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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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扰了”，一付十足的汉奸嘴脸。

1941年3月30日，南京正式组建“国民政府”，汪精卫自任主席和行政院长，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训练部长，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大汉奸。鉴于陈公博卖国投敌，成了民族败类，在全国人民声讨的怒潮中，国民党中央在五届八中全会上，再次把陈公博开除出党。

投敌卖国的汪精卫没有得到好下场。1943年底，由于急需取出伤及后背的子弹，汪精卫被迫接受多次手术。次年初，在日本治疗的汪精卫因三节胸椎骨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形同枯尸。11月10日下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座冰冷的地下室内死去。按照他生前的安排，由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成了汪精卫的继承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历时五年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寿终正寝。十天后，陈公博、李励庄夫妇以及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安徽省长林柏生、伪军委总监何炳贤、女秘书莫国康（陈公博情妇）等七人逃到日本。

8月28日，国民党派人去搜查陈公馆，发现早已人去楼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向日本驻华派遣军提交备忘录，要求日本如实提供陈公博的下落，并随时做好引渡回国的准备。日方无奈，只好将中方意见向陈公博传达。陈公博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便主动向何应钦致电，诡说自己出逃是为了委员长还都方便，表示愿意回国接受处置。逃往日本躲藏了三十八天的陈公博，于10月3日被押解回国。

翌年4月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公博判处死刑。1946年6月3日，时年五十五岁的陈公博被执行枪决，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7节：民国第一“逃跑将军”孙元良（1）

民国第一“逃跑将军”孙元良

一位在北大读过预科、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将军，晚年在台湾出书时，居然其书名有严重的常识性错误，这不能不说是黄埔和北大以及台湾出版界的集体悲哀。

这位将军叫孙元良，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重庆警备司令、第十六兵团总司令等职。国民党大陆兵败后，他去了台湾，晚年著有《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一书。

只要上过中学的人都能看出来，这本书的书名存在严重的常识性错误。因为光年是长度单位，指光在真空中行走一年的距离，光年一般是用来量度很大的距离，如太阳系跟另一恒星的距离。光年不是时间的单位。而一瞬是时间单位，指一眨眼的工夫，形容极短的时间。很显然，作者孙元良错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了。台北世界出版社呢，居然也没看出来这个错误，将错就错以致贻笑大方了。

孙元良原籍浙江绍兴，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孙元良的家庭背景很不错，父亲孙廷荣，曾任清廷知县。叔父孙震，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孙元良的儿子孙仲祥，又名秦汉，台湾电影明星，其知名度远在父亲之上。

孙元良出身黄埔，系“天子门生”，有“飞将军”之称。这个雅号可不是褒义的，又名“长腿将军”、“逃跑将军”。

早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孙元良就曾是战场上可耻的逃兵。当时，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和程潜的第三军攻打江西的孙传芳。第一军贪功冒进，贸然攻打南昌。侥幸得手后不思巩固战果，反而大肆寻欢作乐。结果孙传芳部连夜反击时，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正在窑姐的床上，党代表缪斌也临阵脱逃。结果第一师一败涂地，南昌得而复失，王柏龄和缪斌遁逃避祸。

孙元良时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当时负责驻守牛行车站。战斗甫一打响，由于缺乏警戒，孙元良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部队群龙无首，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已经纷纷作鸟兽散，致使战略要地失守，南昌门户洞开。事后，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向东警戒，掩护主力部队集结，但孙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

蒋介石气急败坏，马上赶到奉新前线，立即召集第一师训话，声色俱厉，杀气腾腾：“这次打仗，第一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一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第二天清晨，蒋介石又召集朱培德之第六军及孙元良团再次训话，重申了对孙元良的惩罚决定：“我们革命军的历史，是很光荣很名誉的。现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来，都是因为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命令，怕死退下来了，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孙团长犯我们革命军的连坐法，我要把他枪毙。你们各位官长士兵，可晓得军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连坐法，无论哪一个，都要依法枪毙的。”

自从“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结果本是精锐的第一军思想迅速下滑、军纪败坏，战斗力大不如前。蒋介石痛定思痛，颁布了严酷的《革命军连坐法》，整顿军纪。孙元良正好撞到枪口上，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很快，孙元良消失了。不料，1928年，孙元良突然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气宇轩昂，面有得色。他不仅躲过此劫，而且还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归国后，即任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炮兵团团长。到了1931年，已升任警卫第一师第一旅旅长。

