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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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这位同学叫我爷爷，我确实惶恐。是啊，我的确是个爷爷，我有孙子，但是从我的思想看，我不是个爷爷，还是很幼稚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我的愿望来说，我希望我是刚入学的那个样子。我很小，１３岁就进了南开中学，１５岁加入南开新剧团。所以我希望你们叫我一声同学，我就更高兴一点。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这是没有法子挽回的。我永远忘记不了南开中学，怎么这样讲呢？在我中学时代，它使我真正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并且知道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这很难，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人能看清楚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件事情是是的，哪件事情是非的，很不容易。我的感觉，在小的时候就打了基础，而不是到了大学，到了研究院才打基础，就是说在中小学就打基础。而我是在南开中学打的基础。那时是六年制，我先上的是初二，病了一年，也是读了六年，我毫不后悔。在病中，许多很好的同学、老师来看我，来教育我，帮助我。南开中学的生活十分丰富，不只是在课堂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课余活动。我学的是理科，我喜欢化学，那时很想在化学上学点东西。甚至我也很喜欢数学，那时高中已经有了近代的几何教学了。恰恰有几位好老师，张彭春先生，他是张伯苓校长的弟弟，对我有很深很深的教育。每年都叫我演戏，他告诉我如何演戏，告诉我戏有如何的好处，告诉我从戏里你知道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人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又是极应该把他搞清楚的。无论是做学问，做甚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老师们就是这样教的，告诉你如何懂得人，如何做一个好人。
还有，张伯苓老校长经常讲两个字，一个字是“公”啊！当然他不是讲马列主义，但是他的意思，无非是叫我们为人民服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陶铸讲的“心底无私天自宽”！一个人没有私心，世界都变得更宽广了，人也勇敢了，有智慧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我们批判了种种“左”的东西，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永远放在心里。老校长讲的第二个字是“能”啊！“能”就是能力、知识啊。如何得到知识，如何获得能力，有了知识，有了能力，就能促进社会，就能使国家又富又强，使整个社会文明起来。在座的同学，责任是很重的，你们生活在一个最伟大最幸福的时代，前面是宽广的道路，我希望大家都沿着这条大道前进！最后，我想起两首诗，曹操的一首诗讲“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怎么讲？山越高越好，水越深越好。这个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无论是求学、做事、搞发明、搞研究，是越好越好！再有，就是还要看得远一点。唐朝的诗人有两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南开中学是个非常好的学校，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学校。刚才这位小的女学友对我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南开人”。南开人这三个字，我听了是很骄傲很自豪的。自豪倒不仅仅因为这里出了周总理，是因为你们这些年轻的小学友都将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英才。你们必然一个比一个更好地出现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我将因为你们使伟大的祖国立足世界强国之林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感谢小学友的讲话，非常感谢校长给我的这样一个勋章。我是不配的。但是我觉得是我的母校给的，母校给的东西是永远不能辞掉的。
大家相信我，相信我一颗赤诚的心。我７５岁了，我还要活下去！不是糊糊涂涂活下去，而是要坚强地活下去！要做一些工作，要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永远做一个很好的南开人！谢谢！
我用这篇讲话，结束这部写得足够长了的传记，是因为他在这个戏剧的摇篮里，最初奠定了他毕生从事戏剧活动的基础。南开中学，是他把自己献身给中国新兴话剧事业的起点。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部传记，是他谈到他是从这里，从演戏中开始探索“人”，探索人的最复杂又最宝贵的东西。他一生都在探索着人，探索着人生，探索着人类，探索着人的灵魂。在他那些最杰出的剧作中，把人的灵魂，把中国人的灵魂铸造出来。蘩漪、陈白露、仇虎、愫方、瑞珏……这些或是屈辱的被损害的，或是被抑压的变态的，或是闪烁着圣洁美好的灵魂，仍然在激动着人们，仍然在启迪着人们去思索。我以为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最能揭示人的灵魂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作家，一个善于刻画深刻的灵魂的戏剧大师。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曾中断了这种探索；可又令人欣喜的是，在他７５周岁的时候，他又对孩子们发出这种呼喊；这里凝结着他毕生的经验和教训，他呼喊着别人，也是在召唤着自己。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篇传记，是他在天真烂漫的孩子们面前，把他一颗赤诚的心，一种最真挚的期望，对祖国、对未来、对振兴中华的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难得的是，在一个７５岁老人身上，他的心依然是那么年轻，那么火热，那么充满着活力。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部传记，是我感到一个生命的巨大价值；更感到一个顽强的生命，一个饱经沧桑、跋涉了漫长人生征途的生命，还要去创造，去奋斗的热能和活力。
生命呵！生命！人人都有的生命！有的如烟，如尘，如草芥，如粪土；有的如电，如火，如高山，如大海。人在创造着生命，生命在创造着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创造。
不管将来的历史将怎样评价曹禺，我敢这样预测：谁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生命。
但是，我却说，却要这样真诚地说：请您把您的挚友巴金的话放在您的案头吧——“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
１９８６年春节爆竹声中初稿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５日二稿
