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治国:普京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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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库宁与普京还有一层关系：二人同是一个名叫“别墅合作社”（又称“湖畔社”）的创始成员。该合作社负责管理他们在圣彼得堡郊区共青团湖边的乡村别墅。普京在“湖畔社”的其他朋友（第十二章将谈到）如今均在政府、银行和媒体身居要职。
车臣战争及其恶果
普京出任总统后的头几年里，车臣的局势给他声称正在把俄罗斯带入“欧洲大家庭”的说法投下了一条长长的阴影。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1994~1996年），我在车臣待过几个月，亲眼目睹了俄罗斯军队给这个共和国造成的严重破坏。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俄军犯下了严重战争罪和侵犯人权罪。我和其他几十名记者均报道了这些罪行，然而国际社会毫无作为，也许是因为倾注于巴尔干半岛上的另一场战争。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完全毁于炮火，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非命，他们的家所在的街区被俄罗斯军队的飞机和大炮夷为平地。以消灭被称为“匪徒”的叛军为借口无法为以上行为开脱。我采访过俄罗斯人建立的“甄别营”（filtration camp）里的幸存者。车臣人在这里受到刑讯逼供，有时逼供人仅为了取乐。我去看过野外的巨大死人坑，里面有几百具尸体，一些人的手被捆绑在背后。我见过数十个家庭悲痛欲绝的成员，目睹了被杀害的妇女儿童、车臣境内村子里数百家残垣断壁的房子、逃离俄罗斯军队的如潮难民、趴在地下室里躲避空袭的人。我见过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在自己沦为瓦砾的家里卧床不起，在饥饿和寒冷中等死。这一切都是在叶利钦当政时发生的，然而西方痴迷于叶利钦对民主的支持，因而把这场冲突看做“内政”，只是敷衍了事地谴责了几句。
根据各方面的报道，1999年普京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更为惨烈，然而报道这场战争的西方记者人数更少。原因很简单，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至少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车臣人对记者总体上十分友好。自从那时以来，这个共和国沦为一个无法无天的烂泥潭，记者被绑架或杀害的风险极大。叛乱分子自己和当年的俄罗斯军队一样野蛮。这一次，主要靠像《新报》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这样勇敢的记者向世界报道战争真相（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位西方领导人要求以战争罪审判哪怕一位俄罗斯指挥官或政治家）。
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记者在车臣境内的行动自由没有受到什么限制，因此才有了强烈批评这场战争的报道，不仅是西方的报道，俄罗斯的报道也是一样，尤其是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报道。俄罗斯当局汲取了教训，这一次开始限制去战区的人数。2000年初，一位为自由广播电台工作的俄罗斯记者安德烈·巴比斯基因为在报道中抨击战争甚至被俄罗斯联邦军队绑架，然后交给车臣战斗人员，换回俄罗斯的战俘，好像他本人是一名战斗人员似的。普京显然支持这一荒谬做法。他表示，他看不出交换有什么不对，因为巴比斯基—别忘了他是一位记者—是叛徒。普京对《共青团真理报》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去见那些他为之效劳的人。”＇2＇
如果普京认为批评性质的报道无异于与敌人为伍的话，那么完全可以猜到他内心对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看法。独立电视台遭整肃后，她成了报道俄罗斯人在车臣的野蛮行径的最重要的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耐心倾听车臣百姓的痛苦倾诉。
当局称，车臣军事行动是一次“安全行动”，目的仅是消灭恐怖分子。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采访过目击了俄罗斯“安全扫荡”的人，例如家在格罗兹尼郊区的45岁难民苏尔丹·舒阿杰波夫。他向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讲述了他从自己住的那条街上收敛安葬了51具尸体的经过。以下只是他讲的部分内容：
74岁的萨义德·祖巴耶夫从5街36号的家门走出时，正好撞上联邦军人。士兵强迫他跳舞，对他脚下开枪，逼他往上蹦。老人跳不动后，被士兵射杀。感谢真主！他再也不会知道家人的遭遇。
