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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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本人并不相信殖民帝国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值得存在。他对未来的世界怀有宏大的梦想，在那个世界里，各族人民都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能够主宰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他想象，对不能立即在平等基础上加入民族大家庭的那些落后民族，规定一个国际托管的临时过渡时期。罗斯福和他意见一致的其他美国人无疑低估了任何这种规划实行起来会遇到的困难。他们往往以为美国的政治方式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搬用到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去。这一点在罗斯福信口向丘吉尔提出的一项建议中便得到了证明，他建议印度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仿照美国大陆会议和《联邦约法》建立新的统治机构，到适当的时候再制订宪法，成立一个固定的政府。
英国与美国对帝国的看正分歧点集中在对《大西洋宪章》用语所作的解释上。宪章第三条申明：“第三，他们尊重一切民族关于选择自己将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的形式的权利；他们希望看到那些被强行剥夺了权利的人们重新享有主权和自治。”罗斯福把这个声明公开解释为适用于全世界，以此类推，就包括在欧洲各帝国统治下生活的亚洲各民族。与此相反，丘吉尔却把他的完全不同的解释叙述如下：
……联合宣言决没有限制以前历次发表的关于在印度、缅甸或其帝国的其他属地发展立宪政府的各项政策声明。……在大西洋会议上，我们心里想的主要是恢复目前处干纳粹奴役之下的欧洲国家和民族的主权、自治和民族生活，以及在可能不得不对疆界有所变更时起支配作用的那些原则。因此，这个问题同效忠英王的那些地区和民族的自治机构向前发展的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英帝国的前途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的观点正面发生冲突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的冲突只不过反映出两国人民的态度不一致而已。
英国对欧洲沦陷区的政府在短期与长期目标之间碰到了一个严重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英国人是想促成一场不是大变革的革命。他们谋求在短期内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鼓动骚乱、起义和抵抗。但是就长期目标而言，英国人则希望见到战争结束后，大体上恢复战前的那种政治和社会安排，当然，再加上各种改革。这两个目标常常发生冲突，因为被征服的欧洲居民中最乐意参加颠覆活动的，并不是支持恢复战前社会状态的那些团体。
在1941年6月以前，抵抗运动取得的进展很少。1940年夏季，大多数欧洲人都预料英国会战败，所以他们似乎必须同希特勒“新秩序”下的生活协调一致，不论这种生活可能是多么令人厌恶，多么残忍和暴虐。既然对未来抱着这样的预测，那就很少有人会甘冒丧失生命、财产以及人类正常生活的种种关系的风险而去为一个已经失败的事业表示一下毫无益处的姿态。1940年秋季，英国顶住了德国的空袭而生存下来，给许多欧洲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各种抵抗团体于是成立起来了。其中有些团体同英国代表暗中进行接触，但是除了在南斯拉夫的以外，这些组织的活动，都仅仅限于情报工作和为将来奋起反对德国人拟订计划。
德国对俄国的进攻，对欧洲各国共产党来说，成了起来抵抗纳粹党人的一个信号。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共产党人早已处于接近非法的地位，或早已转入地下，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他们近旁已经有一个适合于进行非法活动的组织了。而且，革命的理想吸引了一些热狂献身的人，这是较老的教义很难办到的。因此，共产党几乎立即就成为欧洲抵抗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势力实际上到底有多大，这是很难确切说明的。共产党的政策是同愿意积极参加对纳粹斗争的所有团体组成“统一战线”，并且为了使抵抗运动的号召力尽可能地广泛，共产党有意避免居于突出的领导地位。这项政策的一个结果是，在许多非共产党的团体被吸引到抵抗运动中来的那些国家里，共产党的势力仍然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战前的政治和社会领袖不愿冒险进行非法活动的国家里，尽管共产党人主要是进行幕后活动，但也还是充当了主要的角色。一般说来，除波兰外，在欧洲越是往东，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便越重要。
1941年英国官方的政策，并不十分担心这些反纳粹的组织战后可能发生的影响。这些非法的组织在欧洲各地来说几乎都还处于萌芽时期，所有新来参加的人都受到欢迎。许多人都希望共产党人所作的关于他们将信守民主程序的表白，是真心诚意的；而且欧洲地下组织的游击队、破坏活动以及情报工作，在军事价值上，无论如何比任何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都更为重要。
在纳粹征服者到来以前，就逃出国外居留在伦敦或其他地方的欧洲各国政府，曾以各种不同的途径为英国政府效劳。首先，它们成为被征服国家的人民的象征——是关于一个美好的过去和对一个美好的将来寄托希望的象征。而且，这些流亡政府也是具有合法的延续性的东西，英国政府还希望将来在它们的本土一旦解放之后，在正规的立宪机构再次成立起来以前的那段困难时期里，它们能立即行使权力。流亡政府又能够提供特工人员在欧洲内部进行搜集情报和破坏活动。在好些情况下，它们还继续在对英国的作战很有价值的殖民地区行使政治权力；而且就自由法国运动和波兰政府而论，两者都在逃亡国外的侨胞当中组成了相当重要的军队。
英国官员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对欧洲沦陷区的政策所遇到的许多困难，英国政府有很长一段时期延缓宣布战争目的和战后计划，就是试图把它对欧洲沦陷区的政策这个问题缩小到最低程度。但是，在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以后，对于其中所宣布的原则要取得各个盟国政府的同意，这似乎是恰当的。因此，1941年9月，在伦敦召开了盟国政府代表的一次全体会议，全体代表都严肃地接受了《大西洋宪章》的条软。最意味深长的是以俄国驻英大使伊凡·迈斯基为代表的苏联政府的姿态。他宣布他的政府接受《宪章》的“基本原则”，并详细说明：“苏联保障所有民族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以及所有民族为了促进经济和文化繁荣，按照它们自己认为合适和必要的方式建立社会秩序和选定政府形式的权利。”
