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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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皇八子胤禩在朝廷中地位虽高，却是一个光杆。
甲派的太子胤礽，也早已被康熙关了；雍正把拥护太子的皇三子胤祉，派到遵化去“守护景陵”。
雍正经过如此安排，已经将江山坐稳；然后，把乙派的胤禟、胤禩、胤礻我，与甲派的胤祉，作进一步的收拾。
胤禟于雍正三年七月在西宁被捕，罪名是陕西有人背后称他为“九王爷”。到了雍正四年五月，雍正下圣旨将他改名为“塞思黑”（狗），罪名是他用密码和人通信。他被押解回京，走到中途，暴卒。
胤禩于雍正四年正月被“削籍离宗”；二月，被革去王爵，改名“阿其那”（猪），圈禁在宗人府；九月，死在狱中。胤禵在雍正三年三月被降封为“贝子”；雍正四年五月，禁锢在寿皇殿（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胤祉于雍正八年五月被禁锢在景陵，于雍正十年闰五月死在狱中。
雍正所倚靠的，在皇子之中是皇十三子胤祥与皇十七子胤礼；在大臣之中是隆科多；在武官之中是年羹尧。
雍正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去世。去世的一天，可能是丁亥日（二十一日），但《清史稿》说是己丑日。
在戊子这一天，鄂尔泰突然被召至圆明园。同时被召的，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廷玉、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兼户部侍郎海望。
种种迹象，均显示这时候雍正并非“病危”，而是“已死”。死的时候，可能是丁亥日的深夜，或戊子日的黎明以前。
《清史稿》或其原始材料的执笔人，似乎有意遮盖雍正的“暴崩”，才说他在丁亥日“不豫”，在戊子日召见上列几位大臣“入受顾命”，在己丑日“崩”。
民间的传说是，他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死。关于吕四娘怎样行刺，却又有各种说法。一说是，她擅长剑术，用了飞剑割去雍正的头。另一说是，她混进圆明园当了宫女，或冒充宫女，在侍寝之时将雍正杀了。还有人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或另一剑侠用所谓“血滴子”，即装了许多小刀的皮口袋，套在颈上，抽紧袋口，把他的头连皮带骨取了走的。然后，在血滴子的里面浇上药水，皮肉骨血均化为乌有。
事实如何，我们只有等待将来的考古家把雍正的棺材掘出来，看他的尸体有没有头，才能够知道。在今天，我们所能断定的，只是丁亥日以前，雍正身体很好，不仅没有病，而且有精神离开京城宫殿，到郊外的圆明园去小住一番。
他生平结怨甚多，杀人不少，尤其是不该把吕留良及其儿子吕葆中剉尸，把吕毅中斩首，把吕氏一门的男子全数充军，女子全数“入宫”。民间的有关吕四娘的传说，未必是纯属虚构。
他对付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同父异母的几个兄弟、同父母的皇十四子胤禵，都十分残忍、过分。他为人作事太“绝”，其“不得好死”（倘若真是被刺而死），正是应得的报应。
然而，就大体而论，作为皇帝的他，却不能不算是颇足称道。他日理万机，孜孜不懈，每天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少，玩得少（从没有像乾隆那样大逛江南），当皇帝只当了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
乾隆身世的传说
乾隆是历史上最有福气的人物之一，生下来便颇受祖父与父亲喜欢，一辈子无忧无虑，当了整整六十年零几个月的太平皇帝，却一有机会便打仗，打了十次，虽不是次次打胜，倒都能挣到一些面子，终于很得意地自封为“十全老人”，把皇帝的位子赏给儿子嘉庆，过几年“太上皇”的瘾，实权仍旧操在自己之手。
比起雍正来，乾隆真是幸运得多。雍正有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兄弟，而乾隆只有一个纨绔子弟式的和亲王弘昼，作为皇位的竞争者。
