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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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1967年1月底，大量情况表明，文化大革命越过了所有这些界线，很多高级干部，包括彭真和罗瑞卿，都被激进的群众组织“拘留”，而没有任何拘留证和其他法律手续。其他人头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罗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的牌子，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街示众。至少有一位国务院成员、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痛打致死，其他高级干部的肉体受到凌辱。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到了恶毒的口头攻击。
对群众组织“夺权”的认可和“上海公社”的创立表明，甚至连党的领导这个原则都正在被抛弃，因为，正如毛自己指出的，在巴黎公社的结构中，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更有甚者，由于命令人民解放军在“支左”中干预文官政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波及各级武装部队之中。而且，林彪本人似乎急切地唆使他在武装部队的追随者，用红卫兵的方式批判那些资深元帅，如朱德、贺龙和叶剑英，这些人有可能对林彪对武装部队的控制发起挑战。①为了对付这些问题，中央当局在二月里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声明，旨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混乱。为了政治稳定，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努力。第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巴黎公社”的模式期望没有党的领导的直接民主，只能产生宗派主义和无秩序，它遭到毛个人的否定。革命委员会的模式和为了“支左”要求人民解放军干预文化大革命的命令替代了“巴黎公社”的模式——这两种办法都是为了恢复国家的秩序和纪律而提供一种组织体系。作为落实三结合的一部分，中央的宣传工具开始了一场宣传毛的政策的运动，毛的政策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
第二，毛也进行干预，限制红卫兵组织使用武力和暴力。在2月1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毛批评了那种打着批评的旗号，强迫干部“戴高帽子，油漆涂脸和游街”的倾向。把这种行为说成是“一种形式的武装斗争”，毛宣布“我们必须坚持合理斗争，要摆事实，讲道理，并使用劝说方式……卷入打人事件的任何人都应按法律处理”。①1月28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条指示，其中也有类似的反对使用武力的命令。据说这个文件是在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这样的资深将领的倡议下草拟的，然后经过毛批准。该指示宣布：“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戴高帽子，不许游街，不许抄家。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②第三，还力图限制文化大革命对那些维持经济生产和政治秩序至关重要的政府和军事机构的冲击。2月，命令外边的群众组织离开所有党中央各部和那些负责国防、经济计划、外交、公安、财政金融和宣传的中央政府各部、局；军队里的夺权被限制在诸如研究机构、学校、文化机构和医院等这样的外围机构；并且，七个极重要的军区都“延缓”任何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③另外，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进一步发布指示，要求对所有的秘密文件和档案保密，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档案，群众组织用来批判领导人的许多证据材料都来源于此。①最后，中央的指示也试图把群众组织可以活动的范围缩小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这些指示都得到执行，红卫兵运动将会走向终结。群众组织接到通知，要停止为“交流革命经验”而进行的全国大串联，而且接到了要他们返回家乡城镇的指示。通知中学生返回学校，重新上课。而且“边上课，边闹革命”。在“一月风暴”中开始自发形成（或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鼓励）的“全国红卫兵联盟”变得非常强大，具有难以控制的潜在危险，这个联盟被当成是“反革命组织”并被命令立即解散。工人队伍中的不满人员，尤其是合同工、临时工和被调往边疆地区工作的工人接到通知，要求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些人提出的要求留待文化大革命后期解决。②来自政府和军队系统的一批党的高级干部为这些变化所鼓舞，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思想发起冲击。③这些官员包括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元帅，以及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和谭震林。他们利用周恩来总理在2月中旬召开的一系列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之机，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这些老干部明确提出了四个原则性的问题，群众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冲击那么多的老干部是否正确；要不要稳定军队；以及在此基础上，文化大革命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像这些官员明确表示的那样应迅速结束。
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内的怀仁堂发生了这几次会议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两派严格地沿长桌的两边排列，周的左边是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总理的右边是三个元帅、五个副总理和国务院官员余秋里、谷牧。主管农业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从桌旁起立，宣布他打算辞职。这一举动只受到陈毅和周恩来的制止。会议到这时很快转为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很快把这次会议的歪曲的记录（后来得到纠正）呈送给毛泽东。毛对会上所表达的一些意见非常恼火，他认为这是否定他的领导。得知毛生气后，激进派很快就把这次会议说成是“二月逆流”，并以此作为发动一场把所有尚存的高级干部从职位上清除出去的运动的论据。
因此在某些方面，中南海的这些会议的结果与大跃进期间、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相似。就两次运动的时机来说，中国都处在毛泽东发动的激动人心的群众运动之中。在这两次事件中，运动所产生的对立的结果已经变得很明朗，并且都在进行限制它们的努力。但在这两个场合，一些高级官员不但批评运动的过分之处，而且从总体上说，还表示了对运动的某些反对意见。在这两次事件中，毛都把批评看成是对他个人领导地位的挑战。结果是，两次运动不但在其反面影响已经明朗后仍持续了很久，而且一些本意在于纠正那些后果的措施被取消或被搁置。
因此，由于怀疑2月以前所做的恢复秩序的尝试，“二月逆流”产生了使文化大革命重新激进化的结果。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是，虽然使用了像“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定性字句，但是，还是把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从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小字报转移到了党的官方出版物上。