发表这样的宣言，对于俄国迎合英国的观点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不论这样的宣言听起来多么令人安心，英国政府却有充分理由知道俄国对“独立和领土完整”这类词的应用，是可以作出富有伸缩性的解释以适应俄国的民族和帝国利益的。然而，不管怎样，俄国和其他盟国的政府，在1941年9月对《大西洋宪章》表示赞同，似乎已经缓和并推迟了关于欧洲在战后的前途问题所发生的冲突。
英国同欧洲两个沦陷国家的关系特别微妙。并牵涉到三个主要盟国之间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这两个国家就是法国和波兰。
194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留下了一个苦涩的回味，此后发生的那些事件也丝毫没有能冲淡这个回味。英国认为法国能够而且本当从北非继续作战。不少法国人则认为在1940年的战役中，英国人对他们的支持是很不够的，而且有些人至少怀着某种可怕的满意的心情指望他们先前的这位盟友即将遭到失败。这种态度，在贝当元帅在维希成立的新政府的领导人中特别流行。
在1940年7月，英国人袭击奥兰港的法国海军舰艇以后，维希政府就同英国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双方的关系一直很糟，而由于英国对夏尔·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后来通称自由法国运动既给与道义上的支持又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更使这种关系不断恶化。戴高乐的支持者丝毫没有代表正统的法国政府的合法要求，但戴高乐确实代表着某种法国精神，以他为首的自由法国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努力争取人们承认它是一个同欧洲其他那些被征服的国家的流亡政府们类似的合法政府。
在1940年至1941年那个危急的关头，到底哪个法国政府合法，这对英国人简直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能够代替一个法国流亡政府有效地采取行动。特别是戴高乐已成了一个不受德国统治的法国的宣传象征和中心，他能够吸引一支人数虽少但很有价值的武装力量由他指挥。自由法国运动还成功地争取到了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部分属地，这样，这些地区就可以供英国使用。戴高乐还负责治理以武力从维希法国夺过来的其他地区。
在不友好的人们看来，戴高乐似乎只是英国政策的一个傀儡，并且是一个骄矜自负、野心勃勃和难以约束的傀儡。诚然，戴高乐的个性是不容易对付的。他念念不忘法国的伟大形象，因此很容易把别人对他个人的轻视（不论是真有其事还是出自他的想象）都看作是对他的国家的尊严、权力和荣誉的轻视。在短时期内，这种态度使许多本来可能成为他的朋友的人全同他疏远了，但戴高乐对国家荣誉的极端敏感却打动了许多法国人的心弦，我们可以很冒昧地揣测，他成功的主要奥秘也就在于此。至少可以这样说，象他这样一个能激怒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人是决不能视作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随便打发开的。而且他越是同他的“盟国”争吵，他就越能得到法国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象戴高乐本人一样，也认为需要不屈不挠地重申法国的国家尊严。
英国对戴高乐的政策，由于美国所采取的态度而更加复杂化了。虽然，英美两国政府对法国的事务有—个一般性的谅解，但实际上，要避免难堪的分歧还是很困难的。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确实对戴高乐将军几乎怀有一种私人的怨恨。他的这种厌恶，在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物的心中也有同样的反应，尽管并没有完全达到他那样的程度。美国人之所以持这种态度，其原因很难理解。偶然事件、美国政府内部的权限争执和私人冲突，似乎已大量地掺进了美国政策的制订工作，而一旦出现了比较实质性的争端，情绪便变得更为激烈。
在1940年混乱的日子里，贝当最早出来执政时，美国政府认为没有理由不承认这个在法国出现的新政权。因此，当自由法国运动开始向维希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时，美国官员们无意认真看待戴高乐及其追随者的主张。美国自由派报刊对承认维希政权这项政策所作的批评，结果只是起到增强国务院坚持原来立场的顽固性的作用而已。
虽然如此，在自由法国运动的实际重要性显露出来后，美国政府还是同它建立了有限的官方关系。1941年11月11日，罗斯福宣布，自由法国控制下的领土有资格要求租借援助，美国的领事人员也同殖民地的自由法国当局保持着官方的接触。但是，这些姿态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这个看法：在他们看来，戴高乐是—个不值得信任的冒险家，而贝当则是法国人民正式的代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真正的代表。美国的这种态度同英国力图诋毁贝当而提高自由法国运动的威望和有效性的政策很难取得调和。
苏联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的政策，则远不象美国这样勉强。1941年9月27日，俄国驻伦敦大使伊凡·迈斯基在给戴高乐将军的一封信中承认他“是全体自由法国人的领袖”并答应“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共同斗争中给予自由法国人一切可能给予的援助”，实际上，苏联政府所能做到的就是指示法国共产党支持戴高乐。这一点对自由法国运动的成长并不是无关重要的，但是这样也使维希政府所指控的看来并非全属子虚，所以多少是毁誉参半的。
如果英国同法国的关系牵涉到同美国的某种龃龉，那末，波兰问题对于同苏联搞好关系，也造成了同样的障碍。英国在1939年就是作为波兰的盟国卷入战争的，而且至少在道义上，答应大体按照与1939年相同的或差不多相同的疆界恢复一个独立的波兰国。俄国的参战以及随后缔结的英…俄同盟，在这样一个计划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俄国人在1939年已经把战火中的波兰东部地区正式并入了苏联，斯大林对于他充当希特勒的帮凶时所获得的领土不想放弃权利。在波兰流亡政府方面，他们也不愿放弃他们对从前的波兰任何一部分领土的权利。诚然，波兰的爱国人士还梦想把波兰的政治…军事…文化领导作用大大扩张，遍及整个东欧，从而结成一个联邦的形式，由波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