也有人说，乾隆并非雍正与熹妃钮祜禄氏所生，他的真正父母是陈阁老（世倌）及其夫人。这也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传说而已。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其后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当了顺天学政，丁忧回家，在家住了两年，被召任内阁学士，于雍正二年出为山东巡抚。其后在乾隆朝中历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在乾隆十三年被革职。乾隆骂他“卑琐”。到乾隆十六年，他再度入阁，于二十二年病死在任上。
依照现今所能有的材料，我们不能相信乾隆是陈世倌的儿子。乾隆诚然去过海宁观潮，也到了陈世倌的花园中去赏玩过，但不像是专诚拜见亲生父母的。
我想，这传说的来源，也许是由于另一位钮祜禄氏女子图尔格的女儿、郡王尼堪的福晋，的的确确演过类似“狸猫换太子”的活剧。这一位福晋自己不能生育，便借了家中一个老妈子的儿子冒功。这把戏其后被人戳穿，弄得许多人（包括图尔格的弟弟遏必隆）均受了处罚。
当时北京城内的大大小小人家，一定很对这件事感兴趣，便当做一件重大的社会新闻谈来谈去。谈得久了，传得远了，这新闻便变了质，走了样。于是，福晋钮祜禄氏变成了皇妃钮祜禄氏，尼堪变成了雍正，老妈子变成了陈阁老的夫人，老妈子的儿子变成了乾隆。
我这一种想法，也不过是一个假定。在没有找到证据以前，这个小小的假定也始终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
乾隆标榜程、朱，他诚然在行为上距离程、朱的标准极远，但也决不是荒淫得像隋炀帝那样的人。他不过是好旅行，爱山水，贪吃，也偶尔征歌选色。
垂帘听政
清朝并无“母后垂帘听政”的前例。太宗皇太极死后，顺治皇帝的生母、永福宫庄妃，与嫡母孝端文皇后同时被尊为“皇太后”，然而这两位太后皆未垂帘听政。其后，在顺治皇帝死时，康熙皇帝的生母佟氏与嫡母博尔济吉特氏，也同时分别被尊为“皇太后”与“慈和太后”，但也不曾有过垂帘听政的事。
慈禧骗取慈安的同意，利用恭亲王实行政变，确是大胆妄为，毁了清朝祖宗的家法。
她有什么把握当变相的皇帝？国家的事不简单，她既无学识亦无经验，使得中国倒霉了几十年，也断送了清朝的生命。
皇帝载淳的年号，原已定为“祺祥”，被她改为“同治”，意思是她与慈安二人同治天下。
慈禧与慈安在事实上垂帘听政，是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开始。这一日，是甲子日，她们举行一个皇帝载淳正式即位的典礼。皇帝坐在前面受王公百官朝贺，她们隔着一层竹帘，坐在后面“受用”。
这时候慈禧二十七岁，慈安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
同治皇帝一生，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虚度。他六岁即位，当傀儡当到十九岁死去。
苦命的皇帝光绪
光绪皇帝五岁即位，十八岁大婚，十九岁受慈禧“归政”，二十九岁被囚，三十九岁暴卒。
他是中国历史上命运最苦的皇帝之一。有父有母而得不到父慈母爱，所得到的只是慈禧的冷酷面孔与管教。从进宫到被囚，他几乎没一天不向慈禧长跪。被囚以后，求有长跪的机会而不可得。
光绪初进宫时，与慈安太后住在一起。慈安性情温和，光绪受惠不小，然而慈安在光绪十一年便得了“急症”，与世长辞。
光绪一生，和他最亲的人是师傅翁同龢。翁是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光绪从六岁起便作了翁的学生，前后二十二个年头。
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娘家侄女。皇后的父亲桂祥，是慈禧的弟弟。这皇后深得慈禧的欢心，光绪却与她无缘。
光绪所宠的是珍妃他他拉氏。这珍妃讨不了慈禧喜欢，慈禧甚至不让珍妃与光绪亲近。
当年，同治钟爱于皇后阿鲁特氏，慈禧也要破坏，弄得同治清夜出宫寻花问柳，染了怪病。同治死后，皇后更受慈禧虐待，终于在光绪元年二月绝食自尽。
光绪一朝，出了很多大事。
中法战争与义和团事变，为功为罪都该由慈禧一人负责，与光绪皇帝无关。
只有甲午中日战争，可说是光绪皇帝本人决定的。然而海军外强中干，经费颇多被慈禧挪作修建颐和园之用。到了正式宣战以后，李鸿章阳奉阴违，又调兵极少。其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给日本，光绪十分愤慨，然而无可如何。
传说，慈禧曾经逼迫光绪打麻将、抽鸦片，以便等他的名誉坏了废掉他，改立溥俊（端郡王载漪之子）。这传说有无事实作根据，待考。
至于，光绪一辈子生活在苦痛中，则已经是历史上的定案。
序言之一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