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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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友新跟着说：“还不是因为铁戈来了打败了六队，你们想想易管教员本来就是监狱干部代表队的主力，他又死爱面子，自解放以来这是监狱里反革命队第一次打败了刑事犯队，而且是他带队打赢的，他能不高兴吗？”大家不无感慨议论纷纷。
这时解全胜变戏法似的从棉衣左边腋下的口袋里摸出半瓶白酒（后来铁戈才知道这是为了私藏香烟各人缝制的口袋，这些口袋有的在胳肢窝下面，有的在前襟旁边，也有的在背后，这要依据个人的习惯而定，是为了防止干部检查采取的措施），他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后递给铁戈示意让他喝一点。铁戈接过酒顺手递给外号叫牛瞎子的修梭工，据刘武汉说这人也是五队一霸。
牛瞎子接过酒对铁戈满意地看了一眼：“学得蛮熟啊伙计！”说完对着酒瓶来了一口，又把酒还给他。
铁戈对解全胜说：“大脑壳，我真的不爱‘六七八’，要是有‘雾气狼’那倒是个宝。”
列位看官，省模范监狱里犯人说到烟，都说“雾气狼”，省掉一个烟字。说酒也不直接说，而是说“六七八”。如果你问一个犯人是怎么来的，他会说“五花大”或“脚镣手”，那就是五花大绑或脚镣手铐的意思，这是犯人之间流行的暗语。
“瞎说！男人不抽烟，白来世上颠。男人不喝酒，白来世上走。我实话跟你说，在这里面最难搞的就是‘雾气狼’和‘六七八。’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在年前好不容易搞进来舍不得喝，一直扎到（武汉话：保存到）今天给大家共产，你要是不喝那就是泼我的面子！”大脑壳摆出老大的架势。
牛瞎子也在一旁说：“大脑壳是个酒鬼，平常哪有酒给你喝？他自己都嫌少。”
余友新也笑道：“我日，福气来了你冇招到（武汉话：不知道），是不是的人你想喝他的酒，怕是嚇到你大舅母娘了。”一帮人听了这话都笑了起来。
朱峰来了一句增广贤文里面的话：“‘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难得狱中相逢，喝一点是个意思。”
铁戈只得抿了一小口：“朱峰说的是，免得桃花笑我。”
大脑壳又一次变戏法，从右边腋窝处摸出一包永光的烟，凡是抽烟的人每人发一根。但凡在严禁抽烟的省模范监狱里能像这样撒条（武汉话：发烟）的人，也只有老大级别的人物才做得到，所以大脑壳在五中队的犯人中威信很高。
铁戈笑眯眯的接过烟：“‘六七八’可以不喝，这‘雾气狼’就是我的命，非抽不可。”
大脑壳美美地抽了一口烟，歪着脑袋微闭着眼睛问道：“铁戈，你晓得你是么样分到五队来的？”
“不知道。”
其实这事刘武汉早就对他说过，但铁戈还是要让大脑壳自己说出来，这也是给别人面子的一种做法，让他有一种成就感，当然他也十分感谢大脑壳和诸位牢友的这一举动。
“是六队的伢们跟我说入监组来了一个长得蛮高的反革命，球打得绝对冇得话说。我和余友新、曹矮子偷偷跑到六队的监号看你打球，都说你打得好，回来就跟易管教员报告了。易管教员是监狱干部球队的组织后卫，最喜欢会打球的犯人，可惜会打球的犯人都是刑事犯，气的易管教员直骂：‘你们这些反革命一点狗屁用也没有，连球都不会打，就晓得反革命。’”
一帮人笑得前仰后合。
铁戈也笑道：“这个易管教员真有意思，正因为一门心思搞反革命去了，所以才没有时间学打球嘛。不过余友新和汤建国的球打得还可以，他们不是反革命吗？反革命还是有会打球的。”
大脑壳笑道：“他们是反革命？他们要是反革命普天下的采花浪子都是反革命。先不说余友新他们，等下让他们自己说。易管教员听了我们的报告，马上去找狱政科长要你，科长说这个人已经分到四队去了。易管教员和狱政科长都是监狱干部球队的，私交不错，所以强行把你挖到五队来。易管教员怕夜长梦多，当时拿了手续就把你提来了，气得四队的队长跟易管教员吵了一架，这是干部第一次为了一个犯人吵架。伙计，你硬是跛子的屁股——翘得很咧。”
众人都放肆地大笑起来。
