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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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9年春天，日本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华东的主要人口中心和交通线，南面已达中国内陆中心而为长江与汉水汇合之处的武汉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武汉三镇是在1938年10月25…26日陷落的。由海路派遣的另一支日本远征军于同年10月21日占领广州，而在此时已颇为广阔的军事行动区的相对一端，日本人的魔爪早在1937午已向西北伸进了山西，并由此而进入了内蒙古西部。
在日本人自己看来，他们迄今取得的成就也许并无理由庆幸。他们占领的地方纵然已延伸得那么遥远，但也不过形成了一个非常松散的网络，在他们的战线后方，还有大片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孤立的领土。日本人实际占领的地区只占中国总面积的一小部分，而中国国民政府则于1937年12月就已经从南京撤迟到汉口，1938年秋天又一次逃避入侵者，作了第二次撤退，这一次跑得更远．到了长江上游的重庆。这个新的中国临时首都位于长江三峡之西，处在祟山峻岭环护的四川大盆地中。四川是中国的一个省，居民五千万，要是在欧洲规模的角逐场上，它是颇有资格进入强国之列的。假如日本人决心要到这个西部堡垒中去追索中国国民政府，或是要深入到长江流域和中国南部沿海之间的那一大片山区，他们就得穿越比中国当时拥有的已是十分稀少的现代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终点更远的地区，就得在不通车辆的险恶小径上前进。
但是在中国人方面所面临的前景，却是暗淡的和险恶的。可以说他们是孤立无援地在同敌人搏斗，而敌人作战的工业和技术装备又都是西方现代式的，比中国的优越得不可比拟，所以当冲突开始时他们所拥有的若干铁路、工厂和具有现代设备的港口此刻都丧失给了这个敌人。诚然，他们还留有空间可以换取时间。中国还没有全部落到入侵者手中，还不象十三世纪蒙古人和十七世纪满人的征服中国那样。但是从长远看，日本的入侵对中国的威胁却比过去历次被征服加在一起更为可怕。
满人象早先一批又一批的许多入侵的蛮人一样，在他们入关以前就已经半汉化了，而且远在公元1911年平淡无奇地逊位以前，他们实际上已被完全同化了。至于蒙古人，在所有入侵中国的蛮人中，独有他们不受同化。他们虽然颇有远见地从西部国土上选拔了一批穆斯林和基督教部队与行政官吏来增援他们单薄的人力，但他们的征服至多也没有超过八十七年，便被干净彻底地逐出了中国。就实现迄今尚未完成的征服中国这一伟业而论，要不受上述的任何一种惩罚，即既不要被很快地同化，也不要被很快地逐出，那么日本人所处的地位比较他们的任何先驱者都好。在国民意志和团结方面，日本人至少比得上蒙古人，在对中国人的相对人数而言，他们的人数也远不象蒙古人或满人那样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区别甚至可能起决定性作用。在1939年，中国和日本（不包括朝鲜）单纯在人口数字上的差异，可能至多是四或五与一之比而有利于中国，但中国在人数上仍然占有的优势却被日本所享有的技术优势抵销了（即便不能说是超越了中国的人数优势），这应归功于早在中国之先，日本就开始刻苦钻研以掌握西方的工业生产和机械化战争的技术了。
因此，日本人如果在尚未占领的华西和华南能成功地控制哪怕是少数几个关键的据点，他们才会有希望迫使中国人处于永远屈从于他们的地位，因为这样方能阻止中国人进一步掌握西方的技术，使他们只能按有利于日本的路线或由日本指定的方式进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日本人就成功地使用这种方法把朝鲜人变成了为日本人劈柴挑水的苦工；尽管朝鲜是一个较弱较小的国家，日本人可能还想把自己在朝鲜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范围内重演一次。
中国在此岌岌可危的处境中，还发现自己没有盟国，因为危及它生存的日本威胁到来时正值它处在两个世界之间，而它又成为其中最不幸的。
中国在自己的历史上曾经自成为一个世界，其邻邦都是顺从的纳贡国和驯服的夷族，谁也不敢同它争锋，但自英国的武器突然一下子结束了这一页历史以来，迄1939年为止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从1839…1842年中英战争以后，中国从长期的政治隔离状态中被拖了出来，并被迫进入了其触须遍及全球各地的西方社会的国际角逐场。中国已不再是运转自如的宇宙之毂了，它这时发现自己是在一批民族国家的落后群中，相互的关系是“以实玛利”式的，在这种陌生而又乱糟糟的生存竞争中，它也就逃不了一般弱者和无经验者通常会遇到的那种痛苦命运了。
在西方历史的较早篇章中，一个处于象中国那种地位的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避免其没有国防的危险；这多少是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力量较强的国家自发进行着势力的平衡。十九世纪中，土耳其帝国就曾靠着更强国家的武力所起的此种作用才得避免被瓜分，凭它自己的行动是怎样也抵抗不住人家的。当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在国际事务日程表上的下一件大事一时看来似乎是要瓜分中国了，而强国的均势确实又在这次拯救了中国，使它在政治上免于被消灭。俄国、德国和法国在1894年曾通力合作去阻止日本摘取中日之战的胜利果实，英国在1898年则制止了俄国加害于中国的蚕食，因为俄国要向中国租借一块在威海卫的海军基地，该处正面对当时俄国才获得的旅顺港。中国就这样渡过了一场危机，其代价却是听凭当时强国之中的保护者和进犯者各自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啃去一块。按照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由美国斡旋而达成的和平解决协议，除俄国和日本的铁路沿线地区以外，管理满洲的权力已归还给中国。但在1914年打开的国际史的新篇章中，中国再也得不到它前此二十年从势力均衡中所得到的那种即使是最低限度的保护了。
