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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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冷静地作壁上观，等待事态的发展然后相机处理。
双方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传单满天飞。在红州地区联合办公室高高的台阶上，双方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
铁戈和他的那群小兄弟没事就喜欢往那里跑，虽然他听不明白辩论的内容，但他从双方的话语中，能听出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对方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马前卒、小爬虫、变色龙。
没有哪一次辩论是自然结束的，辩论开始不久双方就因为观点不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使用过激的语言，开始相互指责、谩骂、推搡，抓扯，直至上演拳打脚踢的全武行。
每当秩序大乱时，铁戈就领着小兄弟们从人缝中钻到县人行的铁门那里，紧紧抓住县人民银行的铁栅栏，居高临下继续看热闹，嘴里还瞎起哄：“打呀！打死了是人家的儿！”“不打不是你娘养的东西！”小伙伴们也大叫大嚷跟着起哄，他们觉得这种场面特好玩，一个个兴奋得满面红光。
直到“全武行”结束，所有的人都散去，他才意犹未尽的和小兄弟们怏怏而去。
实际上这时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处境极为困难、极度受压，当时最有名的口号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最流行的歌曲就是《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歌曲柔婉抒情，宣泄着红卫兵、造反派在遭到各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联手残酷打击下极度压抑的苦闷情绪，他们怀着无比虔诚的感情迫切地需要来自毛泽东的支持：“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所有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含着热泪一遍又一遍唱着它，一时间这首歌传遍了大江南北。另一首由藏族民歌重新填词的歌曲《远飞的大雁》也传唱一时，红卫兵们把歌词改为：“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哟，革命造反派想念恩人毛主席。”只要唱起这首歌所有人都是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没有丝毫做作，全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挚感情。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发布了《军委八条》，其中第一条就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使各级政府如获至宝，马上利用这个《军委八条》对红卫兵、造反派进行镇压，从而避开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的限制。这是当时特有的政策打架的奇怪现象，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打西。对于中央的各种政策，各种人物，各派力量都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常常是一些人刚说出一段毛主席语录，另一些人就用毛泽东的另一段话来加以反驳为自己辩护，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也许毛泽东对各省负责人基本上失去了信心，他于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为了支持红卫兵造反，迅速打垮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
二月二十三日在青海西宁发生了流血事件，赵永夫命令部队开枪镇压“八一八革命造反派”，造成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死亡记录，死亡169人，伤178人。接着赵永夫继续“平定反革命暴乱”，在全省范围镇压反革命。据统计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湖南省军区一夜之间抓捕造反派头头一万多人，四川的抓捕人数则超过十万。而在此之前，各地军队即以开始整肃军队内部的造反派。
部队一旦介入地方的政治运动，威力马上凸现出来。武夫行事与众不同，军队没有地方政府那么多顾虑，况且有《军委八条》作为依据撑腰。
红州有句俗话，叫做“前面的乌龟爬出路，后面的乌龟照路爬。”既然前面有青海的赵永夫做出了榜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就毫无顾忌，把一顶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大量批发出去。据官方的《湖北文革大事记》记载：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来汉，参与了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出台的决策。
二月十八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严厉批判《二八声明》，并连续两天派部队上街武装游行，二月二十五日还派直升机在江城散发传单，借以大造声势。
三月十七日命令军队逮捕了武汉“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朱洪霞及以下二级分部的主要头头近485人，整肃了香花派。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宣布“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工人总部”首先被打入“另册”。在镇压了工人造反派的同时，部队又逼迫“二司”的头头排队到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其实武汉军区并不支持同样持毒草派观点的新派和吴焱金领导的另一大工人造反组织“工造总司”，使学校的红卫兵和机关、工厂的造反派感到极大的压力。随后武汉军区在舆论宣传上把“工人总部”称之为国民党的还乡团，这实在是一大败笔。谁都知道哪有忠于毛泽东的国民党还乡团？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在逻辑上都说不通，岂能服人 ？http：//。