原来，在薛岳、刘峙等人的劝说下，怒气平息后的蒋介石考虑到黄埔一期生本来人数就有限，历次战斗中战死者、共产党拉去者甚众。如今在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弥足珍贵。于是，他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孙元良因祸得福。

1932年淞沪战役发生后，时任国民党军队第八师二五九旅少将旅长的孙元良率军坚守上海宝山庙行镇十一天，和友军一起夹击日军，让日军受到空前挫败。当时国际舆论评价此役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孙元良因此役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集结重兵，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8月11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首先由虹口向天通庵车站至横浜路段开枪挑衅，并派出一支部队向宝山路、八字桥、天通庵路进攻，被孙元良率领的第八十八师击退。此后，孙元良率领八十八师官兵在上海闸北一带坚守阵地长达一个半月之久，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图谋。

为了掩护国民党主力部队转移，孙元良又下令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的四百多名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并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谢晋元团长，然后自己撤退。面对八十八倍之众的日军，四行仓库官兵奋勇抵抗，最后全部退入租界，被解除武装，关进集中营。但是通过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全国士气为之振奋，世界为之关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百壮士”。而撤退了的孙元良却因“八百壮士”之功再被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二军军长，仍兼任八十八师师长。

抗日战争中，孙元良在国难当头之际，贪财好色，不仅将国防工事费贪入自己的腰包，还令人发指地强行占有了上海学生慰问团的漂亮女学生，其恶劣行径，遭到了其他正直的国民党军官的鄙夷和不齿。时任第八十八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回忆道：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8节：民国第一“逃跑将军”孙元良（2）

“（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八十八师师部慰劳，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这个情况被该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曾前往劝解无效。这时我到师部，冯要我再去一劝。我照冯意对孙劝说后，他竟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在‘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都是满腔热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抗战。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有的节衣缩食集资慰劳军队，凡是军队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孙元良曾派师少将参谋长张柏亭、上校师附张裕良和上海各团体接洽，将一部分慰劳物资变为现金，孙元良就这样从中渔利。……还令该师军需主任宋尚鲁（宋希濂的亲兄弟）把上海抢劫来的棉纱等偷运武汉出售，所得的钱交我转其妻吴懿辉。”

在震惊中外、血肉横飞的南京保卫战中，时任第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的孙元良率部奉命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负责守卫南京的制高点雨花台和南京城南。虽然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武器、给养方面的全面劣势，仅仅两三天，外围阵地即告失手，复廓阵地主要方向也被日军突破。

1937年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此时的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二六二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用机枪“劝阻”，只得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

中午，中华门被突破。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不通知部下，只顾自己逃跑，谁都不知他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拉贝日记》中，我们可看到“飞将军”在南京躲藏的佐证：“对于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可是孙元良在其回忆录中却厚颜无耻地写道：“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消失得无影无踪后，七十二军包括八十八师群龙无首，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可叹一支精锐的德式虎贲，就这样被葬送了。古城在呻吟，长江在哭泣！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的好运气又来了。1946年冬，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好色之本性依然，常与高级妓女出入舞厅，整天倚红偎翠，花天酒地。

1948年初，蒋介石察觉出孙震有保存实力的企图，便欲罢其兵权、拟另派人统辖孙部。孙震为避免军队被蒋吃掉，同时继续保有对旧部的领导权，于是推荐侄子孙元良接替自己，以求两全。蒋考虑到孙元良毕竟出身黄埔嫡系，于是顺水推舟，谕准此事。久失兵权的孙元良青云直上，就任第十六兵团司令高位。接管叔父军队后，孙元良大肆贪污、冒领军饷和勒索、套购黄金等，把老蒋下发给兵团官兵的数十万大洋赏金也贪为己有了。

笔者考证，曾经和孙元良在上海南京战场并肩作战的宋希濂在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一听到孙元良在徐州当兵团司令，便明确表示坚决不去：“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

淮海战役大决战打响后，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势不可当。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完全陷入被动后，杜聿明被迫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向西南撤退，企图依托淮河，会同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解黄维之围。未料在永城地区陈官庄就被华野主力团团包围。杜聿明无奈下令三个兵团分三个方向突围。

十分可笑的是，此时孙元良将“飞将军”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孙元良指令十六兵团所部分散突围。为防杜聿明变卦，孙元良还命令截断电话线，嘱咐指挥部电报一律不收。结果邱清泉和李弥部果然奉杜聿明之命取消突围，孙元良部孤军突围，一万多人在混乱中被歼，军长、师长大多被击毙，残部只得重返包围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