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7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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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7 年5 月3 日新宪法生效时，日本的教育制度已在法律所能达到的范围内进行了完全的改革，但是实际上，一些实际的困难使得教育哲学和训练这两方面都无法来一个突然的变化。建筑校舍和修理旧校舍的基金412 不够。缺少受过充分训练的教师来满足各都、道、府、县增办大学和学院的需要。实际上，全新的计划在三年以内是不会实行的。虽然各师范学校都讲解了新的教学法，但不能保证教师在教学时都采用新的方法。教科书和教具都很缺乏。最后一点是，虽然成立了由安部能成和南原繁这些著名的教育家组成的教育改革委员会，但是教育改革终究是由占领所引起的，只有将来的实际情况才会显示日本人民对教育改革的接受情况如何。
（四）宗教自由
教育制度方面的新的改革和新宪法中的条文都是为了加强和保证思想自由；此外，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保证另一项基本权利——宗教自由。在过去，极端民族主义同神道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日本的宗教自由问题复杂化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领导人与日俱增地把本土的、泛灵论的多神教“神道”加以歪曲，使之发展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军国主义哲学。现代的“神道”把对于君主的神性的信仰同对于日本具有统治亚洲这一神圣使命的信仰结合起来，为美化军国主义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国定神道、日本民族主义野心和军国主义这三个词成了同义词。因此，盟国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把民族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说教从神道中清除出去，而又不损及个人的宗教信仰。
年10 月4 日，麦克阿瑟采取了第一个正式行动以达到宗教信仰的自由。他发布了一项指令，废除当
时依然有效的1939 年的“宗教团体法”，以保证宗教自由；这项法令对于个人或团体的宗教信仰有许多严格的限制。最后，由宪法为宗教自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宪法规定，不得侵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保证所有助人都有宗教自由。
为了将宗教同政府分开，并去掉神道中的军国主义色彩的东西，麦克阿瑟发布了另一项指令。这一指令的目的是将宗教同政府分开，防止滥用宗教来为政治目的服务，并且给予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信条以完全一样的法律基础。接着，指令规定了政府应如何停止对国定神道的支持。公共基金不能用于神道，或用来修建神道的神祠。禁止宣传或散播神道或其他宗教教义中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不许在学校中讲授神道的教义。另一方面，允许神祠继续发挥纯宗教的作用。由私人资助的神道各教派将同其他宗教团体一样得到保护。鼓励人民按照天皇在新年发表的诏书，开展取消天皇及其祖先的特殊神性的运动；天皇在诏书中说，天皇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是取决于相互信任和相互亲爱，而不是取决于神话，或取决于“天皇神圣，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注定要统治世界这一错误的概念”。这些观念也体现在宪法里，
宪法规定国家不应给任何宗教组织以特权；另一方面，国家和它的机构不应进行宗教教育，或参加宗教活动。
这些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证，使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的各种宗教派别很快地兴起。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留在日本的传教士，在他们的会众中引起了新的兴趣，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北美国外差会联合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日本去研究未来传道工作的前景；有关方面为此作了安排，允许有资格的传教士进入日本，只要他们在来往活动和寻找住处等问题上不求助于占领军。基督教面临了一场新的挑战。“无教会”的一个领导人认为，要使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础稳固的民主国家，就必须往日本人心里灌输对基督教的真诚信仰。
据估计，在日本加入各派基督教的人数达二百万。基督教想要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然而这个愿望正受到挑战，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各种派别的神道或各种派别的沸教，而是来自中山正善领导下的强有力的、好战的天理教信仰。天理教是一个还不满一百年历史的派别，但是它声称它现有的教徒相等于基督教所有派别合在一起的人数。
（五）妇女地位
在日本，妇女赢得平等地位的问题，是同宗教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的问题密切相联的。儒家哲学、传统习俗以及旧的民法典部承认男子的地位高于妇女，并给予男性家长以广泛的权力。在旧的法典下，妇女在结婚以后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权，而一家之长一向可以为他的未成年子女选择职业，并从子女的工作契约中谋取他自己的好处。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特权允许他们出卖女儿当娼妓。然而，尽管有这些外表上的不平等，在家庭的内部的商议中，妇女发表的意见往往是决定性的；在农村地区，妇女实际上被认为是平等的。日本投降后，开始进行了几次改革，以便给妇女以同男子平等的地位。新的立法使妇女第一次有选举权，新的宪法规定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或门第不同而有所差别。这条原则和经过修订的民法典和刑法典，正式取消了旧家族制度，并为后来促使妇女取得与男于平等的地位开辟了道路。在进行这些法律上变革的同时，报刊、电台和新闻节目都十分强调这些基本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些改革并不象表面上那么重要。社会观念的转变是缓慢的，在战后的日本，男子很不愿意法律上的新变革危及自己的特殊地位。正如由一项法令引起其他激烈的社会变革时往往会发生的情况一样，在根据男女平等的新原则培养出新的一代以前，妇女可能不会被同男人同等看待。即使已培养出新的一代，旧的习惯和旧的社会观念仍然会继续有强大的势力，使妇女难以维护宪法规定授予她们的那些权利。