晚上9点左右，一辆步兵军车撞开大门上的锁，冲进祖巴耶夫家的院子，士兵二话不说，非常麻利地把那位老人64岁的妻子扎伊纳布，他们45岁的女儿玛丽卡（俄罗斯民兵一位上校的妻子），玛丽卡8岁的小女儿阿米娜，萨义德和扎伊纳布的另一个女儿、40岁的玛丽耶，他们44岁的侄子赛义德–艾哈迈德·祖巴耶夫，两位老人的儿子、35岁的鲁斯兰，他怀孕的妻子露依莎和8岁的女儿叶琳娜从房子里带到外面，在台阶上排成一行。机枪声响过后，所有人倒卧在血泊中。祖巴耶夫一家人中只有鲁斯兰14岁的女儿伊妮莎活了下来。她长得很漂亮，士兵屠杀前把她领到了一边，之后把她强行拉走了。
我们千方百计想找到伊妮莎，可她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苏尔丹说）。我们猜想他们一定是强奸完她后，找个地方把她活埋了。同一天晚上，第55中学校长遇害。他们先让他靠墙站，长时间毒打他，所有肋条都打断了，然后对他脑袋开枪。在另一间房子里，我们看到一位84岁的俄罗斯老太太和她35岁的女儿拉丽莎并排倒卧在地上。两人被强奸后遭射杀。拉丽莎曾是格罗兹尼一位有名的律师。车臣国立大学的物理教授、42岁的阿德兰·阿卡耶夫四仰八叉地横卧在自家院子的地上，死前曾被拷打过。47岁的德米尔汗·艾哈迈多被砍头，两只胳膊也被剁掉。新卡泰马一带军事行动的特征之一是砍下人的脑袋。我看见过几个砍完头滴着鲜血的木墩，在谢瓦卡亚大街上，一把斧头卡在一个木墩上，上面还有一颗带着红围巾的妇女的头颅。旁边的地上，倒卧着一具无头男子的尸体。我找到了那名被砍头妇女的尸体，她的腹部被剖开，里面塞进了一颗头颅。是她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不得而知。＇3＇
尽管发生了证据确凿的种种暴行，但只有一位高级军官被绳之以法。尤里·布达诺夫上校被指控撒酒疯时绑架、强奸和杀害了一位18岁的车臣姑娘艾鲁萨·昆吉耶娃。士兵把她从家里拖了出来，塞进一辆装甲运兵车带走了。据说借口是他们认为她是个狙击手。强奸罪名后来被撤销了。布达诺夫供认勒死了这名妇女，但声称他审讯这位姑娘时因暴怒丧失了理智。最初他被判无罪，重审后改判10年有期徒刑。2009年1月，他提前15个月被释放，2011年6月在莫斯科一条街道上被人暗杀。
俄罗斯军事行动引发的报复是，此后10年车臣恐怖主义分子在俄罗斯全国各地发动的袭击—在飞机上，在地铁车厢里，在学校和街道上。2002年4月18日，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宣布车臣战争结束。时隔仅6个月，俄罗斯首都的中心即遭到恐怖主义袭击。2002年10月，大约50名车臣武装人员，其中不少人是妇女，冲入正在上演一出叫《东北风》音乐剧的杜布罗夫卡剧院，将演员和850名观众扣押为人质。这些人身携武器弹药，妇女身上系上炸药。他们要求俄罗斯军队在一周内立即无条件从车臣撤军，否则开始射杀人质。
此后3天，普京同自己的安全部门首脑几乎夜以继日地开会讨论如何处理这场危机。在首次会议上，国家安全部门建议强攻剧院。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总理坚决反对，建议与恐怖分子谈判，以避免人员伤亡。据卡西亚诺夫说，安全部门首脑坚称，没有必要让步，因为伤亡难以避免。普京原定去墨西哥出席亚太领导人峰会，但改派卡西亚诺夫代他出席。有人提出，作出这一决定是为了支走唯一反对使用武力解救人质的人。然而连卡西亚诺夫本人都认为，当时普京绝无可能出国（尤其是考虑到“库尔斯克号”核潜艇遇难事故后他受到的责难）＇4＇。1995年布琼诺夫斯克市人质危机期间，叶利钦前往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参加一次7国会议，留下他的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同扣押人质分子谈判，并允许他们逃离。普京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几位政治家和记者（包括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确试过对扣押人质分子晓之以理，然而毫无结果。最终安全部门采用了自己的方式。特种部队先在剧院里施放了一种麻醉气体以麻醉恐怖分子（还有人质），随后突击队员冲了进去。交火之后恐怖主义分子悉数被打死，包括已经被气体熏昏的恐怖分子）。然而130名人质死亡，大多数人死于化学气体中毒后未能马上得到医疗救护。这次行动受到多方责难，包括对使用的气体化学成分严加保密，甚至连参与抢救的医务人员都不知情，也不知道能用什么解毒剂。这无疑造成了更大的伤亡。
普京后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数百人的性命得到挽救。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国政府找到了对付这种情况的万无一失的办法。然而这位强人真的充分考虑保护人质性命了吗？“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时，人们揣测普京拒绝外国帮助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想让北约的救援人员在一艘高度机密的俄罗斯核潜艇上转来转去。用于解救剧院人质的化学制剂也是军事秘密，具体配方是什么始终没有披露过。
