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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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苏联同志作风有很多转变”。接着，他表明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我们现在必须承认苏联的领导地位和苏联共产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地位，其次，现在这样做是无害的”。①尽管莫斯科会议纪要足以说明毛与赫鲁晓夫之间亲切友好的气氛，但是这样一个文件并不能表明毛对苏联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权威的崇拜程度。会后不到一年，冲突的迹象暴露出来了，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是出乎意料的。当然，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莫斯科反对大跃进这一新经济政策。
毫不奇怪，苏联人只看到毛的新方式中的某些异端，而没有看到他的许多方针和目标与列宁主义逻辑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1958年夏天成立的人民公社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先是赫鲁晓夫个人在私下嘲笑，不久就在公开场合进行奚落（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1章）。
无疑，苏联人也对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人在工业生产领域提出的夸夸其谈的要求感到震惊和恼怒。尤其令他们吃惊的是，在1957年11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提出了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的口号，这是其中最为极端的一个口号。②由于中国越来越不愿依赖苏联的援助，毛对国内事务的新态度本身就意味着中苏关系日益疏远。直到1956年12月，毛还明确重申他在1949年第一次提出来的“一边倒”政策：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还认为可以采取中间路线的地位，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作个桥梁，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边拿钱，这里边也拿，那里边也拿，这样做法好不好呢？我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不利，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是很好的，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他会给你一些东西，帝国主义怎么能给我们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①然而，在1958年，毛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发生了急剧恶化，远远超出了大跃进政策逻辑发展所隐含的范围。这一不断加深的分歧并不简单是，甚或主要是关于非斯大林化争论的结果，尽管如我们所知，毛对赫鲁晓夫没有与他商量就掀起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做法强烈不满。但同时，毛对斯大林对中国采取的高压政策也强烈不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赞成赫鲁晓夫为诋毁斯大林所做的努力的。他在1958年3月指出：“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而在1958年4月，他又宣称：“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②但是他仍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反对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做法。斯大林的错误应当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也有正确的一面，而对于这正确的一面，“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
尽管他在这点上有保留，但他在1958年3月的同一次成都会议上说，他还是支持赫鲁晓夫，把他看作从地方党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年富力强的优秀革命者的典范：“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①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在1958年年中以后，毛在提到赫鲁晓夫时再也没有用过这种基本肯定的词语。当然，导致两人之间关系恶化的决定性事件是1958年夏季的外交政策危机（或一系列危机）。赫鲁晓夫试图在没有北京参与的情况下解决1958年7月的中东冲突，这显然是产生麻烦的一个主要根源。更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毛确信苏联领导人正在试图控制中国的外交政策。
1959年7月29日，毛与彭德怀的对抗在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上达到高潮。当时毛对三份国外批评人民公社的文件（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在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的新闻报道），写了一个简要的批语。三天以后，他把这些材料和他的批语的副本送给一位老同志，并附上一个便条，上面写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②显然，毛对于那种认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不一致的意见，既愤恨又蔑视。与此同时，对国内也有人像苏联人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持保留态度的担心，大大加剧了他对毁谤人民公社言论和赫鲁晓夫过宽地干涉中共内部事务做法（其方式是批评公社，与彭德怀的联系等等）的不满。
接着，1959年秋发生了塔斯社声明事件，随后又是与苏联的一系列冲突，毛在十中全会上对此作了如下概述：……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我们，塔斯社发声明以后赫压我国，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中国和苏联）会议，26国起草委员会，81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①毛在这段话中用的“围剿”一词，曾是30年代蒋介石为了策划由他发动的消灭共产党人的战役而使用的术语，这个词生动地反映出他已察觉到以前的同志对他的敌对程度。但是，尽管毛对这种敌视感到愤慨，但面对这种敌视仍非常冷静。在1960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解释了他自信的原因：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5％吧。最多不过占10％。……所以他们反华，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美国和我们的仇恨更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和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①毛在1960年预测的中美关系改善在后来的10年里并未变为现实。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至极点。在毛讲了上面详细引用的这段话一个月之后，中国人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社论和其他一系列文章，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攻势，表面上是针对毛所说的“反华大合唱”成员的“修正主义分子”，即南斯拉夫人，实际上矛头所向都是苏联的“半修正主义”，在毛的著作中，他们很快就成了众所周知的主要敌人。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实际上发出了推翻苏联现政权的号召，这时，形势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
他在这次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1967年作为指示发表），毛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②尽管这一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苏联领导人还是很快就确信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认为他们离经叛道。总的来说，莫斯科和北京的决裂在1963至1964年的公开论战中充分显示出来。中苏论战的历史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1章已作了叙述，即使把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回击苏联人的9篇文章的作者都归于毛的名下，我也不想在这里评价它们的内容。在这一内容里，与此有关的是，毛本人是怎样迅速地给在9月初刚刚开始的反苏言论赋予了思想和政策的实质内容。
在1963年9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9月27 PGN日，毛在会上作出了“新疆反修斗争的指示”。他说，第一点是要做好经济工作，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国民党时期，而且要超过“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应当少征购粮食。为了与边境那边的情况相比处于优势，棉布、茶、糖等物资的供应当“比那边充分些”。
在这种背景下，毛接着阐明了第二点指示：
（2）新疆在反修正主义斗争中要加强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各民族干部和人民反修正主义的学习……汉族干部应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坚持阶级观点，执行阶级路线，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以保证反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要注意的第三点是教育当地的汉族人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毛要求帮助解决那些被派往新疆的汉族劳动者的“婚姻和其他困难”，毛在这一标题下发出的号召表露出某些意味深长的思想。第四点是要密切注视边境地区的形势，加强“边疆的反修斗争”。第五点是要警惕“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颠覆和破坏，以及他们的军事入侵”。最后一点是讲反修斗争中的“一元化领导”。①事实上，毛泽东确信中国很快就能够赶上苏联的生活水平，不仅是它的中亚部分，而且要赶上苏联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1964年1月他对路易斯·斯特朗说：赫鲁晓夫认为，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②不管毛实际上是否相信这点，但他确信，苏联试图用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来扩大它自身的经济利益。1960年在他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毛就已经批评了莫斯科在“经互会”中的经济专业化政策。“经互会”是苏联支配东欧的经济组织。这一政策的图谋是使某些国家对它们的某些先进邻国，尤其是对苏联处于农业原料供应国的地位。①这一点一直使他气愤，在1964年1月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宣称，“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想让他们生产单一的经济产品以满足苏联的需要……当儿子真难当”。②因此，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的语调日益表现出坚定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反应，也是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回击。与这种倾向和中苏关系的一般演变相联系的，是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首先表现为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这种左的转向，就像在本章第1节所指出的那样，是大跃进政策的自然派生物，但是又被毛对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厌恶进一步予以推动。此外，由于对苏联内部出现修正主义的震惊，毛泽东开始觉察到中国本身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因而，又有另一因素注入了这一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
内部的敌人：毛泽东逐渐沉湎于阶级斗争
正如本章第一节结尾所指出的，1957年夏天毛大大地改变了他对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看法，这种转变对经济政策的后果我已作了探讨，它在哲学领域的某些含义也已提及。既然对1957年以后毛的思想倾向与中苏冲突之间的关系已作了回顾，现在该是研究中国中心主义，对马克思的一种激进解释，以及由于对过去英雄品质的怀恋所引起的“左”倾情绪等诸种因素合在一起如何导致毛进行史无前例的试验的时候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日益激进，其中的关键因素当然是他更加尖锐而固执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存在和重要性。因此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段时期内毛关于阶级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