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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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政策的最重要的方面，与其说是对日本在中国扶植的政权的实际影响，倒不如说，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它是用来作为对蒋介石和中国正统政府提出的一项和平试探，而且是一项同以往很不相同的试探。在1943年10月30日的条约中，日本确实仍然要求进行全面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但是现在它放弃了过去的各种要求，如：在中国部分地区建立“中立地带”，建立中日合作的“特别地区”，以及在中国的战略要地驻扎永久的守备部队等。日本暗示，它愿意放弃辛丑条约中规定的权利和要求，这些权利和要求曾帮助它实现了1937年7 月的芦沟桥事变。日本把租界权交还给南京政府，这实际上表明：它愿意放弃这些权利，把这些权利还给中国的正统政府，以换取和平。在工业领域内也是如此，日本军队把夺取的中国财产逐步移交给南京；同时也在采取步骤，把华中开发公司和华北开发公司改为表面上的中国公司。日本和南京的宣传都说，原先的1937年的中日战争是由于误会而引起的，这些误会是英美的阴谋煽动起来的。现在，既然日本已明确地承认了中国的主权和完整，那就没有什么好打的了。这是大东亚相青木在1944年3 月30日庆祝汪精卫政权成立四周年的广播演说中所讲的内容。他还说，他为这种误会终于导致中国事件，深表遗憾。
在美国的报纸和刊物上都可看到对自由中国现状的批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赞扬，这给日本人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而日本人也赶快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竭力促使重庆的中国政府断绝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而与南京政府团结起来消灭中共。他们警告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要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似乎是支持共产党，而看不起蒋的政权。
1944年夏季，日本在中国东南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计划摧毁该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并建立经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陆上通道。当时日本人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挫败英美进行侵略和控制的企图。中国国民是我们的朋友，即使是重庆政权统率下的军队，如果他们反对与美英合作，也不是我们的敌人。”随着这个“对华新政策”而来的是进一步向重庆暗中媾和的尝试。但蒋介石对此还是很冷淡，尽管他的政府正遭到巨大的内部困难，他的很多部队士气低落，并且他对自己认为的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不正当干涉怀有愤懑。
但他还是坚持着，因为他相信日本最终要彻底败北——主要是败于美国之手。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根据1943年1 月的条约，中国将看到外国的治外法权的结束。
鉴于1943年12月中国在开罗所得到的许诺，中国指望重新获得过去丧失于日本的一切，特别是满洲和福摩萨。因此，蒋介石不准备同日本人讲和，甚至也不肯在恢复1937年战前状态的基础上讲和。确实，他对下列建议感到恐慌和愤慨，即竟然要他事实上把自己的军权授与一个美国将军，而美国租借法的供应物资竟然要均等地运送给中共部队和他自己的部队。但他坚持反对这些要求，结果他胜利了。不过，在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要不是日本在其他战24线上遭到惨败，德国在欧洲也遭到惨败的话，重庆就很有可能垮台，或者是转换方向。
到1944年底，日本要迫使中国结束抗战的想法已经无望了。与日本人合作的最有影响的中国人汪精卫，在长期患病后，于11月10日死于日本。他的继承人陈公博正式成为南京政权的代主席，但他在国民党内没有过去汪精卫所享有的那种声望。
在1944—1945年间，日本控制下的华北腹地迅速缩小了，因为日本把在华北的军队抽去参加华南的战斗，并替换从满洲开到更紧迫的前线去的第一线部队，而游击队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同时，日本人的中国附庸，在很多情况下与重庆保持着一条公开的：“秘密电讯联系”，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不是重庆政权被南京政权所吸引，而是南京政权被重庆政权所吸引——在重庆允许的范围内。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前，中国的问题已经很清楚，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问题。
（三）印度支那联邦
在1945年3 月9 日之前，印度支那的事态呈现出一种反常的情况，同大东亚其他地方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日本“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宣传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40年6 月，宗主国法国垮台，日本不失时机地马上向这个遥远的、现在实际上是孤立的法国属地施加压力，并且通过柏林的斡旋，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其结果是于1940年8 月30日在东京缔结了法日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维希政府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优势，并同意日本在印度支那享有优惠的经济特权。维希政府并进一步在原则上同意日本部队进驻东京。在日本方面，则保证尊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并且维护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
接着，在9 月22日，印度支那总督府和日本军方代表西原将军签订了一个协定，规定在东京（越南）建立日本空军基地，并由日本守备部队保护。然而且本在华南的陆军部队在边界城市谅山袭击并打败了法国军队，该部队为了这些自作主张的行动而受到了日本上级当局的处分。
开始时，日本军队侵入印度支那，表面上是为了便利日本对中国的作战。接着，在1940—1941年，暹罗进攻印度支那，日本对此进行了干涉。1941年2 月，日本强行调停，结果是1941年3 月11日在东京签订了协定，把老挝和柬埔寨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移交给了暹罗。日本是这项协定的保证人，也是条款的实际制订者。
