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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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又有个小故事。陈诚到云南组建远征军把长官司令部设在宝山，保山有个富商见我长得一表人才，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我，我说我已有妻室，还有两个女儿，一口回绝了。但那个富商还是对我很好，他想我跟你家家离婚，招我做上门女婿，所以经常约我到他家做客，好吃好喝地招待我，我有时也带人到他家打麻将，卫立煌的副官根本不知道这事，到哪里去找我？我的部下领他到那个富商家时，我当时正在和几个同事打麻将。他说卫总有请，这倒是把我吓了一大跳，卫立煌派副官专程来请我一个科长一定是有大事。我赶到长官部，卫立煌要我批假让商团长到重庆完婚，我一听是这件事，心也放进肚子里去了。我说：‘按军委会的条令不能批假，我没有这个权力。’卫立煌盯着我看了半天，看得我心里直发毛。你想想，人家卫立煌是二级陆军上将，我只是个少校科长，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大我多少级？卫立煌问：‘汪科长，从昆明到重庆要半个月，一去一来光在路上就要花一个月的时间。中国人说燕尔新婚，外国人讲究度蜜月，你总不能让人家刚结了婚马上就打道回府吧？再怎么样也要两个月，不然我怎么向商震交代？’我说：‘卫总，我知道你和商震老将军关系很好。商老将军是晋军名将，我从心里敬重他。但这涉及到军委会的条令，你叫我怎么批？如果蒋委员长知道了我吃罪不起呀！’卫立煌想了一下说：‘倒也是，不过这手续还是要履行的。这样吧，我先签字你副署，蒋委员长要是追查下来我给你顶着，这样总可以了吧？’就因为我很讲原则，这件事给卫立煌印象很深，不久他又让副官来找我。我去了以后卫立煌问我是什么出身？我说我是中央军校十五期一总队步科毕业生。他让我写几个大字和小字给他看。我先写了一个斗大的寿字，然后又用蝇头小楷写了一首辛弃疾的词《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他看了以后很满意，问我：‘汪科长，现在有个位置不知你肯不肯屈就？’我说：‘请卫总明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说：‘从上次商团长请假结婚的事可以看出你是个按规定办事的人。我一直想找一个人给我当私人秘书，但有三个条件，就是一要守规矩，二要字写得好，三要不喝酒。前两条我都看见了，第三条我也派人了解过，你是滴酒不沾。’我当时很疑惑：‘喝不喝酒和秘书有什么关系？’卫立煌一笑说：‘喝多了就胡说八道，把不该说的都说出来了，那还行？’他接着说：‘你这个秘书主要是管我的私人信件，我的任何信件你都能看，大部分信都由你回。但是比如何应钦、顾祝同、宋子文、张群、阎锡山这些党国要人和战区司令长官以上的信由我亲自回，所以我的私人秘书要符合我刚才讲的三条。汪科长，能不能屈就啊？’我点头应允了。卫立煌又说：‘你现在是少校科长，这样吧，你的阶级升为中校，明天办理完交接就到我这里上班。顺便问一句，你为什么叫汪海屏？’我说：‘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屏障海内的国家干城，所以取名海屏。’卫立煌一听笑起来：‘让你到远征军来就对了，我们就是要驱逐倭寇，让国家海晏河清，这是军人的职责。’“
“那您不就成了卫立煌的心腹了吗？”
“也算是吧。我和卫立煌相处得很好，从没办过一件错事。我的那些同学又羡慕又妒忌，都说我交了好运。”
“卫立煌这个人怎么样？“铁戈这一代人不了解那一段历史。
汪海屏换了一个姿势坐得更舒服一些：“卫立煌身材不高，出身贫寒，他原来是孙中山的贴身卫士，这个人很正直。他不是黄埔系的，在国民党内没有后台，是湘军出身的杂牌部队，但他是杂牌部队里最能打的一个，是国民党内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分三路攻打安徽金寨，卫立煌任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当时国民党好几个部队攻打金寨但都拿不下来，蒋介石发了话：谁先占领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金寨，就以谁的名字命名该镇，并把它升为县治。九月中旬卫立煌拿下金寨，蒋介石大喜过望，给卫立煌大笔奖金，并把安徽、河南和湖北各划出一部分成立了立煌县。整个民国时期用人名作地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另一个就是卫立煌，那时候全国上下都知道卫立煌。”
