有对苏联具有敌意的人士，丘吉尔促请斯大林把合乎条件的伦敦之波兰流亡政府若干人士纳入。但是，斯大林这时已经不以“不具敌意”为满足，他要的是一个“完全”友好的波兰新政府。1945年5月5日，斯大林答复说：“我们恕难同意，在组织未来的波兰政府时，纳入你们说的‘基本上不反苏’的人士；或者只排除你认为‘对俄国极其不友好’的人士，这两个标准，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将坚持，在进行筹组未来的波兰政府之咨商会议时，只邀请那些积极表示对苏联友好态度、诚实真心预备与苏联合作的人士参加。”此处形容诚如“积极”、“友好”当然指的是波兰共产党员，而且是完全臣服，听命于莫斯科的波共党员。四年之后，即使是一辈子忠贞的共产党员，若被怀疑具有国家意识，也将被逐出波兰政府。
然则我们要问，是否有别的代替战略可行？或者说，以当时的地理条件和军事现实而言，民主国家是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些问题不免常常游现脑海。因为，回想起来，每件事发生时似乎都无可避免。中间停顿越久，就越难想象会有不同的结果，或是证明不同方案的可行性。历史又不能如同电影倒带，随意再来剪辑，弄出新的结局。
恢复1941年苏联国界已近乎无可避免。西方国家若能采取较机动的政策，本来或许可能获致某种修正，甚至让波罗的海诸小国恢复某种形式的独立，或许另以签订互助条约与苏联维持关系，并准许苏联设置军事基地。如果说有可能达成此一结果，时机应该只有1941或1942年那段时候，因为苏联依然濒临全面覆亡的危亡边缘。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不愿在此时让苏联决策者感受压力，得面临此一不太乐意的选择：因为此时美国尚未参战，而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就是苏联随时可能崩溃。
斯大林格勒之役结束后，重提东欧前途问题并不会有苏联溃败或可与希特勒单独媾和之虞，盟国应该在此时设法解决毗邻苏联地区的政治结构，替这些国家取得类似芬兰的地位。
如果民主国家十分坚持，斯大林会与希特勒片面言和吗？斯大林从来没摆出这种威胁，但是却设法制造一种德、苏可能单独议和的印象。只有两段故事透露出斯大林可能曾考虑过单独议和。当德、苏战争爆发初期，情势危急，据说，斯大林、莫托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要求保加利亚大使向希特勒试探，是否可能解决波罗的海诸小国、比萨拉比亚的问题，并愿割让部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大体上就是退回到1938年的苏联国境线——但是，这位大使拒绝带话。希特勒当时也必然拒绝这样的解决方案，因为德军已全面扑向莫斯科、基辅和列宁格勒，早已跨越这个“和平方案”所提议的地区，纳粹打算把苏联逐退到远在莫斯科后方的阿尔汉格尔至阿特拉克汉（ Archangel toAt，akhan）以东地区，并将该地区人口减少，设法奴役或歼灭。
第二则故事就更为隐讳，不甚明了。它发生在1943年9月，即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八个月，也是德军进袭装甲兵团几乎全军尽没的库尔斯克战役之后两个月。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报告一则奇怪的故事，曾任苏联驻柏林大使的一位外交部次长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访问，里宾特洛甫解读这是个机会可以试探依1941年国境线和苏联单独言和。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此时苏军早已反攻，靠近其1941年国境线了。
希特勒拒绝了，他对其外交部长说：“里宾特洛甫，你也晓得如果我今天跟俄国达成协定，我明天还是会攻打她的——我没办法控制自己不打她。”他也以同样的话告诉戈培尔，时机“完全不合适”，得先在战场上赢得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才可能谈判。直到1944年，希特勒依然深信只要他能击退盟军的第二战场攻势，他就可以回师征服俄国。
最重要的是，即使沿着1941年国境线德苏缔和，也不能解决斯大林或希特勒的问题，它会使得斯大林直接面对一个强大的德国，他日一旦德苏又爆发冲突，民主国家会不理睬苏联这个背信的伙伴。至于希特勒也会把它解读成为，准许苏联部队向德国挺进，可是并没有保障他们不会伺机恢复战争。
