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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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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审张 赦张 幽张 2
  尤为令法庭诸公难堪的是,张学良掏出随身所带的《铣电》,公之于众。
  “铣电”,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两日(九月十六日,电报韵目代日为“铣”)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电报:“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忿,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正是这个“铣电”,迫使东北军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不予抵抗”。正是由于东北军“不予抵抗”,日军一口就吞掉东北三省。从此,张学良替蒋介石受过,得了个“雅号”曰“不抵抗将军”。
  就连中共,那时也接二连三抨击张学良。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内中便称“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是“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正是这个“铣电”,使张学良背上了黑锅。也正是这个“铣电”,促使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今日,张学良既然被推上了被告席,他也就无所顾忌,掷出了蒋介石的“铣电”,以正视听。张学良的一切申辩都无济于事,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在上午当即作出判决。《判决书》称此案为“对上官暴行胁迫案”。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这一判决一经宣布,引起一片哗然。当天下午二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派人送一公文至国民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蒋介石的呈文如下: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蒋介石在说了一通张学良罪有应得的话之后,笔锋一转,说“该员勇于改悔”、“自投请罪”等等,提议“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续,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容……”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中央日报》。
  上午审张,下午赦张,蒋介石精心导演了这一幕:仿佛李烈钧在上午给了张学良一记耳光,而蒋介石在下午给了张学良一颗糖!其实,耳光是蒋介石打的,糖也是蒋介石给的。当两条戏剧性的消息于翌日见报之后,引起的新闻轰动不亚于二十天前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押的消息。
  一九三七年元旦,西安震怒了!东北军、西北军集结在西安西关操场,抗议蒋介石扣张。杨虎城发出号召:“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血路!”自从审张之后,张学良便“失踪”了!在宋公馆,再也不见张学良潇洒的身影。他被秘密转移到了南京西面中山外(常被误传为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那里也有一幢漂亮的两层小洋楼,已经事先腾空,眼下成了软禁张学良之处。张学良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失去了自由。
  他的身边只有副官刘令侠。他的另八名随行人员被“请”往南京珠江路宪兵十六团团部,解除了武装。戏演到这里,尚未结束。因为蒋介石的呈文,是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国民政府的态度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作出重要决议案:“张学良所处十年徒刑,准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中央日报》。既然要“严加管束”,亦即要幽禁张学良,而且没有规定时限。从此,张学良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他的行踪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从南京孔公馆,到奉化溪口,转安徽黄山,入江西萍乡,进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又押往贵州修文、桐梓、贵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秘密押往台湾……漫漫五十多个春秋,张学良在沉寂的幽禁之中度过。从审张、赦张到幽张,蒋介石精心运用了他的政治手腕,终于解决了令他困惑不已的一道政治难题……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密使又活跃起来
  自从蒋介石要求“辞职”,国民政府予以“慰留”,给假一月,所有行政院的文件上,均署:院长蒋中正假孔祥熙代。就在报上公布审张、赦张的消息之后,看看南京还算平静,蒋介石放心了。他于翌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和宋美龄一起乘飞机飞往老家奉化溪口,“度假”去了。
  蒋介石在溪口,寓于慈庵,为母亲扫墓,为亡兄蒋锡候开吊……蒋介石表面上仿佛在那里度假,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遥控着南京。自一九三七年元旦起,形势陡然紧张:何应钦下令,中央军分五路朝西安挺进!杨虎城当即作出反应,设立七道防线,针锋相对,水来土掩。在这剑拔弩张之际,幕后密使再度活跃。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署名“洛、毛”的密电发到潘汉年手中。洛,洛甫,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毛,毛泽东。电报全文如下:汉年同志:
  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之条件:
  一、停战撤兵。
  二、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后彻底改组。
  三、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区,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
  五、联俄并与英美合作。
  六、西北交张学良处理。
  宋子文要我派代表在上海与他接洽,你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洛、毛
