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种孤独-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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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不能？”
“不管怎样，我以为你和罗丝都是共和党人。”
“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是共和党人，但具体到地方上，我们不是。”
“好吧，见鬼，伯尼，我们刚搞完选举。两年内不会再有别的选举了。”
但是他只是拍拍他的头，做了个遥远的手势，意思是在政治上，人得有点远见。
琼在房间那头的厨房区域，洗早餐的碗碟，准备做晚饭，我望着她向她求救，但她转过身去。
“听上去不合适，伯尼。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又怎么样？懂？这种东西，谁又懂？你懂开出租车吗？”
不懂；我也一点不懂什么华尔街——华尔街，什么鬼街！——但那是另一个让人沮丧的小故事。“我不知道，伯尼；现在一切都不确定。目前我还是什么活也不接的好。我是说我最近可能会——”但是我无法亲口说出我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有麻烦，我只好说，“首先琼有了孩子，每件事都——”
“哇！好啊，那不是太棒了吗！”他腾地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那—不是—太棒了！祝贺你，鲍勃，我想这是——我想这真是太美好了。祝贺你，琼妮！”我那时觉得这种反应有点过头了，不过也许这种消息很容易打动人到中年膝下无子的男人。
“噢，听着，鲍勃，”当我们重新坐下时，他说。“这个波勒第的事情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告诉你吧。既然这事只有一次，也不会有什么版权，我们就不是五块而是十块钱。这买卖怎么样？”
“好吧，但是等等，伯尼。我要更多的材料。我意思是这家伙为人们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马上就看出来，原来伯尼对波勒第的了解也不会比我多多少。他是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仅此而已；他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噢，鲍勃，听着。这有什么不同？你的想象力跑哪去了？以前你从不需要什么帮助。听着。你只是告诉我，马上给我一个主题。我一直在开车；在妇产科医院门前，两个家伙朝我挥手，年轻的退伍军人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小鸡仔刚刚出生，才三天大，他们快活得像云雀。唯一的麻烦在于，这个小伙子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他们刚搬到这里，什么人也不认识，也许他们是波多黎各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的房子只租了一个礼拜，就这样。他们身无分文。所以我带他们回家，他们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一路聊天，我说，‘听着，伙计们。我想带你们去见我的一个朋友。’”
“文森特·J·波勒第议员。”
“当然。只是我没告诉他们他的名字。我只是说‘我的一个朋友’。当我们到他那里，我走进去，告诉波勒第这事情，他走出来，跟他们聊了几句，给了他们点钱什么的。明白吗？我刚才差不多说了你故事的一大部分了。”
“嘿，等一等，伯尼。”我站起来，夸张地在房间里踱着步，这是好莱坞电影里人们开会时才有的样子。“等一会。在他给他们钱后，他钻进你的出租车，你把他载到大广场车站，那两个波多黎各人站在街边，对望着，那个姑娘说，‘刚才那个男人是谁？’小伙子看上去很严肃，他说，‘亲爱的，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没发现他带着面具吗？’她说，‘哦，不，不可能是那个——’而他说，‘是的，是的，就是他。亲爱的，就是那个独立国会议员。’听着！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听着！他们听到街区那边传来这个声音，你知道那声音在喊什么吗？”我单膝哆嗦着跪地，抖出了这个故事的包袱，“那声音在喊着‘嘿，你，伯尼·西维尔——滚开！’”
写出来似乎不太好笑，但那时几乎把我笑死了。我哈哈大笑了至少一分钟，直笑得我剧烈咳嗽，琼只好过来帮我拍背；我慢慢缓过来后，才发现伯尼根本没笑。在我这通发作中，他一脸茫然，礼貌性地打了几个哈哈。这时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本来镇静的脸羞得红一块白一块。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我记得我恨他如此容易受伤害，我恨琼又走回厨房，不帮我摆脱这尴尬局面，我也记得我开始觉得很内疚很抱歉了，好长时间房间里死一般寂静，最后我决定接受这份活，这是唯一体面的出路。果然，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试试时，他马上高兴起来。
“我是说你不一定得用这个波多黎各人的故事，”他让我放心。“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或者你可按那种方式开头，再写点别的事情，越多越好。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来就行。”
站在门口，又是握手（我们好像整个下午都在握手），我说，“就是说，这个故事十元，对吗，伯尼？”
“对，鲍勃。”
“你真的觉得你该告诉他你会这么做吗？”他刚走琼就问我。
“为什么不？”
“好吧，因为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不是吗？”
“瞧，能不能行行好，别再啰里啰嗦？”
她两手叉腰。“我搞不懂你，鲍勃。你为什么说你会写这个故事。”
“你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们需要那十块钱，这就是为什么。”
最后我建造了——噢，建造，所谓的建造。我花了一页、两页、三页写这架老机器，我写这个狗娘养的。我确实是从那几个波多黎各人开始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用不了几页就搞定了他们；然后我只好为文森特·J·波勒第找其他法子来证明他无与伦比的善良。
当一个公务员真的想尽各种法子帮助人们时，他会怎么做呢？给他们钱，他就是那样做的；不久我笔下的波勒第给出去很多钱，多得他都数不清了。现在情况成了这样：在布朗克斯区，不管是谁，只要有点拮据，他只要钻进伯尼·西维尔的出租车，说一句，“去波勒第家，”他们的麻烦就解决了。最糟糕的是我无情地确信，我尽我所能地写了。
琼没有看这篇文章，我写完时她已睡了，我直接把它塞进信封，寄了出去。大约有一周时间——伯尼那边没有传来片言只语——或者说在我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消息。接着，和他上次来访的时间一样，在一个烦躁劳累的傍晚，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他笑着站在门口，套头衫上洒着几点雨水，就知道麻烦来了。我知道我可没打算听任何废话。