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跟威尔逊更为广泛的集体安全构想，都遭到同样的困难：这四个大国的全球目标并不一致。斯大林把他的偏执狂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俄罗斯帝国主义混合在一起。他解释四大警察基本普遍共有的价值观念，不偏不倚执行世界和平乃是苏联趁火打劫的机会，要不就是资本主义者设下的陷阱。斯大林知道英国本身没有力量制衡苏联，因此有可能在苏联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真空形势。随即在日后有可能使得苏联与美国发生冲突（身为第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认为美苏冲突恐怕势所难免）。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斯大林的路线很清楚：他将命令苏联部队尽力向西推进，一则是掌握更多的战利品，再则也争取更好的谈判地位以待来日外交摊牌时派上用场。
美国本身也没准备好要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警察构想的结果。如果这个构想要能运作奏效，美国就要在和平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进行干预。可是，罗斯福却不厌其烦再三告诉盟国，美国部队或美国资源都不会投入欧洲复兴计划，维持和平的任务必须由英国和苏联承担。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也对其与会同僚说，美军在占领地驻留不会超过两年。
如果事实如此，苏联必然可以主宰中欧，英国也将陷入逃脱不出的窘境。一方面，英国已经不再强大到可以独力抗拒苏联去维持和平，另一方面，英国固然也会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却颇可能遭遇传统的美方反对，譬如说，1945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罗斯福曾以秘函给丘吉尔，商量英国试图在希腊维持非共政府的事宜，根据此一报道，罗斯福清楚表示，美国对战后英美关系是否能合作无间，信心极脆弱。“英国人受到严正告知，获悉一旦美国人民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帝国主义者之间彼此敌对的斗争，美国民情可跟英国天气一样善变。”
但是，如果美国拒绝为保卫欧洲而介入，英国企图单独行动又被贴标签指为帝国主义行径，四大警察论势必走上20世纪30年代集体安全理论同样的覆辙，制造出同样的真空状态。除非美国人改变观点，否则即不可能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等到美国了解到这一危险，重新进入乱局时，它在战时极力避免的势力范围已然成立，而且国境线更为不利。毕竟，地缘政治无可避免，必然存在。美国又被拉回欧洲；日本和德国也复建，以便重建均势；苏联也展开为期四十五年的紧张对峙情形，而且其战略过度延伸终于导致其覆亡。
亚洲的问题又不一样。罗斯福把中国列入四强之内，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在其全球布局中也需要有个亚洲伙伴。然而，中国比英国更没有实力执行罗斯福分派给它的任务。大战终止时，中国是个身陷内战剧痛煎熬的低度开发国家。怎么可能担任世界警察？当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提出四大警察的构想时，斯大林就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中国试图出面解决欧洲的争端，欧洲人将如何反应？他又说，以他的看法，中国不够强大到足可担负此一世界警察角色，因此建议创立一个地区委员会时代，来维持和平。罗斯福以这样做有类似势力范围之虞，拒绝了这项建议。和平必须以全球为基础来保卫，否则就根本没有意义。
当我们把所有围绕着罗斯福的种种晦暗不明因素都澄清之后，不免要问：是否有别的方式可以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毕竟，美国人更能相信，一个明确排斥民主原则的体系，可能会幡然转向，而不大能够从过去的和平方案中学到教训——在现实世界里，两者都得靠均势才得以滋长，也得靠道德共识才能长久存在。
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证明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乃是促使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个理想主义之另一面相。假如罗斯福遵循丘吉尔的方案，他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牺牲了美国抵抗冷战冲突的能力。
罗斯福在战时忍辱负重乃是为美国日后重建全球均势的大策略打下基础——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