假如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刘、邓都是这样，那么，这一举动就消除了对全国所有干部都应冲击所存有的任何疑虑。与此相关，对党、政、军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发起猛烈攻击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在它通过一周年纪念日出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
由于有这些变化壮胆，在整个1967年春天，激烈的群众组织对许多现存的政府官员发起了更为强烈和频繁的批判。一个突出的靶子就是谭震林，他是“二月逆流”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的坦率直言使他成为激进派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在怀仁堂的那次斗争白热化的会议上，谭称蒯大富是一个“反革命小丑”。蒯是清华大学的激进分子，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爱将。据说谭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递交了许多书面报告，力请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在其中一份报告中称江青为“当今的女皇武则天”。根据同情激进派的记录，谭还企图恢复“一月风暴”期间被推翻的农业部官员的职务。
激进派的另一个目标是解除外交部长陈毅的职务。像谭震林一样，陈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尖刻态度。有一份记录，尽管可能是伪造的，但流传甚广，其中写道，陈毅遭遇到一群红卫兵，他挥舞着自己的那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对付这一局面，他说：“现在该轮到我发言了，请允许我给你们引用毛主席语录第271页的一段话，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直到红卫兵打开书才发现，中文版的语录没有这一页。①但是，也许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最终目标是周恩来，他被激进派认为是“二月逆流”的“幕后支持者”和谭震林、陈毅等这类官员的保护者。在北京贴出的许多大字报以冲击谭和陈开始，而以批判周恩来结束。
“二月逆流”就是以这种方式使高级干部日益处于易受攻击的、被动的地位。确实，毛还定期进行了干预，再次肯定了他那95％的中国干部是可以挽救的判断。至少在一个时期，毛和周也想把一些干部从群众批判和肉体打击中解救出来。周本人受毛的保护，而周则竭力保护像廖承志、陈毅、李富春和李先念这样的干部。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多省、市官员被带到北京，以便能够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但是这样的措施没能保护每一个人，也没能阻止老资格的文职官员的政治地位的进一步削弱。1967年夏天某个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软禁。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开始攫取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许多权力。激进派继续用“二月逆流”作为高级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反对毛的领导地位的证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独立系统里，老一辈官员现在处于最软弱的地位。
武汉事件1967年中期，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变化是：在激进的和保守的群众组织之间，在解放军内部保守和激进的部队之间，以及在“文革领导小组”和武装部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7月20日的武汉事件（在事情发生的当天之后，中国人称之为“7·20事件”）为理解这些分裂的发展及其含意提供了最好的例证。①人民解放军奉命监督全国省和直辖市一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当时，这项任务主要分配给了各大军区及其指挥下的地方驻军。许多军区司令员与当地党的负责人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使得他们倾向于与较为保守的群众组织站在一起来保护党组织。同样，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和纪律的倾向把自己置于与较为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冲突之中，这些激进的群众组织力图推翻一切官员，他们为了“正在进行的革命”，忽视经济生产。
所以，在2月间，许多军区司令把中央当局不久前所发布的有关限制“文化革命”的指示做理由，开始压制最难驾驭的激进组织。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作出了许多决定，他首先是使自己脱离“工人总司令部”，然后命令它解散。人们都知道该司令部是激进组织的联盟，它们一直在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及经济稳定的破坏性活动。
对“二月逆流”的批判给北京和各省的激进派以反对人民解放军“镇压”左派群众组织的机会。4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社论，呼吁“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也就是红卫兵）。这篇社论是以武汉和成都军区对现状不满的激进派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同一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各自发布指示，大大削弱了解放军镇压激进群众组织的能力。①这些指示剥夺了武装部队宣布任何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以及压制那些批判过军队领导人的组织和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权力。从此以后，对群众组织进行分类的权力只有北京来掌握，而那些被军区司令员们贴上反革命标签的群众组织将得到宽恕。据说，这些指示是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件事情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毛主义者的联盟之中的这两派之间还有过一次高度的合作。
由于这些指示大大削弱了人民解放军恢复秩序的能力，它们也就大大增加了保守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程度。激进派开始从军械库夺取武器，而在华南，他们从开往北越的军火运输船上夺取武器。与此相应，有些地方的人民解放军给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提供武器。武斗事件大大增加，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还影响经济生产。在武汉，主要的结果就是激进派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和示威活动，要求扭转这个城市的“逆流”。显然，这些活动得到了江青本人的支持。
由于4月初的指示规定，只有中央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的政治导向，所以陈再道请求会见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讨论武汉的形势。根据陈本人的叙述，会议的结论是：武汉军区的行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应该通知武汉的激进派停止对它的冲击。对陈来说不幸的是，在北京正式宣布之前，有关该文件的消息就在武汉泄露了出来。这就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她指责陈再道是在利用他的成功搞小动作，同时试图怂恿她废除这一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