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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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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毛泽东只是炮击金门,并不准备攻占金门,蒋介石也知道毛泽东的用意,反而把调子唱得更高了。按照蒋介石的习惯,每年的“双十节”、元旦和青年节,他都要发表文告。这些文告都是经蒋介石反复修改后发表的,据云有的改了十次之多。在这些文告中,蒋介石反复强调“誓死坚守金门”,“金、马、台、澎为亚洲反共阵营之中流砥柱”,“金门为坚不可摧的反共前哨”。
  蒋介石还一次次组织人马,前往金门视察、劳军,声称金门的一寸土地也不能送给中共。内中,光是蒋经国到金门便达一百二十三次之多……
  自一九六二年起,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逐年为台湾国语影片和影艺人颁发“金马奖”。“金马奖”以金质战马奖杯为奖品,取意是双关的:既是“如金之真纯,如马之奔腾”,又是金门岛和马祖岛的象征。以金门、马祖命名“金马奖”,据云是为了褒扬“英勇的抗击精神”。戏剧性的炮击金门,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延伸到一九七九年元旦,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文告,宣布结束炮击金门。徐向前的文告说: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如今,当笔者前往厦门采访,厦门前线却已成了旅游“热点”——人们争着在那里用望远镜一睹金门风光,所见对岸,一派和平景象,国民党士兵毫无顾忌来来往往,与当年炮击金门时别若天渊……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大陆的经济失误让蒋介石幸灾乐祸
  蒋介石自从退到台湾之日起,便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早在一九五○年六月,蒋介石就已提出这样的战略性口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五年过去了。蒋介石年年在号召反攻大陆,年年成了一句空话。不过,细细探究,倒也可以从中发现规律:每当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毛泽东的变化时,或者由于毛泽东的政策失误使大陆发生困难时,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调子就提高了。其中,到了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达到了高潮。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一般泛指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虽然名为“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与中共经济建设思路有关。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便已说过:“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这么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之前所说的这两段话,就把国共大决战结束之后的形势说得明明白白。确实,“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是毛泽东所“不熟习的东西”。毛泽东不熟习经济建设工作,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他照搬苏联模式,使他吃了大亏,使中国大陆吃了大亏。其实,在国共大规模的决战结束之后,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新的比试。这个新的战场,就是经济建设。
  蒋介石作为一位军人,对经济也并不在行。中国在他的统治之下,经济也一团糟。
  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在经济上倒是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台湾经济慢慢复苏。比如,他实行和平土改政策,即政府用低息贷款给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又规定地主把所得的钱必须购买股票,转入工商业,从而促使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蒋介石还制定了一期又一期的四年计划,从宏观上引导经济各部门均衡发展……经济的竞赛,不像战争那样“立竿见影”。毛泽东可以用一百多天的时间,接连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消灭了蒋介石主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陆和台湾的经济竞赛,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显示出差距——最初,在五十年代,两岸的经济竞赛,并没有明显地显示出差距。
  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亦即靠着“美援”,实行四年计划,度过台湾经济最初最艰难的日子。毛泽东则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靠着“苏援”,实行五年计划,度过大陆经济百废待兴的那些日子。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提出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毛泽东立即响应,他在莫斯科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定下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把当年打仗那一套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以诗人的浪漫和军事家的决断搞建设,急于求成,于是来了个“大跃进”,来了个“大炼钢铁”,来了个“亩产万斤放卫星”……“大跃进”的虚火,使中国大陆的经济陷入了泥潭。
  此时此际,毛泽东和“老大哥”的关系又日益紧张。毛泽东指斥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于是,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派往中国的专家,撕毁了合同。也就在此时此际,中国大陆又遭到了自然灾害。于是,中国大陆陷入空前未有的困境,人祸天灾一齐袭来。以打败蒋介石而在党内享有崇高声誉的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所谓“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多人参加而得名。
  毛泽东面对七千人说,他在去年六月十二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一回,他要在更大的范围中检查。
