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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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近代音乐的四大拓荒者；他于20世纪初创办的《音乐小杂志》，是我国第一份传播西方音乐的刊物；他填词的歌曲《送别》一直传唱到今天，“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早已成为经典歌曲，几乎人人耳熟能详。

他们两人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风华绝代，风流倜傥，在情场上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颇有古代大文人寄情诗酒声色的遗风。然而，令所有大吃一惊的是，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旷世风流才子，却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遁入空门，皈依青灯古佛，令多少人为之感慨欷？。

苏曼殊与李叔同的初交是在1907年的上海，两人同为南社成员。那时李叔同任《太平洋报》副刊主编，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就是在该报发表的。这篇抒家国之情、写身世之恨的自叙体小说深深地打动了李叔同。当他得知作者比自己还小四岁时，就更加佩服这位孤愤的爱国诗僧了。

据史料记载，李叔同的一位友人在李未剃度时曾对他说：“曼殊一出家，你们这些开伤感主义风气之先的文人就更认定人生是悲剧，是苦空无常。”由此可见，李叔同的出家是受苏曼殊影响的。1918年6月，在苏曼殊死后的第十七天，有“浪漫艺术家”之称的李叔同自称“尘缘已尽”，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后以他的杰出才华使失传多年的南山律宗再度兴起，被尊为第十一代世祖，号弘一大师。

那么，这两位旷世风流才子为何先后都遁入空门呢？

笔者认为；苏曼殊与李叔同生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出现了宗教复兴的风潮，他俩的遁世近佛是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影响下的自然选择。

其次，他俩都有着不幸的身世。苏曼殊的父亲身为茶行买办，有一妻三妾，而苏曼殊却是父亲与家中所雇的日本女佣所生。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是天津著名的银行家，李叔同是父亲与其第五房姨太太所生。正是不堪回首的身世，使他俩时时感到身为苦本，四大非我。

理想抱负的破灭，是他俩遁入空门的主要原因。苏曼殊与李叔同早年都参加了同盟会，对民主革命一腔热血并为之四处奔波，苏曼殊还因之数遭通缉。李叔同也曾写下了欢呼革命的《满江红》：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然而当他们看到辛亥革命的灰色结局与故人挚友的背叛变节时，他们彻底失望了。眼看着中国的苦难无休无止，咏黄花、叹世道不足以排遣心中的积郁，于是便遁世，去佛那里寻求去妄归真的另一个世界了。滚滚长江东逝水，造化无情，岁月之河中徒留刘继兴追抚前贤的一声叹息，长太息以掩涕兮！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38节：民国奇人张静江为何被称为“现代吕不韦”

民国奇人张静江为何被称为“现代吕不韦”

在民国史上，有这么一位功高盖世、人送外号“现代吕不韦”的奇人：不仅是二十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其一生在商场创造了现代中国的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创办西湖博览会……）而且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

他就是民国富商、政坛元老张静江，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张静江（1876—1950），名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号印光，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均为丝商巨贾，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名）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张静江自小爱打抱不平，当时被大人们称为“小侠”。这个少年侠客在一次冲进火海救人时被严重烧伤，虽然大难不死，但落下终生残疾，髋骨摔折，股骨断裂，走路一跛一跛的。但这丝毫未改他的豪侠性格。

1902年，钦差大臣孙宝琦奉命出使法国，身边缺一个机敏能干的商务随员。有人引荐张静江，孙宝琦大为赏识。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并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巴黎许多服装客商都赶来同他谈生意，希望通过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商界奇人”打开中法商路。这个身体残疾的中国早期商务随员，就这样在清末民初担当了出国开拓商务的领路人。他在法国还参与创办世界社，创刊《新世纪》周报，宣传各国革命壮举。

张静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吕不韦”，是因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者蒋介石，都是他不惜代价一手支持起来的。没有他的仗义疏财，就没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没有他的鼎力相助，就没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与大权在握。

不惜重金捐助革命，多次解孙中山革命经费缺乏的燃眉之急。

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

孙中山与张静江初遇时，张静江就对孙中山说：“您就是实行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吗？久闻先生大名了，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君的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

短短的航程中，孙中山与张静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上岸后两人揖别，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了地址，并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你今后若有困难，在给我的电报中以ABCDE为数码，A为法郎一万元，B为两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我一接到你的电报，立即将款子给你汇去。

在革命与亡命的生涯中，孙中山见到太多太多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持者”。况且，要真正拿金钱赞助革命，须要有一种毁家纾难的精神，张静江能够实行吗？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

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张静江不但率先参加同盟会，还动员兄长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亲朋好友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在巴黎等驻外分公司发展为同盟会的“隐蔽据点”。同盟会会友钦敬而感慨地说：“中国有此奇侠，何其大事不成哉！”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张静江的故乡——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以张静江为首的南浔富商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

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为此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1918年“讨袁之役”失败，张静江又往东京、巴黎，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袁世凯死后，回国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交往密切，曾是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监誓人。

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渡过难关。孙中山先生对张静江的仗义疏财之举一直深铭于心。1924年，孙先生组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亲自提名张静江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全场爆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会谈南北统一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离穗北上。不期，孙中山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张静江得知后，不顾自己卧床的病体，抱病前往北京。1925年2月2日下午两时，在孙科陪同下到协和医院探视孙中山。当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地来到孙中山病榻前时，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着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并按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十二人签名作证。由此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

3月12日九时三十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恸欲裂。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著名人物。

他力荐蒋介石，多方面助蒋。

1912年，张静江与在沪军中任都督的湖州老乡陈英士（陈其美）邂逅，两人一见如故。此时蒋介石为陈的部下，张静江有意考验蒋，常将世事哲理、商场政坛之事与蒋面谈，发现蒋氏确有抱负，于是交谊渐深。

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他在上海开设的恒泰交易所任职。蒋由此开始了由军旅生涯转向证券市场的过渡时期。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厚颜启齿，向张静江借钱糊口。张静江并未因此鄙视蒋氏，相反，他对蒋有求必应。直至今天，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在由商转政的伊始，蒋介石几乎是靠向张静江的借贷而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的。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四十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为以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张静江的步步扶持，蒋介石逐渐登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蒋介石对张静江的帮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张静江之后，犹如枯木逢春，对自己的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曾让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致力于国计民生的张静江与大权独揽、独裁中国的蒋介石矛盾日深，两人意见经常相左。后因与蒋介石亲信陈果夫、黄郛等人冲突，1930年，张静江被免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静江先避居汉口，后经香港赴瑞士、美国，寓居纽约。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他病逝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将戴季陶与上述两人做过比较：“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