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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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哈尔滨远离了你和那些老朋友，我好像失去了精神支柱，这心里呀一直堵得慌。爷爷奶奶看我情绪消沉，就让我也喝点酒，可能是遗传的原因吧，一来二去就会了。看过北岛《生活》那首诗吗？就一个字：‘网。’生活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我们就像是一只撞进网里的昆虫，等着网上的蜘蛛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吸个干净，青春、爱情、事业、欢乐。唉，酒这东西好哇，能让人忘记烦恼，喝高了往床上一躺，啥闹心的事都没了。”说完又干了一口。
“田田，慢点整，咱又不上班，别的没有时间还有。哎，爷爷奶奶还好吧？”
“八十年代末都走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完成爷爷最后的遗愿。”
“啥遗愿？”
“爷爷住院期间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把他和奶奶的骨灰搁在一块然后分成两份，一份撒进松花江，一份撒进长江，黑龙江和湖北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地方，只有这样他死后才能闭眼。你爸和你妈咋样？”
“我爸零六年也去世了，我把他的骨灰送回本溪老家的祖坟山。今年我回本溪去了一趟，给我爸圆坟。我妈现在武汉，跟铁瑛住在一块。”
“铁瑛咋样了？”
“咱家就这个小妹妹干得还不错，她是一个大学医院的院长兼书记，人家现在是正教授了。读了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她给大学的那些教授讲养生保健课，把那些满腹经纶的教授们讲得一愣一愣的。”
何田田忽然咯咯地笑起来。
铁戈问：“你笑啥？”
“我笑铁瑛，那年我到武汉买东西顺便去看她，给她带了点吃的，轻而易举地就打听到你的下落。”
“你还说！后来她去接见让我好好训了一通。”
“这不能怪她，那时她还小才十七八岁，人也单纯，我很喜欢她。七八年高考前我到你家去看见她正在复习，那时候正是夏天条件很艰苦，她倒也有招，把脚泡在水桶里用裙子罩着，既能挡蚊子又能降温。一手拿着大蒲扇，一手还在写作业。看看，人家终于考上了大学，现在不是功成名就了吗？所以我对读书人格外高看一眼。当年我对郎超雄、石庵村、辛建那些人都很佩服，他们都是读书人，只可惜时运不济，读书人都关进监狱里了。”
铁戈却说：“记得六九年夏天封老大在辛建家里跟姜军进行了一次辩论，封老大当时就说你们不要教铁戈学什么狗屁哲学、政治经济学，学了那些东西就去玩政治，玩来玩去要出大事，果然一语成谶。其实我这人并没有什么很深刻的思想，要说有思想深度郎超雄、石庵村还能算得上。”
何田田又和铁戈碰了一下杯，叹道：“那时候我们多么单纯，单纯得近乎愚昧。左拉说过：‘愚昧从来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识。’一段错误的历史，一群愚昧的青年，一曲不堪回首的青春之歌。”
“田田，我觉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愚昧当然不可能给人带来幸福，但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识我不敢苟同。蒯大富、韩爱晶那五大领袖都是大学生，他们难道没有知识吗？武汉的鲁礼安、冯天艾没有知识吗？湖南的杨曦光在国外取得了那么优异的成果，他也是没有知识的人吗？郎超雄、石庵村都是学富五车的人，不也进了大牢吗？那么多没读书的人没有坐牢，所以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有多少书本知识，而在于不要被糊涂油蒙了心。红卫兵、造反派不顾一切猛打猛冲，坏就坏在这个不顾一切上，一个个都以为自己是跟着伟大领袖拯救全人类的天兵天将，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殊不知全都被耍了。面对庙宇里的神明信徒们除了虔诚还是虔诚，不可能有其他的想法，所以就容易上当受骗，这就是被糊涂油蒙了心。糊涂油是什么？糊涂油就是一种错误的信仰。而对那些并不信佛信教的人来说，任何神明都是虚无的，他就不会上当。田田，中国人喜欢崇拜龙、凤凰、麒麟、貔貅、饕餮、独角兽这类虚无的东西，所以后来就迷信空想社会主义。为什么当今社会那些贪官们敢于为所欲为，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他们的恶行。为什么会这样呢？历史本来是裸露着的，可有些人就是怕老百姓知道事实真相，千方百计遮掩起来。如果蒯大富、韩爱晶以及千千万万红卫兵、造反派当初知道了所有的历史真相，他们还会那样义无反顾地参加文革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有人对我们那段历史给予了肯定，这人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铁戈哈哈笑道。
