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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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教：
却似街头小顽皮，同学年少总相欺。
一彪人马倏然到，也效兵家打伏击
正是：以大欺小童冬瓜逞凶，反客为主姜蜀明发飙。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第二回 文革骤起天降狂飙
第二回
文革骤起天降狂飙
中考砸锅名落孙山
话说六六年是铁戈六年级最后一个学期，他和姜蜀明兄弟有一个假期没在一块玩，所以今天一大早特意在这里等他俩到附小吃早餐。
姜蜀明问他：“你的寒假作业写完了吗”
“算术没做完。”听到作业两个字，铁戈高兴的心情一扫而光，满脸阴霾：“老子最痛恨、最最痛恨的就是做作业。你想痛痛快快地玩一把，‘作业’两个字就从脑袋里蹦出来，在你心尖上来回溜达，真叫人闹心！你说写作业吧，别人玩得正高兴，打篮球、踢足球、捉迷藏，那动静闹的，别说去看看就是想想都叫人眼馋，你能写得下去吗？不写作业吧，宁老师一来家访，我爸那暴脾气你是知道的，一顿胖揍肯定跑不了。我真的命苦，比他妈旧社会的贫下中农还苦。”他脸上做出夸张的表情：“我爸的手黑着呢，打起人来逮什么用什么，打哪儿算哪儿，从不考虑后果。有时我想我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有这么打儿子的吗？”
姜蜀明同情地说：“听我爸说整个红州地区文教系统就数你爸的脾气最坏，最能喝酒，喝多了就打孩子。”
铁戈把寒假期间发生的事讲给姜蜀明听：“我们北方人管初五叫‘破五’，照例要吃饺子。东北有句老话叫做‘饺子就酒，越喝越有’。那天我爸又喝高了，对着我们兄妹喊了一嗓子：‘检查作业。’我一听这话当时屁｜眼就吓紧了，只好硬着头皮拿出寒假作业，我爸看了以后骂道：‘这他妈的写的叫啥字？’一个大嘴巴扇过来：‘滚！给老子重写。’接着我大妹妹和弟弟也捂着脸出来。我爸又把我小妹妹叫进去，小妹妹说：‘我没有作业。’我爸问：‘你咋没作业’？‘老师没让写作业。’‘撒谎！是哪个混账老师不布置作业？’捞过我小妹妹对着屁股使劲一巴掌，打得她杀猪似的叫起来。我妈闻声赶来：‘你个老不死的！灌了黄汤就打孩子，幼儿园哪有作业？’这时我爸好像有点明白了：‘幼儿园是没有写作业的先例。’于是从口袋里摸出五分钱：‘拿去买糖吃。’小妹妹这才破涕为笑，拿着钱屁颠屁颠地跑了。”
姜蜀明兄弟听完这个故事，当时就捂着肚子笑得喘不过气来：“你老爸真有意思，幼儿园哪来寒假作业？”
铁戈没笑，他长叹一声：“等哪天不用写作业了，那才叫幸福”。
几个月后他渴盼的“幸福”日子真的来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来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核爆炸”。
当时铁戈和姜蜀明以及全国六亿五千万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感到任何的不安和躁动。他们太小了，都只有十二岁。中央、省、地、县那么多高干、中干和基层干部都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何况这两个小毛孩呢。
在铁戈的记忆里那年的五月底六月初，地区文教局一个姓潘的科长带着一帮人来到附小，他们是地区文教局派驻附小的工作组，这是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必有的一个程序。他们有时候叫工作队，比如搞“社教”、“四清”就叫工作队，铁戈的爸爸铁夫就当过工作队队长。有时候又叫工作组，反正不管叫什么党的领导是绝对的。
六一儿童节这天附小的全体师生都到大操场集合，听党总支书记颜雄作《关于红州附小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
颜雄书记站在操场北边一个高坎上，左边站着以潘科长为首的工作组成员，右边站着以桂叶芳为校长的领导班子，各班班主任一律站在队伍最前面，一个个神情严峻、凝重。
颜书记的报告没有一个学生听得懂，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动员报告。老师们虽然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但他们当时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并不见得能够真正理解，大约也是似懂非懂装模作样地在听。颜书记所做的动员报告倒不如说是在做出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在完成一个程序，因为他本人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他是后来在文革初期文教系统第一批被打倒的人。
六月下旬铁戈和姜蜀明参加完毕业考试，接着红州地区、红州县以及红州镇的三所小学即附小、镇小和街小的应届毕业生都要进行升学考试。
为了防止舞弊，附小、镇小、街小轮换考场考试。附小的学生到镇小考试。
铁戈知道算术肯定没戏，语文应该还行。
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铁戈只顾贪玩，那“枪”压根儿就没磨过。算术考得一塌糊涂，他铆足了劲要把作文考好。
到考场把作文题一看，我的娘哎——《放学以后》——限八百字以上，当场差点晕过去了。
铁戈寻思放学以后能干点啥？回家写作业？这个主题太没意义。写做好人好事？学雷锋做好事他倒是经常做，做得最多的是帮拉板车的人推车上坡。
从附小到铁戈住的老山包有一个又陡又长的坡，拉板车的人双手紧握车把，肩上套一根麻绳，那绳子深深地勒进肉里紫黑紫黑的。他们上身前倾几乎达九十度，两只小腿肚子青筋暴涨，浑身上下像用水浇过似的，嘴里兀自嘿哟嗨哟地哼着号子，那声音都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让人听了特难受。他知道这些人不是搬运站就是采石场的工人，为了养家糊口才干这种苦力。农村来城里拉货的人用驴车，马车则只有农研院才有。
每当他看见这些社会最底层的苦力吃力地拉着上千斤重的红砖、石子或者预制板，就非要上去帮忙推车不可。推到坡顶一般都会得到“学生，谢谢了”这五个字的表扬，他便很满意。因为那时候都时兴学雷锋做好事，做了好事还能得到表扬已经很不错了，想想人家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不论有多大的荣誉自己都不知道。
但铁戈转念一想，不能写推车的事，从推车开始到结束还不到一分钟，咋能写出八百字的作文呢？他始终走不出做好事的圈子。这真应了宁老师常说的那句话：“你们现在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考试时只能两手按白纸，两眼望青天。”这说的是过去科举考试的情景。
他长大后去过南京｜夫子庙的贡院，那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的考场，三面是墙，一面真的可以看见头上的青天。可他此时连青天都看不见，只能看见屋梁上的黑布瓦。
