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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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讨论了宣言的文本，在措词方面作了许多修改。由于莫托洛夫的坚持，原来条文中规定建立一个技术性军事委员会的一条被删除了。一经在文本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就得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通过迅速的无线电报往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受权代表中国政府在宣言上签字。1943年10月30日举行了正式的签字仪式。
宣言庄严地声明，四国将合作把战争进行到底，并将在今后“为缔造并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合作。约定采取三个具体步骤：
……它们＇即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苏联和中国的政府＇承认有必要在尽早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战事终止后，除非为实现本宣言内所预期的目的，并经共同磋商，它们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队。
它们将彼此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会商及合作，俾对战后时期军备的调节，获得一项实际可行的普遍协议。
这个宣言的含义十分重大。俄国政府签了字，这似乎充分证明俄国领导人愿意在战后时期与英美合作。美国政府签了字，看来这同样也说明美国放弃了孤立于欧洲和世界政治之外的传统政策。进一步证明这一看法的举动是美国参议院于1943年11月5日以八十五票对五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康纳利决议。决议宣布，参议院“承认有必要”为了维护和平而建立一个美国应该加入的国际组织。看来，这项决议的通过，使1920年事件不致重演，当时参议院曾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计划。
在赫尔看来，四国宣言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就。会上讨论的其他政治问题，按照他的见解，无非都是为了配合这个宣言所包含的战后合作的总的决定罢了。
英国人不大相信发表几项总的原则的声明会有多少价值，因此会上讨论的大多数具体问题都是由艾登提出的。就这样，经艾登提议，外长们同意建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设置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商讨在主要盟国间可能发生的关于投降条款及其实施的各种具体问题。这个委员会被授权为共同行动提出建议，但不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力。同样，会上又一次根据艾登的提议同意建立意大利咨询委员会。
外长们一致认为，在德国战败后，奥地利应重建为独立国家。他们还接受艾登的提议，不在欧洲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应把共同负责作为他们在欧洲大陆解放了的和占领着的国家的政策的基础。但是在另外两个问题上，艾登可就不那么顺利了。莫洛托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提出的关于准许欧洲小国结成联邦的提议；同时他为说服俄国人恢复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所作的努力，也毫无结果。莫洛托夫明白表示，苏联政府期望在东欧和东南欧的事务中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虽然不是他的原话，可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如此。
俄国人提出了两个项目来讨论。10月22日，莫洛托夫提出了一张表，上面开列了在意大利事务中消除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影响的一些措施。他的大多数意见都被纳入在外长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关于意大利的宣言。另外，俄国人要求把意大利舰队和商船队中的一部分移交给他们。这件事又被转回到美英政府手里，10月30日莫托洛夫接到通知说，眼下不能作这样的移交，因为意大利船只应当用在能够最好地为整个盟国事业服务的地方。
对美国代表团来说，这些细节问题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的意思是，只有在总的原则问题上达成全面的协议之后才能谈到战后世界和眼前的一切问题。四国宣言只是他们带到会上来的四项基本文件之一。其他三项文件是：关于德国战败后的处理问题的备忘录；关于指导战后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原则的声明；对“附属国人民”实行托管的声明。
美国方面关于德国问题的备忘录于10月23月提交外长会议。备忘录宣布德国应被完全解除武装，并应以提供货物和各种劳务的形式为德军造成的物质损失作出赔偿。备忘录建议设立一个盟国间的德国委员会来强制实施投降条款。至于肢解德国的问题，赫尔报告说，美国政府对于强行把德国分割成几个国家是否明智这一点尚无定见，但他认为，不管怎么样，分散管理总是应予鼓励的。三国外长一致同意迫使德国交出1938年以来取得的全部领土，东普鲁士应与德国分离。艾登比赫尔更为强烈地主张德国应予分割；莫洛托夫则仅仅表示，在研究希特勒失败后德国的处理问题上俄国人落后了。会议决定把整个问题交给欧洲咨询委员会从长计议。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赫尔提出了战后的经济原则问题以及战后附属国人民的地位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直接同英国利益相抵触的。赫尔长期以来是个自由贸易的信徒，希望看到自由贸易的做法在战后世界牢牢生根。的确，他认为，只有开展比较自由的贸易活动，和平的经济基础才有保证。这意味着英国应放弃帝国优先权；可是自由化的贸易原则在运用到象苏联经济那样的社会主义化经济中去时将意味着什么，那是很难说的。尽管如此，莫洛托夫还是声称，他以赞同的眼光看待赫尔的提议。也许他的意思是说，他同意美国提议中所包括的要德国赔偿以及设立一个国际银行这些内容。艾登的处境颇为微妙，因为英国政府一方面确定无疑地不赞成战后无条件地撤除贸易壁垒——这个步骤将使英国工业置于美国竞争的全力冲击之下——但另一方面英国人已正式对贸易自由承担义务，以此来换取租借物资。这一义务已写入1942年的租借总协定中，艾登是无法否认这一协定的。同时，他要是同意赫尔的提议，就非得加上一些令人为难的限制不可。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大概没有明确表态。
美国方面关于把对附属国人民的保护责任从个别国家移交到国际托管国手里的计划，对于英国传统的权力和利益说来，是一个更为直接的挑战。艾登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的政府无法接受赫尔备忘录中对这个问题所规定的原则。莫洛托夫只是说这个问题得进一步研究，苏联政府对此颇感兴趣。