  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于经济的外行:“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毛泽东这话,其实也就是他在一九四九年所说的“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时间已经过去十三年,毛泽东对于他原先“不熟习的东西”依然不熟习!依然“还不懂得”!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对于经济建设“不熟习”“不懂得”倒也罢,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在“不熟习”“不懂得”的情况下,急于求成,造成了大陆经济跌入危机,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也正如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便已说过的那样:“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那时,毛泽东没有把“手下败将”蒋介石放在眼里。其实,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们一样,也“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毛泽东的失败。
  中国大陆陷入经济困境,使蒋介石兴高采烈。蒋介石这种幸灾乐祸之情,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在“九全”大会上,由蒋介石的副手、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作政治报告。陈诚说,由于“三面红旗”,毛泽东“惨重地失败了”,“造成空前未有的严重饥荒”,“使大陆经济全面破产”,“激起了大陆人民的强烈反抗”,“政权随时可以崩溃瓦解”。
  陈诚还把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击金门以来渐渐沉寂的炮声,称为国民党“台海炮战的辉煌胜利”,是“反攻复国斗争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蒋介石则号召,“向反攻复国的目标迈步前进”。
  国民党“九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敌斗争与大陆革命工作之决议案》,并决定筹建“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蒋介石视察金门发动了“勿忘在莒”运动。莒,今日山东莒县一带。公元前二八四年,燕国大将乐毅率兵大败齐国,齐国国土大部分丧失,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市。莒人不忘复仇,苦心经营五年,终于在齐国大将田单的率领下,打败燕军,反攻复国,获得大胜。蒋介石发动“勿忘在莒”运动,就是要台湾军民向莒人学习,反攻复国。
  毛泽东呢?他喜欢中国古代寓言,他向来访的法国总理孚尔讲述了一个故事。
  据孚尔回忆,毛泽东说:“中国有一则《鹬蚌相争》的寓言,鹬在海滩上啄起一只蚌,但是蚌也紧夹住鹬的嘴。他们开始争论不休。蚌对鹬说,你会在三天之内死去。鹬也对蚌说,你没水喝,也会在三天之内死去。双方都不肯让步,这时渔夫经过,就把鹬蚌都捕捉去了。”毛泽东把中国大陆和台湾比喻为鹬和蚌。而那渔夫,毛泽东说是长着高鼻子的美国人。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那里寻找中国典故,他俩所选用的“勿忘在莒”和“鹬蚌相争”,正是表达了他们不同的政治意图。
  在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日趋活跃。不过,他只能派小股部队骚扰,派飞机侦察、撒传单、空投特务。论军力,蒋介石无法跟毛泽东相比。
  因此,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只能以失败告终:所派四十三股特务,即“国军游击队”,全部被歼,有去无回;蒋军飞机,被击下十多架;美军无人驾驶侦察机,被击下二十多架。就连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U2”型飞机,也一次次被击下……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毛泽东笑谓李宗仁归来“误上贼船”
  一九六五年,海峡两岸的形势,仍如绷紧了的弦。
  元旦刚过,一月二日,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便在中国东南地区上空被击落;
  一月十日,蒋军一架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中国华北地区上空被击落;
  三月十八日,蒋军一架美制“RF101”型飞机在中国东南沿海上空被击落;
  三月三十一日,美军一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在中国华南地区上空被击落;
  四月三日、十八日,两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在中国中南地区上空被击落;
  五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沉蒋军“东江”号巡逻舰,近百名国民党士兵葬身大海;
  八月六日,激烈的海战又起。在福建南部诏安海湾,两艘国民党军舰运载一批特种部队准备登陆,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猛烈反击。两舰名叫“漳州”号、“剑门”号,均沉没海底,死伤达数百人。尤其是“剑门”号,排水量为八百九十吨。这次两舰覆没,台湾为之震惊……就在两次海战之间,七月十四日,香港《快报》刊出独家新闻,使台湾一片哗然:“李宗仁将返大陆!”翌日,美联社自日内瓦发出电讯称:“香港报章推测中国前总统李宗仁可能前往北京,此间台湾官员对此表示怀疑。”就在“台湾官员对此表示怀疑”之际,七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受到早已在那里等候的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的热烈欢迎。
  七月二十日,当李宗仁夫妇飞往北京,周恩来提前二十分钟到达,又在北京机场迎接他们的到来。
  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李宗仁夫妇,表示热忱的欢迎。
  毛泽东一见李宗仁,出语惊人:“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
  李宗仁一听,一时不知如何答复。
  毛泽东哈哈大笑:“蒋介石口口声声叫我为‘匪’,还把中国大陆称为‘匪区’。你今天到‘匪区’来见‘匪’,岂不是误上贼船!”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李宗仁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李宗仁回归北京,其实是意料中的事。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深刻矛盾,使他理所当然倒向北京。
  早在一九五○年七月,李宗仁便向美国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塔夫脱谈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就我所知,国民党所以失败,实由于蒋介石二十年的独裁专制,政治腐败,人心离散;军事上指挥错误,士无斗志。这些是主要因素。”
  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由李宗仁口授、唐德刚笔录的《李宗仁回忆录》中,他便这样论及毛泽东和蒋介石:中共席卷大陆以来,政权已渐稳定。唯中共急于工业化和实现共产社会理想,不无躁进之嫌。然中共十余年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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