“谁？”
铁戈抽了一口烟说：“那是八七年夏天的事，我管的那片有个厂长跟别人打官司，最后胜诉了。于是他请经济庭庭长吃饭邀我作陪。我到餐馆后他介绍道：‘铁所长，这位是熊庭长。熊庭长，这位是铁戈铁所长。’熊庭长一听笑道：‘老朋友了，我们没有打过交道，但是我认识你。’我当时就纳闷，问：‘熊庭长认识我？’‘岂止认识，太熟了，当年审你们那个案子我是书记员。郎超雄真是有本事，院长和刑庭庭长两个人审他都审不下来。我们说是错误的，他说是马克思说的，结果一翻书还真是马克思说的，搞得我们下不了台。因为你没有提审过，所以我们没有见过面。你们那群人个个都是读书的料子，要是现在的小青年能像当年你们那样把时间都花在读书上，我们法院刑庭的人真可以不上班。’田田，连当年参与审讯我们这个案子的人都这么说，这说明了公道自在人心，那几年牢也算没白坐。”
“你们那些难兄难弟现在都混得咋样了？”
“我们平反以后还是像当年那样拼命看书，总想把原来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八十年代中期我和姜军、辛建、叶一彪都报名上了自修大学，左子海和章子野上了电大。石庵村调到黄石也上了自修大学。现在回想起那时候真有意思，我们一要忙着上班二要忙着复习考试，忙得一塌糊涂，连串门的机会都没有。三年以后皇天不负有心人，大家都拿到了大学文凭，石庵村还得了湖北自修大学考试一等奖，奖了他五百块钱。后来他被一所大学看中，调去当了历史系主任。再后来他出了两本书，《现代化本质——对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变化的新认识》和《中国农村现代化之路——乡村工业发展战略》，在学界引起高度关注。零五年退休后，被广东一所大学聘去当旅游系主任。郎超雄也成了一名教授，退休后也被广东一所大学聘为哲学系教授，月薪八千外加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七七年我们投入劳改后，左子海被押到封老大原来下放的大山里的林场监督劳动改造。在林场里他和我们一样也没有停止看书学习，平反后凭借原来扎实的功底轻而易举就考入了县工商银行，专门负责储蓄宣传，他的毛笔字、油画、水彩画都派上了用场，电大毕业后被行里提为办公室主任，不到一年主任也不当了，他又自费考上了湖北大学，专攻古代汉语。后来被省人行看中，调到湖北省人行融资中心当了经理，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一个处长，专管信贷。柳六一平反后考进了梁湖县农业银行，后来也上了电大，说起他们上电大还有一段故事。八十年代初社会上的学习风气很浓，当时他们行里的小青年都吵着要去读书，行长没有办法，想了一个主意先在行里搞一个内部摸底考试，考的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前五名才可以去读电大，于是叫人出了考试题。事有凑巧，柳六一和他的女朋友月吟那天正好回红州看望父母，行里参加考试的人都知道标准答案，他俩却蒙在鼓里。结果考试成绩一出来叫人大跌眼镜，柳六一拿了语文和数学两个第一，英语第二。月吟英语第一，语文和数学第二，这说明柳六一两口子的基础很扎实。那行长很喜欢他，多次要提拔他。这个家伙怪得很，看破红尘，不愿当官只想出世。前几年他儿子也考上了华中科技大，他们夫妻俩现在都退休了，在家上上网炒炒股，有空钓钓鱼，过得倒也悠闲。章子野电大毕业后，当了几年教书匠。记得吧，七五年他说准备写一篇论文，题目叫《论雅各宾党专政》，还没写出来就进了学习班。但他从未放弃写作，八十年代初就在《青春》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小说，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干脆搞起了戏剧创作，已经有两部作品拍成了电视剧，《李卫当官》第二部和《杨乃武与小白菜》就是他写的，他还写了小说《长江刑警》，在国内也是小有名气，后来被调到湖北省作协专门从事戏剧创作，现在在海南拍电视剧。