“那您就只是给卫立煌当秘书再没有干其它的事？这倒是挺舒服的美差。”铁戈有点想当然。
“你以为我跟着卫立煌就是做这些事呀？卫立煌一上任就把长官部从昆明搬到保山的光尊寺，当时我们长官部的人住在马王屯，卫立煌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都在光尊寺，我经常跟他一起去。后来卫立煌又让我到长官部的参谋部帮他制订滇西会战作战计划，那才叫绞尽脑汁，很多细节都要考虑到，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就抽了一听烟。”
铁戈天真地问家爹：“您在远征军工作时都看见了哪些人，见过蒋介石吗？”
“见过，国民党那些大员我见得多，像什么宋子文、何应钦、云南省主席龙云、卢汉、罗卓英、杜聿明、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这些人都见过，只要是到远征军长官部来过的人我都见过。在重庆时我还见过周恩来、董必武。我也见过史迪威，他是中缅印战区司令兼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在重庆我就见过他，这人个性太强，被人称为天才的暴君、愤怒的上帝、堕落的天使，但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标准的美国军人。”
铁戈不解地问道：“卫立煌对您那么好，可您为什么还要离开卫立煌呢？”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想抗战胜利没有仗打了，我也该解甲归田了。何况家里还有你家家和你妈你二姨，自从我考上黄埔军校以后有八年没看到她们了，很想回家看看。再说滇西会战结束以后远征军进行了一次大裁撤，大约有一半官兵被遣散。我以裁军为借口向卫立煌提出要转业，开始他坚决不同意，后来看我去意已决，只好批准了。”
“那为什么共产党又判了您的徒刑？您当时不是退伍了吗？”这也是铁戈心中的另一个谜团。
“唉，这里面很有些名堂。转业后我回了老家红州县北乡区，我有个侄儿叫汪铁佛，当时担任北乡区的区委主任。他看我是国民党正规军转业的，又是黄埔生，就让我当了北乡区的区委委员，不过是让我有几两俸银，日子过的宽松些。其实我回来后用转业费开了一个叫碧云轩的铺子，专门卖文房四宝。还有我姐姐也就是你大姑婆开了一个叫顶丰厚的米行，日子也颇过得去。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全国开始搞镇反运动，搞了整整一年多。这一年到处抓人杀人，连一个区长都有权批准杀人，我侄儿汪铁佛被枪毙了。我是五二年判刑的，判了七年，押到沙洋劳改。”
“您是不是杀过共产党？”
“这倒是绝对没有的事。我从军校毕业后就参加抗战，那时候国共合作了，所以我从来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仗。日本人投降后我就转业了，连跟共产党打仗的机会都没有，在当区委委员时我还救了不少共产党。”
铁戈很奇怪：“还有这事？您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说过吗，汪铁佛是北乡区区委主任，他是我大哥的儿子，脾气暴躁的很。他要是躁起来天王老子也不怕，他父亲也管不了。但他就怕我，因为我是国民党远征军的中校军官，又是他的长辈，他从心里服我。那时候我虽然是区委委员，但基本上不上班，整天在碧云轩料理生意，每个月到区里领薪水。都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那时候我半年也开不了一次会，区里的活动我也不想参加。但我那个侄子爱杀人，每当他要杀人别的区委委员就跑到我的铺子里告诉我：‘汪先生，铁佛又要杀人了，你快去管一管。’我多次跟他说过，对那些杀人放火有血债的土匪要杀，但是政治犯不能杀，那个时侯的政治犯就是共产党。因为凡事不可做绝，都要留条后路。他不听，结果把命也丢了。到了五二年初我被捕了，罪名就是历史反革命。本来是要枪毙我的，我说你们杀我是忘恩负义，我救过很多共产党员。结果他们派人调查，除了北乡区的人跟我作证以外连新四军五师的人也给我作证，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是我救下来的，他们看到我在刑场上和我的侄儿大吵大闹，为的就是刀下留人，所以后来只判了我七年徒刑。但我不服，我在上诉书里据理力争，说你们共产党政务院有规定，凡参加过抗战的包括国民党军队的人都属于功臣，都应该受到优待。因此我不是历史反革命，而是抗战功臣！”
“真的呀？”这是铁戈第一次听到还有这样的规定。