铁戈放下碗，双手抱拳向左右作了一揖：“各位各位，我刚来有些规矩不太懂，还望大家海涵。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管各位是因为什么原因进来的，我们有个共同点都是文艺体育的爱好者。希望各位在今后一起滚水（武汉黑话：坐牢）的日子里多多指教，我在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大脑壳喝了一口酒，吃了一块腊肉说：“同船过渡三世修。既然到一起滚水，一搞就是一二十年，岂止三世修？大家以后把铁戈多带着点。
众人都道：“好说好说。”
铁戈惦记着余友新刚才说的话，便问：“你是为什么进来的？”
余友新往嘴里填了块腊肉，边嚼边骂：“我日他娘，老子是花案子！汤建国也一样。”
铁戈糊涂了：“花案子怎么变成反革命了？”
余友新讲出了他那离奇的故事：“六九年我们班的几个男女同学下放到大冶，下放嘛就是那回事，白天跟农民一起出工，晚上回到知青点把饭一吃，就在屋里吹牛。农村苦是苦了点，只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不像城里总是开会学习。我们那里冇得人管，谁也管不了我们。这样闲着没有事做我就跟点里的一个姑娘伢谈恋爱，结果把她的肚子搞大了，这一下就完了。大队报到公社，公社报到公安局，过几天就把我抓了。开始我还以为这不是蛮了不起的事，顶多关几天就放了。哪晓得正碰上一打三反运动，公安局那些死狗日的以‘反革命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起诉我，法院那些王八蛋就按这个罪名判了我十五下。你要是说我的老大冇管住老二，判个三五年我也认了。婊子养的一下子搞老子十五年，你说我服不服？老子七零年进来已经坐了七年牢，还有八年才刑满，要是判我一个刑事犯我早就出去了。我硬是搞不清白钻眼子么样就钻成了反革命？未必我女朋友的那个眼子是革命的，我那个老二就是反革命的？这他妈的是什么鸡巴逻辑？老子跟她做那个事的时候还是个知青，并不是反革命，这证明我的老二也是革命的一部分。怎么我这革命的老二钻进了她革命的眼子，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打死我也不服！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铁戈你说是不是？老子不想还好点，一想起来老子硬是要日公安局和法院那些婊子养的娘！”
余友新边说边分析，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成飞解释道：“你那个老二不存在什么革命反革命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你搞出了后果。如果你玩得高明，说不定你现在都结了婚过你的快活日子，大家说是不是？”
曹矮子笑道：“余友新、汤建国都是人之初那个是非根惹的祸，你们当时要是一刀剁掉了是非根就冇得事了。”
“那不行，老子情愿坐牢也不能当太监。男人要是没有那个是非根，活着还有什么味？”余友新一本正经地申明道。
汤建国也笑道：“剁了我的是非根我么样屙尿？”
刘武汉大笑道：“这还不好办？像女人那样屙尿唦。”
惹得众人又是一通大笑。
铁戈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案子，大为惊讶：“伙计，阿拉伯有个一千零一夜，你们这简直是一千零二夜，不可思议！”
大脑壳又说：“这里的怪事多得很，你真是少见多怪。我们五队有个犯人叫邹明春，脑壳又尖又小，外号叫尖脑壳，从小冇读过书，是个文盲。他是河南驻马店的一个讨饭的叫花子，跟着一帮讨饭的扒火车到了武汉。有一次他们又扒上火车，发现车上装的是布疋，当时高兴得差点疯了，马上掀了几疋布下来换饭吃。到了一个餐馆还跟经理讨价还价，经理说先给你们上壶茶，等一下菜就做好了，哪晓得这经理马上跑到派出所报案。尖脑壳那几个苕货还在等上菜呢，派出所的人就到了，二话不说都铐起来带走。活该他要坐牢，他们偷的是给援越抗美部队做军装的布料子。这下子好了惹出了大祸，那帮小叫花子都判了，罪名是反革命盗窃犯，尖脑壳判了十五年。我故意撩（武汉话：逗）他，问他为什么要反革命？他说‘俺家穷，但俺不反毛主席，俺算啥反革命？’我又问他想不想家，他说‘俺那个家没有饭吃，俺不想家。还是监狱里好，有饭吃，有肉吃。’我说外边有自由，他把眼睛一瞪说，‘有自由不管用，自由自在地饿肚子俺可不干。’”