接着，在1941年夏天，作为进攻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准备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袭击了印度支那南部。日本以直接占领相威胁，在1941年7 月21日迫使维希政府同意它的要求，让它在束埔寨和交趾支那建立空军基地，在金兰湾和西贡建立海军基地，并在印度支那南部驻扎它认为需要的任何武装部队。其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需要共同保卫印度支那，使不遭受假想的、据说有英国支持的戴高乐派的阴谋。作为报答，日本重申，尊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就迫使法国总督海军上将德古与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绍将军签订进一步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的条款，法国当局同意按照1941年7 月条约的规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合作，“共同保卫印度支那”。
他们保证维护印度支那的公共秩序，并维护日本在印度支那交通运输的安全。双方还进一步商定，在必要的时候，日本军队可以协助完成这项任务。海军上将德古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日本原来提出的要求不止这一些，但是他把那些原来的要求压低了。这样，他就做到了避免给印度支那边界以外的日本军事行动以任何直接援助，同时也做到了避免让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直接服从于日本人的统辖。他还做到了使日本在印度支那的侨民服从法国的法律和管辖。
这个奇怪的局面就这样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自命为反对西方、维护亚洲独立的战士的日本，却以合作为名来维护法国在亚洲的一个属地。当然，这对双方都是权宜之计。假如日本人推翻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权，他们很可能使这个国家陷入混乱，因为他们自己无法配备所需要的行政人员来有效地统治它，而安南人和柬埔寨人则效率不高，或者是靠不住。日本人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在他们驻在马来亚、暹罗和缅甸的军队的后方的某一国家里发生严重的混乱。而且，印度支那是粮食和原料的重要来源地，这个国家内地的任何混乱都会有损于这些重要商品的收集。因此，同维希保持假合作，保存当地的法国政权，至少是暂时符合日本的利益的。这个政权可能会变成障碍物，但是只要盟军离印度支那很远，这个政权就不敢对日本公开作战，也不敢把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反抗到公开冲突的程度。当这方面的形势变化了的时候，日本的政策也改变了，正如以后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从1940年夏季起任总督的海军上将德古，对印度支那的形势不抱任何幻想，对日本人在被迫的情况下会做的事也不抱任何幻想。只要维希政权存在，他就是维希的坚定的支持者；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既不爱戴高乐将军，也不爱英国。但他是一个爱国的法国人，他迫切地要为自己的祖国尽职。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自己敢于做到的范围内抗拒日本人，必要时则迁就他们的要求；玩弄他手中唯一的一张好牌——日本人希望避免破坏他的政权——使这张牌发挥其最高价值。这样，他希望把总督府维持到日本人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时候，那时也许可作出和平撤出日本军队的安排，用这种办法为法国保存这块殖民地。他知道，假如激怒了日本人，日本人搞掉他的政权，建立起安南人的和柬埔寨人的政权，那么，和平恢复法国政权的机会就很小了。以后的事件证明，他这样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德古处于一种特别困难的地位，因为他不仅要对付变化莫测的日本人，还要对付安南人的骚乱，对付中国人的阴谋，对付戴高乐主义分子不顾他的愿望而进行的抵抗活动，还要对付盟国，特别是美国。因此，最后他失败了，他的政权被推翻了，这也并不奇怪；值得往意的是，他居然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了这个政权。日本人构成一种一直存在的威胁，因为德古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信任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事情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推翻他的政权。日本人给予安南民族主义一些鼓励，特别是支持高台教运动。这个运动在1926年就已著闻，它是东西方哲学和宗教的混合物，搞了一个模仿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发展了民族主义的雄心，因此遭到法国当局之忌；但是除此以外，它的观点是保守的，反共的。这一特征使得东京给它一定程度的鼓励和支持。
即使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可以把法国政权消灭时他们并不想采取这种措施的话，他们也不可能防止这个政权之被损毁。以征服者的全副傲慢姿态出现的日本军队和随之而来的日本侨民都大肆掠夺，这两者都使法国人在被他们统治的人民心目中降低了威望，并增加了人民中的骚乱。这种骚乱由于许多日本军官的所作所为而加剧了，这些军官深受反欧亲亚宣传的影响，摆出安南独立的支持者的架势，抓住一切机会侮辱白人，这样，“合作”的外表很快就磨损得很薄了。德古竭尽所能来对抗这些倾向。1943年7 月，在上海颇有名望的、长期以来宣扬泛亚主义的人物松井石根将军访问了西贡。他是以个人身份来了解关于印度支那的情况的，但他在演讲中攻击法国政权，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这种主张。当德古向东京抗议松井的活动时，他得到回答说，日本政府没有授权松井这样做。但是没有官方的默许，松井是不会被允许到西贡去的，更不用说做出这样的行动了。这样的事件也许是由日本制造出来的，作为一种刺激，要德古进行更大的”合作“；这些事件也可能是东京方面意见有分歧的迹象。但是在1943—1944年间，预料中的日本进攻并没有发生，因为日本南方故区最高司令官寺内寿一——顺便提一下，他和东条英机不是好朋友—
—不希望印度支那有任何大动荡。德古相信日本外交代表芳泽谦吉在采取温和态度方面起了作用。根据德古的判断，老资格的外交官芳泽谦吉对日本军方首脑心怀敌意。当芳泽谦吉被召回，在1944年11月离开时，他给这位总督一个暗示说：长期预料中的日本突袭很快就要发生了。
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另一个经常使德古担心的因素。1941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寅战时，它通知维希政府说，中国希望能在印度支那获得同日本同样的方便，在必要时中国军队将进入这个国家。德占获悉这一事情后，就向维希政府告诫说，中国如果企图强行进入印度支那，就很可能会激怒日本人，使他们推翻法国的统治，而完全控制印度支那。他说，这将对中国和美国都不利。维希显然领会了最后一句话里所包含的暗示，因为德古的告诫由法国大使亨利·埃耶传给了美国国务院，也传给了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