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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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蒙哥回师向东，挺进到嘉陵江畔的一个主要堡垒城市合州，并在其周围集结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对这座城市的攻击于2月开始，战事在整个春天和夏天愈演愈烈。但是，合州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的进攻。7月，由于无法攻克此城，蒙哥下令解除包围。在留下了3000人对合州加以封锁以后，大汗派遣了大部分部队前往袭取四川南部的重庆。在此期间蒙古军的两支偏师投入了战斗，从不同的方向攻入宋的领土。当蒙古宗王塔察儿在东翼谋取淮南（今安徽省）的时候，忽必烈在1259年8月统领中路军在湖北开辟了新的战线，进攻长江中游的南宋城市鄂州。与这些战役相配合，兀良合台统军自云南南部向东北进入南宋疆域，其目标是与忽必烈的军队会师长江。
现在，蒙古野战军队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发动了攻击，宋朝的防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偏安的朝廷处在生死关头。终于，他们所面对的不幸局面得到了暂时的缓解。1259年8月11日，因为痢疾，或者是因为在合州城外的山岭中被宋的抛石机击中所受的创伤，蒙哥死了。①他的将领们停止了在四川的行动，将他的遗体运回北方，并将他的死讯通知皇族。一个月后，忽必烈得知了长兄的死讯，他立即终止了对鄂州的围攻，同时取消了所有即将对江南进攻的进一步计划。
对宋朝来说，蒙哥之死意味着他们得到了20年的喘息机会。而对蒙古帝国来说，此事带来了一场新的引起分裂的继位冲突，其所造成的伤害是永远无法完全恢复的。
① 关于她非凡经历的描述，见＇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第158—166页。
① ＇653＇《元史》，卷3，第44页。＇403＇拉施特：《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40—141页。
① 这段情节在多种独立的资料中详细叙述，例如，＇653＇《元史》，第3056页；＇87＇《出使蒙古记》，第147—148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39—47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574—579页。
① ＇439＇撒亦夫·伊本·穆哈默德：《也里州志》。
② ＇87＇《出使蒙古记》第203页。＇249＇刚扎克茨·乞剌可思：《阿儿马尼（亚美尼亚）史》，第236页。
① 这是W。巴托尔德在＇28＇《突厥斯坦史》中的论点，见第2卷，第1部分，第148页。
① ＇653＇《元史》，卷3，第54页。
① 这一部分是以我的论文＇6＇《蒙哥汗时期的护卫与统治机构》为基础写成的。
① 据1254年访问蒙哥的鲁不鲁乞记载，蒙古人因他们的成就而骄傲，他们的远征将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向他们投降。见＇87＇《出使蒙古记》，第149—150页。
② 这些措施的相同记载见于＇653＇《元史》，第45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75—78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598—599页。
① ＇653＇《元史》，卷4，第51页；＇403＇《史集》，第154页。
① ＇8＇见爱尔森：《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38—52页。
① 关于赋税种类的演变，见＇469＇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② ＇28＇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史》，第149页，首先指出蒙哥使赋税货币化的努力。
① ＇87＇《出使蒙古记》，第144、169—170页。
① 此次战役的详细探讨见＇36＇《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340—352页。
① ＇468＇约翰·M。史密斯：《爱音扎鲁特：马鲁克的胜利或是蒙古的失败？》。
② 汉文文献中有关这次战役的最详细报告，可在此次行动的指挥兀良合台的传记中见到，见＇653＇《元史》，卷121，第2979—2981页。亦见＇147＇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4卷，第316—319页。
① ＇404＇《史集》，第2卷，第685页。
① 关于忽必烈的改革以及其后与大汗的对抗，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285—294页；＇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年）》，第25—28页。