“这是当时政务院在报纸上公布的东西，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的呀，谁能否认？！但是不管我怎样上诉，理由如何充足，政府还是说我有罪。唉，我的中学同学有些到延安去了，现在都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跟我一起投考黄埔军校的不是战死就是坐牢，最幸运的是到台湾去了。“
“那您当时为什么不到延安去呢？”铁戈天真地问。
“哎呀铁戈，这事怎么说呢？当时老百姓都认为共产党是土八路，国民党是正统啊。《三国演义》为什么拥刘反曹？为什么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同情刘备？因为刘备代表的是汉室正统。曹操厉害吧，他活着的时候也只能称魏王，不敢篡位，就因为正统观念太强大了。只是等曹丕篡汉以后，才追赠曹操为魏武帝。我在成都汉昭烈庙里看到过一幅追捧刘备的对联：‘合祖孙父子兄弟君臣，辅翼在人纲，百代存亡争正统；历齐楚幽燕越吴秦蜀，艰难留庙祀，一堂上下共千秋。’这里就说到百代存亡争正统。三国时期最先灭亡的恰恰是刘备的蜀国，但为什么千百年来刘备一直受到后人的追捧？就因为他姓刘，是汉室宗亲，代表了刘汉正统。而雄才大略的曹操以少胜多，先后打败了吕布、马超、袁绍等北方豪强，统一了中国北方，但千百年来曹操在中国京剧舞台上为什么总是以白脸奸臣的形象出现呢？这是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民间的老百姓并不认可曹操，一直把他当成残忍狡诈的一代枭雄，甚至骂他是生前欺天，死后欺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曹操一个人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奇怪的现象。而真实的曹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超世之杰，文武全才，但曹操的骂名一直流传到现在，很有点遗臭万年的味道，就因为他不是汉室正统。所以正统观念在中国历代传统教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我是读老书的人，当然也受了这种影响。”
“家爹，您对您这一生就不后悔吗？”
家爹逼视着铁戈反问道：“后悔？我从不后悔！日本人是为天皇献身，而我们是为了国家民族去抗战，去牺牲，国家民族在我们心中是高于一切的最神圣的东西。你知道吗？当时有一句口号叫救亡图存，国家不能亡，民族要生存，只剩下半壁江山，眼看着就要亡国了，不抗日中国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远征军的弟兄们在上阵前心里都要默念：‘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国家原来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原来没有细想，现在一下子具体了，国家就是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有怒江西岸被日本人占领的土地。热血男儿就应该报效国家，我中国百年积弱，屡战屡败，唯一一次胜利就是抗日战争。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幸参加这场抵御外侮的战争，亲眼见证了抗战胜利，有什么可后悔的？比起那些战死沙场的黄埔同学我已经很幸运了，生我者父母，育我者中国，一句话，我对得起这个国家。至于那七年的牢狱之灾在我看来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更何况我的老长官黄琪翔也被打成右派，连他都在劫难逃，我那点事又算得了什么？怎么能够谁说我是历史反革命我就是历史反革命呢？难道抗日有罪吗？纵观世界历史哪一部不是胜利者写的历史？”他挽起裤腿说：“后来卫立煌又派我到前线督战，铁戈你看我这腿上的枪伤就是日本人打的。此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在战场上亲手杀几个日本鬼子，除此之外，何憾之有？”
说到这里他又从铝制烟盒里拿出烟递给铁戈一根，自己也续上一根：“铁戈啊，我虽然是个军人，但从本质上讲我是个读书人。自从四九年共产党主政以来我就一直很注意共产党的宣传，但从来没有看到关于任何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东西，都是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的宣传。说到国民党不是丢了东三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