（六）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自由
虽然波茨坦公告对于允许日本人享有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并没有明显地加以任何限制，但是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下，言论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要使这样的占领有成效，那么，就占领的性质本身来说，它不能容许别人反对占领的政策，不然，占领的安全或成功就要受到威胁。因此，在贯彻这一基本人权的运动的各方面都经常出现这种矛盾。日本人在这段被占领历史的相当早期就意识到这种矛盾。1945 年9 月19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一项新闻检查法，规定“凡是会招致对占领军的不信任和不满的不真实报道和对盟国的恶意批评，以及关于部队调动的未经认可的议论”，都在受检查之列。
两星期后，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一项指令，解除了限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禁令，但在新闻检查法中所颁布的禁令除外。由于在占领的头两年内占领军官员进行的检查并未有明显的放松，由于公开批评占领是不可容忍的，那就很难使日本人对于“言论自由”这个新观念产生任何真正的热情。想要自由谈论的那些人发现，对他们最有直接影响的就是占领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许他们自由谈论的。
另一方面，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宣传和教育局制订了一项详细的有关新闻情报的计划，由一个专门的新闻机构向各主要报刊、新闻单位和电台分发新闻。所发布的材料包括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政策、活动以及国外消息，并用口头说明来补充。关于涉及占领或涉及盟国的任何事情，新闻界总是遵循官方的解释的。但是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了发扬言论自由的积极步骤。鼓励和组织民意调查，以促进独立思考。全国出版者和编辑者协会模仿美国的同类组织，制订了一项新闻出版章程。同战前很成问题的标准对比起来，这一团体是提倡新闻报道和编者发表评论的自由的。它确认新闻界有责任并有必要进行符合事实的确切报道。最后，它主张社论应对反对者采取公正和宽容的态度，并应以维护社会好风尚为出发点。在占领的第二年，在使报道做到坦率和真实方面是有相当大的进步的。国内政局的发展，特别是根据新宪法组成了政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是，除了共产党人以外，新闻界和电台都接受了对他们所加的各种限制，而没有公开抗议。实际上，在占领的头两年，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很谨慎地限制在纯属国内问题的范围之内的。
人人都知道，直率地批评占领是不会被容忍的。
（七）人口增长的压力问题
虽然平民和军事人员的伤亡可能使紧张的人口问题暂时缓和下来，但是并没有提供永久性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这一问题不久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了。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公共卫生和福利局的监督下制订的公共卫生计划和对疾病的控制，使死亡率降低了。六百万日本人由国外遣返，战后出生率突然升高，这些都使人口问题更加严重。
公共卫生和福利计划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蔓延的疾病和骚动，因为这会危及占领军的安全。通过强迫种牛痘以防大花和广泛注射霍乱、伤寒和斑疹伤寒的预防针，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降到了最低限度。通过喷射滴滴涕，贯彻执行了一项全国范围的公共卫生计划。由盟军最高统帅部从国外进口主食品，以防止饥饿。
由于私营救济机构一再请求允许它们在日本活动，盟军最高统帅部最后在1946 年中期允许每月进口总数达二千吨的供应物资，条件是这些物资须通过一个单独的机构运进来。因此，成立了“亚洲特约救济事务所”，首批物资于1946 年11 月运抵日本。分配工作是在日本政府的监督下进行的，并由日本政府负担分发的费用。一年以后，又允许“美国救济欧洲物资调配处”
进行工作。所有这些努力，都对投降以后防止大批死亡作出了贡献。
但是，遣返计划对于战后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甚至比卫生保健情况的改善和进口粮食更大。遣返要涉及三方面的移动。战争终止时，在先前日本的殖民地、在中国（包括满洲）以及在日本武装部队所占领的地区，大约有三百万日本平民和三百万日本军事人员。此外，还有一百多万非日本人（大部分是朝鲜人）在日本，他们必须返回本国。由于国外的日本军队中有许多是由那些最顽强地鼓吹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的人所带领的，所以重要的是要尽可能迅速地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遣送回国。否则，他们可能会独立行动而不顾投降书的规定。
还有一件迫切的事，是趁在华北和满洲的军事人员还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或俄国军队吸收的时候，就及早把他们从华北和满洲调回。并且，日本投降以后，它在国外就没有权力和领事裁判权了，因此日本的平民就得不到日本政府的任何保护了。他们住在国外，是没有获得居住国的许可的。因而将他们大批遣返，是很必要的。遣返计划，除了下述的一个例外情况以外，都迅速地、有效地实现了。遣返是在1945 年10 月开始的，事实上在两年内完成。
在这段时期，有五百九十万日本人返回本国诸岛，有一百二十万非日本人（他们以前是日本帝国的臣民）被送回到他们的原籍国家。因此，迁移的结果，移居到日本的净增数是四百七十万人。
迅速完成遣返计划的一个例外情况是，苏联拒绝将苏联领土上的日本战俘遣返回国。从下列表格可以看出，在1947 年9 月1 日，有大约八十万日本人（大都是现役人员）还留在苏联或苏联控制的领土上，有侍遣返。鉴于在执行遣返计划的最初几个月里，从上述领土遣返日本人的行动缓慢，步骤素乱，盟军最高统帅部同苏联当局就日本国民的遣返和旅日朝鲜人遣返至北朝鲜的问题于1946 年12 月19 日达成了一项全面协议。协议规定，想要回国的日本人，应经由指定港口，按每月五万人的速度予以遣返。到第二年年底，苏联当局要求停止执行遣返计划。尽管盟军最高统帅部和日本政府不断提出抗议，并要求进一步了解情况，但他们都不知道仍然住在苏联领土以内的日本国民的确切数目。
由于上述情况，并由于出生多于死亡而造成的自然增长，在占领的头两年，人口统计的曲线急剧上升。1940 年至1945 年期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每年约为八十万，而在1945 年10 月1 日，日本国内确实的人数是七千二百四十万。到1947 年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