他仔细在脑海里搜索着，突然想起做过的一件好事：每年夏天老山包上的几个单位的人都喜欢到福利院旁边的一口大水塘里去游泳，但要下到池塘边必须经过一条二十几米的小路，这条路不长，但却有五十多度的陡坡，极其难走。
有一次他看见文教局的潘科长游完泳后，穿着木拖板上坡滑了一跤，从半坡上又滚进塘里。
还在游泳的大人们乐坏了：“怎么又来游哇？”
潘科长自嘲道：“再过一把瘾。”
铁戈想这个又陡又滑，会游泳的摔一跤滚进塘里兴许没事，要是不会游泳的人滑一跤摔进塘里说不定会淹死的。不行，得挖成台阶才能避免这种危险。第二天铁戈拿着锄头忙了一上午，终于挖出了一个三十多级的土台阶。
他心想，干了三四个小时的活，写个八百字的文章应该没问题。但他不明白一个道理，做好事时间长短与写作文字数的多少不能成正比，关键是如何描述这个过程。
等他按老师教的程序拟提纲打草稿最后誊清，时间已经不够了，这篇没有结尾的作文成了他永远的心痛。
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次升学考试，只能自问自答：“熊是咋死的——笨死的！”
有分教：
只怨平时颠且狂，那堪临阵来磨枪。
从前好事难描述，抛却几多华彩章。
正是：不学无术非战之罪？名落孙山岂天命乎！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第三回 毛泽东返京重点火
第三回
毛泽东返京重点火
红革军放肆大抄家
话说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这次横渡长江绝非他一时心血来潮兴致所至，而且有其“重大”意义，因为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个月，他要让他的国人看看自己的体格是如何强健，当然也是向全国人民做出的一次亮相：我还可以带领你们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七月十八日他突然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即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还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几天以后的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给前一段运动的性质定了性：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统统驱逐之”，严令撤销工作组。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请江青转交。结果出乎意料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这些红卫兵，在这封信中一共用了四个“热烈的支持”。这封信还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予以印发，毛泽东的这个政治姿态给了红卫兵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了他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中央还存在着另一个司令部，由此刘少奇等人布置的“反干扰”运动寿终正寝。八月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林彪上升到第二位，刘少奇则降到第八位。八月十二日，北京市委正式宣布，在两三天内工作组的全体人员撤出各学校。紧接着各省、市、自治区统统照此办理。工作组整理的黑材料被当众销毁，大学中学学生们头上的紧箍咒没有了，工作组整的黑材料全都被烧掉，“右派学生”、“反革命学生”统统得到平反，于是一个个山呼万岁，又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运动中去。
紧接着北京的老红卫兵们（既高干部子弟红卫兵）掀起了一股破四旧狂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红色恐怖席卷北京蔓延至全国，这就是著名的“红八月”。他们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革命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内的阶级敌人，也就是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况且此时他们的父母也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有的被楸斗。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破四旧，倒不如说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基层老百姓。从北京和武汉过来的传单上说自八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到处都是一队队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红卫兵。所谓“破四旧”其中一个主要行动就是抄家，首选对象是那些解放前在红州做生意的商家、从农村到城里定居的地主富农、前国民党政府的伪职员、伪军官、五十年代初被镇压的历史反革命的家属、五七年倒了霉的右派分子等。
他们开始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进行“革命”，禁止人们烫发、穿奇装异服、不准穿尖头皮鞋，连名字都要革命化，于是人们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决心纷纷改名，什么“卫东”、“捍东”、“卫彪”等等，而原来常用的“花”“枝”“秀”“英”则统统摒弃。随后又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北京的红卫兵倡议把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改名“东方红大道”，把苏联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中关村改名为革命村，砸烂“全聚德”烤鸭店的招牌，捣毁“荣宝斋”“黑店”。更为出格的是九月下旬北京三十四所中学红卫兵和外地学生组织了一个“东方红筹委会”，要把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准备在九月二十七日召开命名大会。上海的红卫兵冲上南京路，冲击著名的游乐场“大世界”，在“破四旧”的狂潮中，上海的红卫兵还冲进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捣毁了宋庆龄父母在万安公墓内的墓地。此外，在南京的红卫兵提出要推倒孙中山的铜像，而在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攻击宋庆龄的大字报。天津的红卫兵则把“劝业场”更名为“人民商场”。由于两报一刊舆论宣传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