① 关于他死亡的原因，见＇462＇谢尔盖·什科里尔：《火炮前的中国砲》，第336—337页，注18。
结语：处在内战前夜的帝国
蒙古帝国在蒙哥的统治下达到了势力的巅峰。他有效地集中了帝国的权力，并且因此得到所需的资源用以完成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对西亚及高丽的征服，把蒙古人的统治扩展到了中国西南部，并开始了对宋的战争。但即使他有着如此众多的成就，蒙哥仍应对在他死后立即出现的倾轧和冲突负有重大责任。作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蒙哥由于在任命上的错误和疏忽，给统一的帝国播下了造成其永远分裂的内战（1260—1264年）的种子。
在这些错误中最具破坏性的是蒙哥没有在他自己家庭内部指定一个无可置疑的继承人。众所周知，蒙哥从未对继承人问题表态。他或许曾经有意暗示他的幼弟阿里不哥有优先权，因为在蒙哥于1258年启程前往南方的时候，阿里不哥被留下管理哈剌和林。但如果这确实是他的意图，那么考虑不周而且不可理解的是，他没有进一步昭示天下，明确他的选择，或者加强阿里不哥的权势。所以，这种含糊的状况导致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了继位的权利而斗争。拖雷系的分裂进而给其他支系那些心怀不满的成员提供了一个重申和提出各不相同而且经常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的良好机会。
幸存下来的察合台系诸王仍然承受着因为蒙哥对他们家族大清洗所带来的痛苦，乘机迅速地在突厥斯坦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独立汗国。1260年，察合台的一个孙子阿鲁忽轻易地废黜了拖雷系指定的察合台系首领、他的堂兄弟木八刺沙。此后，对阿富汗斯坦和东突厥斯坦抱有野心的察合台汗国几乎不间断地与伊朗的伊利汗国以及中国的大汗作战。
窝阔台系对于1251年的事件更加怨恨，同样表示出了独立的姿态。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在他的家族中是第一个对帝国权力表示蔑视的。1256年，他逮捕了一个大汗派来的使者，并且拒绝将其送回宫廷。当时，蒙哥大概正专注于指挥即将爆发的攻宋战争，所以没有对反叛的宗王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当继承权之争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间爆发的时候，海都尽其所能促使争端激化，希望能够使拖雷家族彻底崩溃。①作为窝阔台系一员，他自然认为大汗的位置是他家族的专有之物，而且他首次（在1269年）组织起一个中亚蒙古宗王的联盟，以对抗忽必烈及其继任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4世纪初期。在被迫对海都进行长时间而且代价昂贵的战争的忽必烈看来，蒙哥没有在窝阔台系的维护者们最初显露出反叛的迹象时将其扑灭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大错。
在术赤王国，也有麻烦在酝酿。拔都在1255年左右死去，他的两个短命的后裔经过蒙哥的批准后先后即位，先是他的儿子撒儿塔（在位时间约是1255—1257年），而后是他年幼的孙子兀刺赤（在位时间约是1257年）。兀刺赤死后，拔都的一个兄弟别儿哥登上汗位，同样获得了蒙哥的准许。别儿哥刚刚皈依伊斯兰教，1260年的时候，他支持阿里不哥，并且发动了对忽必烈的同盟者伊利汗旭烈兀的战争。一些当时的穆斯林历史学家①把别儿哥对伊利汗的仇恨归结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无法容忍在伊斯兰世界长期以来的宗教中心巴格达发生的暴行和破坏，但是他对旭烈兀不满的真正原因是关于外高加索的支配权。1252年，蒙哥将格鲁吉亚（曲儿只）②封给别儿哥，但是旭烈兀出于对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度的贪心，对术赤系宗王在该地的权利置之不理。这一侮辱激怒了别儿哥，他与伊利汗的主要敌人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结盟，于1262年侵入伊朗。一个有着蒙古皇室血统的宗王为了与另一个蒙古汗王争夺而与异族势力结盟，这是第一次。
1260年的继位危机使大部分在蒙哥时代隐藏在假象之后的、蒙古诸王间的个人恩怨和领土争端迅速地暴露了。1264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的决定性胜利未能根除深层的分裂。充其量恢复起来的团结也是暂时的，而且非常脆弱。无论如何已经有四个独立的汗国分别存在，各自追求自己单独的利益和目标。只有伊利汗国对忽必烈保持着忠诚，依旧承认居于中国的大汗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即使是他们，也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的时候行使着广泛的自治权。四大汗国彼此间继续相互影响，直至进入14世纪。他们都是作为主权国家而存在。他们之间缔结联盟，互相攻伐，交换使节，进行商业贸易。以元朝的中国和伊利汗的伊朗为例，他们之间有着文化和科技互相影响的大量计划。但是四大汗国再也没有在某次共同的军事行动中齐心协力。进攻南宋和阿拔斯哈里发国是蒙古帝国最后一次联合军事行动。蒙古人将所有已知世界置于他们统治之下的企图，从未能实现。