对于在欧洲被占领各国的残暴行为要负责的那些德国人应给予何种惩罚这个问题，在外长会议前一些日子里就已经在各盟国政府间进行讨论。丘吉尔在10月12日起草了一个文件，按照在莫斯科进行的讨论，对此稍作修改后，由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签署，作为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发表，成为外长会议的公开文件之一。起草这个宣言的目的在于防止今后的暴行。宣言宣称，各盟国政府将查出那些应对大屠杀、死刑和其他暴行负责的人，把他们送回到他们作过恶的国家去，由那里的地方当局去审讯和惩办。德国政府中的最高级或接近最高级的那些头等罪犯，他们的罪行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将由各盟国政府联合决定惩处之。讨论情况表明，对于希特勒及其同伙，英国方面倾向于依照法律的审讯手续行事，而俄国人和美国人则主张立即处决和严厉处置。宣言回避了这个问题。对于头等罪犯是立即处决，还是通过正式审讯再行惩处，只字未提。
1943年10月30日，外长会议的最后一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宴。席间谈话中，他告诉赫尔，在打败德国之后，俄国将参加对日作战。宴会上洋溢着事事顺遂的气氛，外长会议也就在伏特加酒加友情的热烈气氛中宣告结束。
官方的公报提到了“作为会议全部工作之特点的互相信任和互相谅解的气氛”，随同公报一起发表的四项宣言，即关于普遍安全、关于意大利、关于奥地利以及关于德国暴行的四项宣言，使公众得以看到会上达成了何种范围的协议。俄国同英美一起宣布了在战后继续合作的共同愿望，这是件重大的事情。唯一刺耳的调子是波兰问题。俄波争论并未结束，也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有丝毫妥协的精神。但是，盟国三强就战后合作达成了根本性的协议，这是一条使人安心的消息，大众为此欢呼，而在这一片欢呼声中波兰流亡政府的怨言也就充耳不闻了。
国务卿赫尔在回到华盛顿后应邀在美国参、众两院的一次联席会议上致词。他抱着十足的乐观主义态度说道：
……苏联、英国、美国和中国已为战后世界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种合作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不论大小，都能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都能维护文明生活的各种自由与各种权利，并享受多方面的机会和便利以取得经济、社会和精神进步。在目前的大战中以及在战胜轴心国以后的和平时期，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重要国家象我们这样休戚与共了。
艾登在对会议的成就作估价时调子较低，但仍不失为乐观。他在1943年11月11日向下议院作的一次讲演中说道：
让我在一开始就说明一下，会议的结果超出了我的希望。随着我们工作的进行，信任感增强了，而这似乎又转过来加速了工作的进展。……我一点儿也不想假装说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意见都一致了。那倒真的是世界永远幸福了，可我们目前离那一步还远着呢。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彼此的观点……而当我们飞越斯大林格勒时，我不禁这样想：经历了这一切灾难之后，难道我们还不能在一起把世界好好安排一下，使这些彻底毁坏的城市得以再生，而从此这些城市将在持久的和平中永葆青春？
俄国人也以满意的心情欢呼会议所取得的成就。斯大林在1943年11月6日莫斯科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六周年的讲话中说：
盟国战胜共同敌人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盟国间的关系、盟国军队的战斗团结，不但远远没有削弱，而且正同敌人的期望相反，变得越来越巩固和持久了。
最近报上发表的苏、英、美三国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各项历史性决议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大盟国的报纸都突出地报道了莫斯科会议的消息，一致赞扬会议的结果。美国报纸普遍地把四国宣言作为会议最重要的决定；英国报纸喜欢强调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价值，把它看作是解决争端、达成共同决议的工具；俄国报纸最强调的是：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将产生军事上的影响。
强调的重点不同，反映了三国政府态度的不同，但分歧毕竟是微小的。在这三个国家里，公报及附带文件的每一部分都被看成是对盟国间合作关系和获得战争胜利的有价值的贡献。盟国间的友好热诚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美国方面的感情看来已肯定甘心于继续参与世界事务了。特别是美国尽管过去从来不愿意，现在似乎也乐意参加一个国际组织了。英国的反应虽然也是乐观的，但自然要沉着得多；而在俄国呢，对西方盟国的热情已渗透到普通老百姓中间去了，或者说至少已渗透到了西方报纸记者曾与之谈话的那些老百姓中间去了。
罗斯福长期以来向斯大林的献媚求爱似乎正在取得进展。下一步得安排一次三个首脑的会晤了，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为这样一次会晤打好基础。事实证明外长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就在外长会议结束后还不到一个月，三巨头在德黑兰会晤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两年中，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定期会晤成了维持英美合作关系的支柱之一。长时间以来，罗斯福总想把斯大林拉到英美圈子中来，并曾竭力怂恿这位苏联独裁者离开他的首都外出举行会晤。但是斯大林不愿失去同前线司令官们的电话联系，而罗斯福呢，由于考虑到威望和便利，又不愿跑到俄国去。1943年9月8日，斯大林提议三国政府首脑在当时已驻有三国地面部队的波斯举行会晤。丘吉尔是愿意去德黑兰赴会的，可是罗斯福不愿意，于是谈判拖了好几个星期，直到11月10日或那天前不久，罗斯福才让步，同意去波斯首都。
由于总统想把蒋介石和中国人拉来同俄国人一起开会，罗斯福同斯大林进行的长期谈判进一步复杂化了。斯大林在同意举行德黑兰会晤时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所有其他盟国的代表必须“绝对地被排除在外”，当然，这儿指的是中国。罗斯福这才不得不分别举行两个会议，一次是从11月22日到26日同英、中举行的开罗会议（代号“六分仪”），第二次是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同英、苏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代号“优里卡”）。在德黑兰会议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