一时间武汉的“红武兵”等保守组织纷纷死灰复燃，它就是日后有名的“百万雄师”的前身之一。他们在街上刷出大标语：“大猪（指朱鸿霞）在坐牢，小猪满街跑！”
“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等等。
这就是武汉文革史上著名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文革后改称“二月镇反”）
武汉军区对“工人总部”的大肆抓捕，流风所及引发了湖北各地的连锁反应。红州地委和军分区玩得更绝，于三月下旬不分钢派新派干部学生一把抓，逮捕了古学范、王石泰、俞一方、邰大庆、肖国雄、沈冲、姜军和封老大近一百人，看守所里人满为患。
这是姜军第一次坐牢，那年他才十三岁零三个月，是全省被捕红卫兵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姜军被捕的第二天上午姜蜀剑和辛建就赶到铁戈家，把这一凶信告诉他，铁戈当时如同掉进了冰窖一样，脸色煞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铁戈的印象中牢房应该是关坏人的地方，和一般人的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沈冲，姜军和封老大这些人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才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是造资产阶级的反、造走资派的反，怎么现在突然变成了现行反革命了呢？如今这个世道怎么会好人坏人都不分，连沈冲、姜军这些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他们竟然也敢抓，这还有没有王法？！
列位看官，这个世界上也许看守所和监狱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最神秘也是最恐怖的地方。
更何况铁戈、辛建、姜蜀剑还都是十二三岁的少年，他们对于监禁犯人的地方所有的感性认识都是从《红岩》、《小城春秋》这类小说和电影里得到的。在他们眼里那是个阴暗潮湿十分恐怖的人间地狱，脚镣手铐、过堂拷打、老虎凳、辣椒水以及各种酷刑都匆匆在他们的脑海里闪过。
三个人困坐愁城，相对无言，辛建和姜蜀剑只好各自回家。
铁戈呆坐在家里想了半天，觉得还是应该到看守所去看看姜军，看能不能打探到什么消息。于是他煮了二十个鸡蛋，包在一个布口袋里，匆匆忙忙一路小跑到看守所。
他小心翼翼地朝执勤哨兵走去，心里却咚咚咚地跳个不停，拿着鸡蛋的手控制不住的抖了起来。这毕竟是他是第一次探监，没法子不害怕。他满以为哨兵会像电影里那样“哗啦”一下把子弹推上膛，接下来厉声喝问：“干什么的？”紧跟着枪口就指向自己的胸膛。
谁知那哨兵只是问了声：“小孩，找谁？”
听口音是个河南兵，声音根本不严厉。这使铁戈悬在半空中的心落了地，但他心里还是有点发怵，轻声说：
“我来看我哥。”
“你哥是谁？叫什么名字？”
“姜军。”
“什么时候进来的？”
“昨天。”
“昨天？”哨兵想了想说：“昨天进来了好多人，都是些造反派头头。”
“对对对，我哥和他们是一起的。”
“你在警戒线外等着，我叫公安的来。”
铁戈转过身一看，几米以外的地上用白石灰划了一条很粗的线，地上写着“警戒线”三个大字，他只好退到线外。
不一会看守所出来一个警察，问道：“你来看姜军，你是他什么人 ？http：//。”
“我是他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铁戈。”他非常老实的回答。
“你姓铁，他姓姜，你们兄弟两人怎么不同姓？”
铁戈话一出口就知道错了，只好不说话。
那警察又问：“你爸是哪个单位的？”
“电影公司的。”
“这么说你爸叫铁夫？”
“对，铁夫是我爸。叔叔，您认识我爸？”
遇见了爸爸的熟人，他心想这事可能有门。
“六四年我和你爸一起到房坪公社搞四清，他是队长，我是队员，熟得很呢。”
“叔叔，那您带我进去吧，姜军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
“那可不行，按规定接见犯人一要直系亲属，二要已经判决。姜军现在是未决犯，你也不是他的亲属，不能接见，但可以传见。”
“什么是传见？”
“就是不能和犯人见面，但送来的东西经过检查没有问题可以给你送进去。”
铁戈连忙举起手中的布口袋说：“叔叔，我给姜军煮了二十个鸡蛋，请您送进去。也请您转告他，就说我我想他，祝他早日出来。”那语气是发自肺腑的真诚。
“为什么只送鸡蛋？还有别的东西么？”
“这鸡蛋是我从家里偷偷拿来的，我没有钱，哪还有别的东西？”
值班警察拍了拍铁戈的脑袋笑着说：“真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很讲感情的人。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家属来，你这个局外人倒先来了。东西我给你送到，你回去告诉姜军家里，抓他的时候走得太急了，让他家把他洗漱、替换的衣服拿来，再送一床被子。这里你不要再来，让你爸知道了还不打你个半死？！”
离开看守所铁戈又赶到姜军家里把传见的事说了一遍，姜军的父亲姜城这才放心，让姜蜀剑把牙具、换洗的衣服和被子赶紧送去，铁戈这才回家。
有分教：
好个十三小儿郎，从容被捕入监房。
王侯震怒冲天起，何论少年与老壮？
正是：武汉军区率先动手，红州地委岂肯后人 ？http：//。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7。…第十六回 发社论“北航红旗”提供材料
第十六回
发社论“北航红旗”提供材料
大撒把“百万雄师”顷刻覆亡
话说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地区和“北航红旗”赴汉红卫兵提供的材料写的、经王力亲自修改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警告武汉军区以及成都军区的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这是两报一刊在沉默了近两个月以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语气极为强硬。红卫兵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四月中旬各个被压得吐不过气来的学生造反组织又纷纷恢复活动，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重新登上文革舞台，而且比以前更加活跃。
四月六日又公布了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定稿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十条命令》指出：“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在《人民日报》社论和《十条命令》的鼓动下，武汉地区的红卫兵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