① ＇653＇《元史》，卷153，第3619页。＇373＇伯希和：《注释》，第1卷，第126—127页。
① ＇312＇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430—431页；＇313＇拉弗梯译本，第2卷，第1255—1257页。
② ＇653＇《元史》，卷3，第45页。汉文曲儿只可以追溯到格鲁吉亚的典型波斯语和阿拉伯语Gurj，见＇373＇伯希和：《注释》，第2卷，第738—739页。
第五章 忽必烈汗的统治
最初岁月
1229年当忽必烈的伯父窝阔台而不是他的父亲拖雷被选择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似乎忽必烈在蒙古历史上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他最终将成为蒙古帝国中最有权力的人物。
有此远见的人其中之一是忽必烈的能干非凡和聪明的母亲唆鲁和帖尼别吉。与几乎同一时代的阿基坦的埃莱诺一样（译者注：埃莱诺先后为法王路易七世和英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唆鲁和帖尼养育了四个成为君王的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两位母亲都献身于儿子们的前程，并且在自己的儿子们登上王位之前从不停止努力。唆鲁和帖尼的同代人把她看成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妇女之一。希伯来医生巴·希伯尔思（Bar He－braeus）引用他的时代的一首诗把唆鲁和帖尼描述为“如果我发现女性中还有别的妇女像她，我会说女性远远超出男性”。①如果没有她的政治手腕以及她对他们的培养，她的儿子们不会成功地取代窝阔台家族成为主要的蒙古皇室家族。
唆鲁和帖尼深深地影响她的儿子们。首先，她确保儿子们是有文化的，对于渴望统治一个伟大帝国的人来说，有文化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此外，她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教导他们一些基本的政治准则。例如，在中国北方的她的属地里，她既不剥削汉族臣民也不在这个地区进行抢掠。她意识到如果她鼓励而不是干预当地的农耕经济便会增加税收。她对宗教的宽容政策也给她的儿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她本人是一个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她向佛寺、道观以及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捐助金钱以及其他具体的支持。①她认为在自己的分地上对宗教的赞助会使她更容易进行统治。在对自己分地的管理中，唆鲁和帖尼吸收几位汉人幕僚设计出的管理汉人臣民的适当制度，这些政治制度在她的臣民中是有作用的。
1215年9月23日唆鲁和帖尼生下忽必烈，恰好在1215年成吉思汗占领北京。关于忽必烈的童年、教育和游历的史料是有限的。但是，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即对他的抚育由他的母亲承担，因为在忽必烈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的父亲拖雷离家在中亚或中国征战。唆鲁和帖尼招募一位名叫脱罗■（Tolochu）的畏兀儿人教忽必烈读写蒙古文。②她确保通过她的汉人幕僚使忽必烈受到汉人方式的影响，但奇怪的是从未教他阅读汉语。她还为忽必烈争取到了第一个官职。她说服大伯窝阔台将邢州封给忽必烈管辖，邢州地处河北地区，在1236年拥有上万户的人口。以他的母亲为榜样，忽必烈通过鼓励农业以及宗教上的宽容政策寻求与他的汉族臣民保持良好关系。也像他的母亲，他在自己的周围笼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僚，其中大部分是汉人。①在他以后的事业中，他常和聂思脱里基督教徒、吐蕃佛教徒以及中亚穆斯林教徒磋商，而不把自己囿限于汉族幕僚之中。
忽必烈最早的谋士们是一群折衷主义者。海云和尚（1205—1257年）向他介绍佛教的戒律和习俗，并且安排忽必烈和刘秉忠（1216—1274年）见面，后来证明刘秉忠是忽必烈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赵璧（1220—1276年）向忽必烈讲演儒学。但是毫无疑问姚枢（1201—1278年）是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儒士幕僚，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