叶一彪下岗以后被一所技工学校聘去当老师，他现在退休了，儿子也考上了大学，他还在为儿子做牛做马打工挣钱。辛建八五年就下了岗，这个书呆子干不了力气活，不过他也有招，吃智不吃力，靠脑力挣钱。他先到北京学了一个月电脑照相，回来开了一家电脑照相馆，也算是自谋职业，生意还过得去。不幸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的小店被梁上君子光顾，把设备偷了个精光，连生活都成了问题。后来经朋友介绍，以五十多岁的高龄南下广东打工，好歹算是凑齐了养老保险，现在已经退休，一个月也有八九百块钱的退休工资，总算是有口饭吃。最惨的要算姜军，八七年十二月十三号死于车祸。但他留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姜庆，那孩子是块读书的料，考上了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咱们这伙人里只有封老大搞得最好，我当年就说过咱们这群人里将来只有他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九七八年的事，他老先生六九年就开始搞建筑队，基础早就打好了，等到改革开放时那真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他已经有了七八个亿的家产，真的过上了体面人的生活。他只要从外地回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兄弟，我回来了，出来陪哥们儿潇洒潇洒。’我要是不去他就骂人。他还是那样，朋友们有困难只要找他，他都会尽力帮忙，出手很大方，那帮一直跟着他的老知青现在都过上了好日子。他总是说贫贱之交不可忘，何况我们是患难之交？哎，田田，别光顾听我说话，吃菜呀。”
“你和那些朋友还经常来往吗？”她又抿了一口酒。
“当然，我们都是患难之交能不来往吗？我们刚平反那阵柳六一、左子海和章子野都还没有工作，经常到我家里聊天，说得最多的还是理想和人生。我们有两个共识，第一，不管我们过去受了多大的罪，都不能忘了国家和人民。虽然再也不会说要去拯救天下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这样的傻话，也不会再相信那些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我们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忠实信徒，不论他是皇帝还是上帝，但是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疾苦我们一直还在关注，因为生我养我的就是这片土地。第二，那就是做人要清白。我在工商局工作，左子海、柳六一在银行上班，如果要腐败的话都有很多机会。但我们都坚守一个道德底线，那就是要廉洁不能贪腐，因为道德标准是高于法律的。我刚调到工商局时我爸跟我说：‘铁戈，工商局是和经济打交道的，千万注意别在钱字上摔跟头。我快离休了，我要保持晚节，你们做儿女的也要帮我保持晚节。’我说：‘老爸，监狱那么肮脏我不是一尘不染吗？政治上我是清白的，在经济工作中我一样能保持清白。’八八年我调到另一个一个工商所当所长，当时省粮食厅和省工商局有文件，粮食出省必须要地区一级粮油公司批准，而且还要交费，一包一百八十斤的大米要收五块钱，红州县粮食系统的人认为不划算就盯上我了，因为我的管辖区卡住了红州县通往梁湖县唯一的汽车渡口，他们派人到我家送来四千块钱，并说好我每放一个火车皮的粮食他们就给我一千。他们说每年都要调出几千吨粮食，保证我一两年就能当上十万元户，八十年代万元户还是很诱人的，何况是十万元户？诱惑力的确很大。我说钱是个好东西，谁不爱钱？但这种黑钱我不能要，拿了它玷污了我的清白。那人说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说头上三尺有神明，人可欺天不可欺。那人笑我傻，我说谁傻还不一定，别以为自己做得高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结果半年以后他们都判了，扯远了不说这些。现在各人有各人的家，工作都很忙，接触得少了，就我退休了是个闲人，我去得最多的就是辛建那里，一般两三年去一次。”
“辛建在哪里？”
“他爸爸七一年调到齐河钢厂任党委书记，他后来调到齐河钢厂去了。在红州的只有郎超雄和叶一彪，有时我也去坐坐，聊聊天。封老大到处有工地，他儿子封顺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的，他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