  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洛、毛电报中所称“宋子文要我派代表”,这代表原本是周恩来。在西安,蒋介石曾经当面对周恩来说过:“我回南京之后,你可以来南京直接谈判。”可是,张学良在南京受审、被幽,使毛泽东对蒋介石打了个大问号。就在致电潘汉年的同时,毛泽东致电尚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毛泽东所说的张君,乃国民党密使张冲也。
  潘汉年接毛泽东电报后迅即和宋子文联络,潘汉年复电毛泽东,不日他可以陪张冲前往西安与周恩来谈判。
  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南京居然住进了宋子文公馆。一边幕后斡旋,一边又公开通电。一月八日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诸先生”,以及“奉化蒋介石先生”: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之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蒋介石权衡再三,于一月十四日命令前方各军:非得总攻击令,不许对西安方面发动攻击。而总攻击令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达。
  应当说,蒋介石这一命令,对于缓和当时一触即发的内战,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翌日,蒋介石在溪口致顾祝同的电报中,道出了内中的底细:总攻击日期可暂行展缓,盖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正攻,但应时时向之威胁,勿稍松懈为要。中正手启这一电报也表明,正在溪口“休假”的蒋介石,仍在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只不过把指挥部
  从南京搬到溪口来而已。
  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忙于幕后奔走。他陪张冲去西安见周恩来,又回南京和宋子文谈判。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署名,给潘汉年发来电报,指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须蒋先生从大处着眼,采取适当办法以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心。蒋能如此,我们当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赞助蒋先生,团结各方一致对外,但蒋先生须给我们以具体的保证。
  我们要求蒋先生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望与蒋先生商量这种保证问题。经过潘汉年、宋子文会谈,事情有了进展。蒋介石答应了和平解决方案。大抵由于蒋介石在西安不肯签字,造成人们对他的不信任感。这一回,毛泽东强调了要蒋介石签字,生怕蒋介石说话不算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不过,蒋介石还是老样子,不答应毛泽东的条件——不签字!在蒋介石的眼里,中共依然是“赤匪”!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顾祝同—周恩来西安会谈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上海发生的小插曲:一艘远洋轮船在黄浦江畔泊岸,一位身穿呢大衣、系着领带的人物走了下来。他埋怨轮船实在开得太慢,以致耽误了天赐良机!此人便是汪精卫,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老对头。西安事变的消息,使得正在法国的他,一阵狂喜,以为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机会到了。他声言:“本人决心反共到底,与南京抗日派决不妥协。”他急急回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意大利热那亚港登上驶往上海的“波士坦”号邮轮。可惜那时没有直航飞机。邮轮慢吞吞地在海上爬行,心急火燎的他,也只得在船上哼起诗来:
  到枕涛声疾复徐,
  关河寸寸正愁予;
  霜毛搔罢无长策,
  起剔残灯读旧书。
  当他抵达上海,西安事变早已落下大幕,蒋介石依然大权在握。
  四天之后,汪精卫乘飞机飞往南京——这时才乘飞机,顶什么用?!当飞机飞抵南京时,天公也不作美,飘飘洒洒下起冷雨来了。出于礼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飘着长髯,在一把油纸伞的遮护下,颤巍巍站在机场上迎接。汪精卫穿着长袍,戴着礼帽,步下飞机时脸上堆着苦笑,好尴尬……蒋介石在老家住了整整一个月,于二月二日前往杭州,继续“休息”。
  幕后的斡旋,终于有了结果。蒋介石刚到杭州,便忙着调兵遣将,向西安进发——因为经过密商,杨虎城和中共已同意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
  杨虎城迫于无奈,与南京政府达成协议:
  一、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开出潼关至苏皖边境整编;
  二、杨虎城出国,所部西北军撤至三原整编。
  从二月六日蒋介石自杭州发给顾祝同、刘峙的手令,便可觑见当时蒋介石的狐疑心态:我军入西安之时,至少要先驻守东西两门及钟楼,或先进驻两门后,再看钟楼有否杨部驻守。如无杨部,则我军可自动进驻钟楼,否则与之妥商,令其让防。其实,杨虎城部队已经遵照商定的条件,撤往三原。二月八日,中央军进驻西安,顾祝同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这时,周恩来尚在西安。于是,也就开始了“顾祝同—周恩来”新一轮国共会谈。在幕后决策的,依然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顾祝同乃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军人,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顾祝同原本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创立之初,他担任战术军事教官,从此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顾祝同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也就对他不断委以重任。
  一九三七年元旦,蒋介石召见顾祝同,面授机宜,嘱其在解决西北问题时,“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不久,顾祝同飞往洛阳,指挥五个集团军,向西安小心翼翼推进。
  蒋介石预料,顾祝同一进入西安,周恩来马上就会与之接触。正因为这样,在中央军开入西安的前一天,蒋介石便从杭州给在洛阳的“墨兄”发去一通密电。“墨兄”,即顾祝同,他的字为“墨三”。蒋介石的电报叮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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