曹禺传后 记
后 记
记得是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我去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同志，北京出版社的总编辑和文艺编辑室的同志从我东郊的家里赶来，同着曹禺，就确定下来，约我来写《曹禺传》。他们是那么诚恳而热情，使得我万难推卸，任务就这样匆忙而迅速地接受下来。到今天，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６日，我把最后一稿抄改完毕，转眼间，将近５年的时光飞逝而去了。
虽然我完成了这部稿子，好像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舒了一口气；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５年间，三易其稿，渡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而我心中想的，却是要把它重新写过。可是，又反问着自己，即使再写一遍，或可能有若干改进，但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我能把它脱胎换骨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因此，我告罪于读者的，奉献给诸位的是自己不满意的一部书稿。
原先，我曾对这部传记充满着种种美妙的憧憬，有着种种的设计，最能代表我这些幻想的，是我的一次发言。我说：“我所涉猎的传记写法是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一是追求客观准确的叙述（当然也有评价）；一是追求写其神魂，而不必有闻必录。我的倾向是：（一）当然要有准确的事实材料作为根据，不能胡编；（二）但我不愿只是在那里叙述，像流水账；（三）力求生动。我的中心点，在于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要有我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可能这样的传记就会有些特点。罗曼·罗兰笔下的贝多芬，是有罗曼·罗兰的理解的。茨威格的巴尔扎克恐怕同泰纳笔下的巴尔扎克也不一样；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作家的三棱镜看到巴尔扎克的形象。我以为传记尽管是史实的记录，但绝不失去传记作者的独特的观察和理解，否则，这传记就失去了特色。”
我还这样说过：“曹禺曾对我说，一个传记作者应当对其所写的人物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要融化所掌握的材料。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具体说来：一、曹禺有着他丰富而独具的性格特色，他的热情、血性、气质、心理都表现出这一点来。那么作为一部传记应该抓住他性格的核心，他对人生、对世界的思索和追求，他对戏剧的爱好，他的种种审美情趣以及待人接物、爱情婚姻等，都无不打上他的个性烙印。既要写出他的性格，同时还应写出‘这一个’曹禺性格的背景、家庭、社会的诸方面，否则就成为不可捉摸的了。二、他是有他的创作个性的。他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道路，不但与他的性格有关，而且更有形成他创作个性的世界的、中国文学戏剧的背景和种种动因，应当揭示他艺术成功的秘密。这些，可能是动人的。三、曹禺作为一个剧作家，是有他的典型意义的，他的创作道路就是话剧史的一个侧面，与之联系的、平行的话剧史上的人物都成为与他相比较而存在的对象，在比较中才能看到曹禺的独到的贡献。但，这不是评论，而是通过话剧史的生动趣事而透露出来的。因之，这部传记应给人以知识。”“我想这部传记应该使青年读者由此得到成才之路的启发，同时也不叫专门研究者过分失望，他们也可能从中提取一些可供研究的事实。这些可能是奢望，但还是要追求的”①。
回想我曾说过的这些话，与我所做到的，它的确成为一个“奢望”了。不能说我毫无追求，而实际做起来，这些“奢望”便苦闷着我，熬煎着我，直到写完，仍然还不能从这“奢望”的煎熬中走出来。我后悔说了那些空话，而又印在刊物上。如今，我又把它抄在这里，让读者来对照，这是很严酷的；但也是无法收回和逃避的。我觉得这样做，反而心情更安稳些。
我深深地感到，为一个作家，特别是为一个健在的作家写传，在我，在客观上都有事前所未曾料到的困难。我未能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更没有能力写出“我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曹禺说：“人是很复杂的，也是最宝贵的。”懂得人很难，深刻地懂得像曹禺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家的性格、心灵，懂得他漫长的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中的一切一切，真是谈何容易！
不知曾同曹禺有过多少次谈话，他的确为我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使我增进了对他以及他的创作的理解。我也曾访问过他的朋友、同学，他的学生，他的家人。但是，仅仅凭着作家的这些追忆，这些访问，就能写出曹禺的性格和心灵，透彻地理解他心灵的隐秘吗？对我来说，仍然是不轻松的。
我没有想到，为了查找他入读南开中学的确切时间，即使在他的母校，都提供不出一个有力的历史材料。南开中学的学生档案，都在战火中流散了。又如，对他后来的创作曾产生过影响的地方——宣化，连作家自己都记不清楚是何年何月了。关于他的一些信件，据说是极为珍贵的书信，都在十年动乱中销毁了，而书信对于写传又是何等重要呵！欧文·斯通写文森特·梵高的传记《渴望生活》，其主要材料来源，就是因为他掌握了文森特·梵高写给他弟弟泰奥的三卷书信，那是由霍夫顿·采夫林编辑起来的。当然，还有作者沿着文森特的足迹发掘出来的材料。我也曾花费了些气力进行采访发掘，但收获并不理想。令人感叹的，是我们太不重视对人，对名人资料的保存。每得到一点新鲜的材料，都是很难很难的。在写传的过程中，使我深深懂得，巴金老人那样大声疾呼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文革”博物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太重要了。
本来，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史传文学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史传文学却愈来愈不发达。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即使在材料很少的情况下，写什么，怎么写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遇到麻烦。我和一些传记文学作者私下交换意见，几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我自己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
于是，我们不敢再“奢想”了。如果在这一部传记中，能够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原始的材料，为他人或后人写出更好的《曹禺传》作些准备，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力求写得真实，我尽可能把我采访搜寻来的史料，如曹禺同志同我的谈话，以及他的亲朋、同学的谈话，征引到传记中来，不敢妄加增删，除个别的文字上的加工，均照原始记录加以记叙。
我不想写成评传，因为我已经写过《曹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