欧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舞台，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全神贯注于大战，这就给日本一个加害于中国的新的侵略机会。贝尔福和休斯的灵巧的外交手腕也没有能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把日本抓住时机所攫取的成果全部榨尽。此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也曾想以国际联盟的组织形式，在法律上取代势力均衡，但当日本于1931年再度进攻中国时，终于证实这一企图既未能保护中国，也无法为它蒙受的损害提供补偿。于是，时至1937年，当时日本的侵略范围已从满洲扩大到整个中国，它有着比七年前强硬得多的理由想放手大干一场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之所以自信的一个理由，即日本在1930…1933年击败了国联其他成员因而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第二个理由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终于在德国上台了，这就把英国、法国和苏联的注意力再从远东转向了欧洲。第三个理由是美国的公众感情对美国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后悔不已，此种情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是相当普遍的。这对日本说来乃是天赐良机，因为只要这种情绪长此存在，就有希望约束强大的美国，使它不采取援华反日的有效行动，而这个强国又正是中国的朋友，而且，这时并没有因卷入欧洲的任何纠纷而动弹不得。
在此种国际形势下，就得看中国是否能够争取到时间来拯救它自己，看来即便赢得时间，也不能指望它会有任何盟友了。如果让中国和日本自己在这场冲突中去一决雌雄，那么两者之中又是谁能坚持得更久呢？在这个问题上，决定因素或许在于中国保持统一战线的成败。中国上一回的屈服于入侵者，征服者之所以取胜，可能一半是由于中国敌手的威力，一半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分裂。十七世纪时，一次汉人反抗明王朝的起义给满人提供了第一次可乘之机，而给满人提供第二次决定性机会的，则是一位驻守战略要地的中国将军不愿归顺北京的汉人篡位者而作出了为满人入关敞开大门的决定。还有，在1917…1918年，正当西方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地位不稳定而又思想反动的中国军政派系竟愿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以换取日本的财政援助。可怕的外敌当前时的此种不团结，已在1644年证明是对中国的致命打击，在1918年又证明对中国是不幸的，在1939年将再一次危害中国的前程。在当前的情况下，问题本身将不外乎以两种疑问方式的出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不会破裂吗？国民党能否把自己队伍中的内奸的叛卖行为约束在一定限度内，使自己依然还可以维护一个有代表性的合法的全国政府的称号？
国共统一战线是在1937年内建立的，这可能是日本在那年夏季扩大作战范围的原因之一，但相反来说，日本在更大范围内的再度发动侵略，则肯定促成了中国这两派在彼此之间达成协议。统一战线是中国的政治家风度的杰出成就。它使1927年以来一直在折磨着中国的内战暂时停止，它使两个政权在军事合作的领域内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成果，过去这两个政权既要互相厮打，又要对日本作战。然而它毕竟主要是在日本军事压力下才结合起来的不稳定的联盟，因为两党对统一战线是一对各怀鬼胎的伙伴，在它们的心底深处，国民党是否真会放弃无条件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而共产党人又是否会放弃实质上的保持独立，不再继续在他们控制的中国领土以外争取追随者以加害于国民党，这都是令人怀疑的。但在1939年春季，对中国来说，国共联盟的分裂危险，不如新近成为事实的国民党知名政客汪精卫叛国投敌一事那么严重，因为他在党组织和国民政府内担任过好几种最高职位。
汪精卫的背叛，部分是由于他同蒋介石主席的个人对抗，部分则由于在主要的政策问题上意见不同，在这方面汪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党内这一派的首领。看来，汪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景感到绝望，他和他的追随者已认为，立即按日本人的条件向日本投降，比之把一场在他们看来结局肯定并无二致的斗争拖延下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可以少一些。他们对中日之间的民族冲突并不如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冲突那么重视，那个集团在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逝世以后很快就控制了国民党；他们可能又想到日本乃是国内外共产主义公认的敌人。汪精卫本人至少有勇气去干自己所深信的事情。1938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公布同中国媾和的条件，汪精卫抓住这个机会，从重庆取道印度支那而到达了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就在那里同日本当局合作。汪在这一公然叛国行动中并未携带他从前的追随者同行，但就日本人所抱的目的而言，他可以抵得上成千上万人的号召力。一般说来，他在中国和全世界都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物，足以充当一名自称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傀儡政权的头子，以对抗在重庆的流亡政府。1939年3月，汪精卫已在同日本人谈判，要把日本人在北平和南京早已成立的那两个更不可靠的地方傀儡政权加以合并，由他担任主席。
中国人队伍中的这两条政治裂痕——一条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另一条在国民党内部——乃是一种文化危机的征兆，较之同日本的生死搏斗甚至是更重要和更关键的问题。在侵略性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崩溃了，这便是中国种种苦难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纲领就是要填补因崩溃而产生的真空的两剂对立的灵丹妙药。
国民党在理论上的想法是一种混合的文化生活方式：中国人民还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哲学过生活，同时又要掌握并采纳当代西方自然科学，运用于各项经济活动。这是当年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1866…1925年）拟定的，后在1943年以蒋介石主席的名义刊行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又一次提出。孙逸仙象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的领袖一样，已经觉察到，凡是非工业化国家，如果决心要以强行军步伐迎头赶上主要工业国，那就必须要求国家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至少在这个阶段，发挥较之其他国家所发挥的大得多的积极作用，因为有些国家的工业化是自发成长的，是过去地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自然发展。孙逸仙因此主张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