俄罗斯当局拒绝正视的一个大问题是恐怖分子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是如普京所说扎根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际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还是对自从1994年以来俄罗斯试图征服车臣而采取的野蛮行动的报复？从包围剧院期间一些枪手回答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问题中，可以找到答案。她请一名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释放岁数大一点的孩子（岁数小的已经被释放了），她得到的答复是：“孩子？这里没有孩子。在安全行动中，你们不放过年满12岁以上的人，我们也不会放过你们的人。”
“为了报复？”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问。
“为了让你们尝尝是什么滋味。”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问，能否至少允许她给孩子带点吃的。
“你们在安全行动中让我们的孩子吃东西了吗？你们的孩子同样可以不吃不喝。”
降服工业金融寡头
普京出任代总统12小时后首次对全国发表讲话时誓言尊重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财产权。2000年7月28日，普京同俄罗斯20位商界和金融寡头摊牌，向他们解释了他讲话的含义，并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
叶利钦时代，这批人钻尽空子，违法枉法、行贿受贿、杀人越货、敲诈勒索、对为让他们力挺叶利钦而送上门来的公司和资产一律笑纳，结果个个腰缠万贯。他们拥有国家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石油天然气管道、铝冶炼厂、电信和广告业、汽车制造厂、钢铁企业、一家酿酒厂和几家最大的银行。在克里姆林宫宏大的圆柱大厅里，与他们一同等候总统的是政府改革小组的一批年轻人：卡西亚诺夫、库德林和格列夫。他们亟须这些寡头付税，从而整顿好政府的财政。然而自从这些寡头听到普京威胁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后，他们的心思完全不在纳税上。他们刚看到自己的生意同伴古辛斯基被剥夺了个人财富，逐出国门。另一位媒体大亨别列夫斯基也不见了踪影。
众寡头不分等级高低，围坐在一个巨大的面包圈形状的桌子旁。然而当总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时，一眼就能看出谁说了算。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普京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很简单：不会逆转私有化进程，但有两个条件：寡头必须开始纳税，而且不得干政。普京说话很小心，避免听上去像是下最后通牒，但意思很明白。
格尔曼·格列夫简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普京发出了一个强烈信息，没有国有化或没收资产的计划。他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我们对你们做出了姿态。我们大幅减税，建立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并保护私有财产权。不过诸位，既然我们降低了税率，你们就应该纳税。其次，如果你们选择了经商，那就一心一意地经商。’”＇5＇
这些巨商欢天喜地离开会场，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高兴得差点想哼两句小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无意介入政治。而就他们拥有的财富而言，纳税只是极小的代价。五金矿产集团总裁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听上去几乎不无愧疚：“我们这些寡头把自己当做精英，然而社会并不认同我们这些精英。我们必须更好地做人。”
召开这次会议的想法来自下诺夫哥罗德州前州长鲍里斯·涅姆佐夫。他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率先启动了私有化进程，如今是一个政党—“右翼力量联盟”的领袖，致力于保护新生的中产阶级利益。他把这次会议称为分水岭。以此为界（他不无讽刺地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历经10年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结束了。换言之，就在这次会议上，俄罗斯的“强盗资本家”被给予了一个改邪归正、老实经商的机会。
这些寡头基本上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