说得大家又哈哈大笑。
铁戈也跟着一起笑：“照这样说如果他偷的是一般的布，那就不是反革命，这样说来偷错了东西就成了反革命，余友新钻错了眼子成了反革命，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荒唐？”在一边的牛瞎子搭腔道：“六七年沈老板带我们到汉西车站偷铝锭，法院说这些铝锭是做飞机用的，是战备物资，说我们破坏战备，结果沈老板被铳了，我判了二十年。武汉市杀强盗就是从沈老板开始的，我的罪名也成了反革命盗窃犯。”
刘武汉也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五队有个犯人叫倪秀松，是郧阳地区竹溪县大山里的人。六零年他饿得实在是受不了，走了几十里山路摸到公社偷了六十斤多玉米种子。也怪他的点子太低，当场被民兵捉了个现行，结果判了六年刑。六六年刑满后监狱发了一些路费让他回家，他到集贸市场买了一头小猪娃带到山上准备养起来，指望回家跟老婆丫头一起好好过日子。到家一看老婆死了，丫头嫁了，房子垮了，他只好挖了一个山洞和猪在一起住。他自己种玉米、种土豆，第二年春节时把猪杀了，成天在家里吃土豆炖猪肉，算是过了一个好肥年。后来肉吃完了，玉米土豆也吃完了，生活又成了问题，他就跑到县公安局找局长要求坐牢。那局长说：‘你没有犯法，我凭什么抓你？’这狗日的倪秀松坐牢心切，他问：‘要坐牢还要先犯法？这好办，我犯个法给你看。’说完就出去了。局长以为他是个神经病，也没有管他。倪秀松跑到学校找了一根粉笔又回到公安局的大门口开始写反标，左边写‘国民党万岁’，右边写‘拥护蒋介石’。他原来是个文盲，在监狱里学会写几个字，跑到公安局门口写反标倒是都用上了。然后他跟那个局长讲：‘我犯了法，我写了反标，现在我可以坐牢吧。’局长一听大惊失色，忙问：‘反标在哪里？’‘在公安局门口。’局长到门口一看，还真是反标，马上叫人拍照取证。这狗日的倪秀松还把粉笔交给局长说：‘这是作案工具。’经过笔迹比对，确认是他作的案。局长当时还说：‘这个家伙太猖狂了，反标竟然写到公安局大门上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发动的猖狂进攻，不可能是一个人所为，一定要挖出幕后指使者。经过反复审讯和调查，最后确认是倪秀松一个人所为。因为案情清楚，证据确凿，法院很快做出了判决，判处倪秀松二十年。倪秀松当庭表示要上诉。法院的人问：‘你写反标的动机就是为了坐牢，怎么还要上诉？’倪秀松这个死狗日的说：‘判少了哇！二十年后我还不是要回山里去？我请求政府改判我无期，到了劳改队以后我也不要政府改判，我死了政府还要帮我收尸。哪个不跟我加刑，我就日哪个的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大闹法庭。”
这个故事五队的人听过无数次，他们还是笑得东倒西歪。唯独铁戈没有笑，他问道：“后来呢？”
“后来就分到我们五队了。”刘武汉说：“我听他们摇纡房的执行员说这个事就去问倪秀松：‘你狗日的么样生得这样贱？只有越狱逃跑的，哪有偏要往牢里钻的？’他说：‘你不晓得我们山里头太穷了，我第一次吃肉包子、第一次吃剥皮鱼、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看节目都是在监狱里。我的老婆死了，姑娘出嫁了，我一个人住在山洞里，周围几十里冇得人住，连个说话的人也冇得，我硬像个孤魂野鬼。想来想去还是监狱里好些，有吃有住，什么东西都是政府发。有人说话，有电影看，比我们山里头强多了。’他大概是把监狱当成福利院了。”
“这个杂种生得贱。”牛瞎子说。
“怪种啊，硬是个怪种。”拉胡琴的龅牙齿沈明高附和道。
铁戈分析道：“不能这样说，在他没有坐牢之前，如果不是饿得无法可想，他绝不会铤而走险去偷公社的玉米种子。当他第一次坐牢释放后他想的是和老婆女儿一起好好的过日子，所以才买了一头小猪娃带回家去养，这说明他在主观上还是想在社会上自由地生活。但回到家里他发现原来那个尚有一丝温暖的家已经不复存在：老婆死了，女儿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