“鲍勃，”他说着坐下来，“我讨厌这么说，但这次我对你很失望。”他从衣服里抽出卷起来的那份手稿。“这东西——鲍勃，这什么都不是。”
“它有六页半。那可不是什么都不是，伯尼。”
“鲍勃，请不要给我六页半纸。我知道这里有六页半，但它什么都不是。你把这人写成了傻瓜，鲍勃。你让他一直不停地给钱给钱。”
“你告诉我他给钱的，伯尼。”
“关于那些波多黎各人，是我说的，没错，也许他可以给一点钱，好吧。可是你一路下来，你让他到处给钱，像个——像个醉醺醺的水手什么的。”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我说话的声音来得很低沉，控制得非常好。“伯尼，我可是问过你他还能做些什么的。我可是告诉过你我不知道他妈的他还会做些什么。如果你还想他做点什么别的，你早该说清楚。”
“可是，鲍勃，”他说，为了强调，他站了起来，他接下来说的话，我后来回忆，好似腓力斯人（注：Philistine，中东古国人，现在多指俗气、庸俗、没文化的人。）最后绝望而永恒的哭泣。“鲍勃，你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
我也站了起来，这样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知道我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我也知道我才二十二岁，可疲惫得像个老头，我知道工作就快丢了，孩子就快出生了，与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现在纽约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不值一提的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
“十块钱，伯尼。”
他笑着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接着他望向厨房，琼在那里，虽然我是想盯着他的，可我的眼睛一定也跟着他看过去了，因为我记得她在做什么。她在拧洗碗巾，眼睛直盯着它。
“听着，鲍勃，”他说。“我不该说它什么也不是。你是对的！谁能说这样一篇六页半长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呢？也许这里面有许多好东西，鲍勃。你想要你的十块钱；好的，没问题，你会得到你的十块钱的。我的要求是，先把这篇东西拿回去，好好改改，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
“十块钱，伯尼。现在就给。”
他的笑容一下子没了生气，在他从钱夹里抽钞票，递给我时，笑容还僵在脸上，而我还来了场痛苦的表演，我仔细检查这张十美元的钞票，看看他妈的是不是真的十美元。
“好吧，鲍勃，”他说。“那我们扯平了，对不？”
“没错。”
于是他走了，琼飞快地走到门边，开开门，大声叫道，“晚安，伯尼。”
我觉得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停了一下，但我没听到他的诸如“晚安”之类的任何回应，所以我猜他可能转过身，朝她挥挥手，或者给她一个飞吻。接着从窗口我看到他从人行道上移过，钻进出租车，开走了。这过程中，我一直摆弄着那张钞票，折叠、摊开，再折叠、再摊开，我觉得手里握着的是我这一生中最不想要的东西。
房间里很静，只有我们两个人走动的声音，厨房那块地方蒸汽弥漫、飘散着晚餐的迷人香味，我想我们两人都没胃口。“好了，”我说。“就那样。”
“真的有必要吗？”她询问道，“对他那样不友好？”
这时候，她的这句话，仿佛是她说过的话中最不忠诚的一句，最不体谅的一句。“对他不友好！对他不友好！如果你不介意，请告诉我，我他妈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该“友好地”坐在这里，让某个低级撒谎的吸血鬼般的出租车司机走进来，把我的血吸干？这就是你想要的？啊？这就是你想要的？！”
此时，她做了这种时刻常做的动作，有时候我想我情愿牺牲生命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再看见这个动作：她转过身，背对着我，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
这之后不到一周，助理财经编辑的手终于落在我的肩上，正好是我写到国内公司债券交投略微活跃这一段的中间。
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时，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杂货店里当机械玩具的演示员，好歹可以让我们熬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就是在杂货店的日子里——给用锡和棉花做的小猫上好发条，小猫就会“喵！”的一声滚过去，“喵！”的一声又滚过来，“喵！”的一声滚过去——不管怎样，就是在那里的某个时候，我放弃了脑子里残留的一点要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
新年后，我找了几份白痴活干；接着，四月时，像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并给人带来惊喜一样，我被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聘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里我在做些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份活相当轻松，每天我可以节省大量精力做自己的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顺利起来。海明威确实已被我抛弃，我转到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模式上来；那么，最起码，我已开始寻找代表自己风格的东西。冬天过去了，我和琼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些，初夏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我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篇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我现在想起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它写完后更加优秀。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听到：“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
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着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高度羞涩的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的感情。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这样她就看得见我对他有多和善。
但电话里首先询问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