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导演的战争-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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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齐尔准将现年五十岁，曾在越南服役，一九八一年六月被调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欧地面部队司令部任职，是这个司令部里职位最高的美国将军。他掌握着北约大量核心机密、如今他被绑架，对意大利政府乃至整个西欧盟国的震动，比起莫罗事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意大利政府迅速成立了一个“紧急行动中心”，负责营救多齐尔的行动。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动员起来，开始了对“红色旅”的大规模搜捕。
近几年来，“红色旅”处境不妙。它内部分裂成两大派，一派叫“顽强派”，主张用恐怖手段杀害一切“敌人”；一派叫“宣传派”，则认为包括杀人在内的一切恐怖手段，一定要在真正能打击国家制度的情况下才可实施。否则就会损害“红色旅”的总目标和威望。这两派有时甚至反目成仇，使整个组织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更重要的是，“红色旅”在意大利人民心中的形象已经丑得不能再丑。人们都认清了：他们所标榜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追求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过是为自己杀人越货的行径涂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而已。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象他们这样的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红色旅”过去是有一些支持者的，可这些支持者近几年都逐渐弃它而去。从它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些人甚至为警方提供线索，使它的机构不断受到破坏，成员接连被捕。有人说：“它就象一头受伤的野兽，在林中踽踽独行。”
因为这许多原委，面对警方大规模的出击，“红色旅”招架无力，陷入混乱。在绑架莫罗时可不是这样。当时他们是那样自信和胸有城府，甚至这样叫嚣：“来抓我吧，如果你能够的话。”这一回却接连遭到打击。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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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化瓦解“红色旅”，警方还以一百七十万美金，征求有关多齐尔的情报。
线索源源而来。意大利人对“红色旅”的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红色旅”的成员不断落网。一月四日，两名“红色旅”分子在罗马市郊的一个检查站被捕，供认：“红色旅”准备另搞一起恐怖活动，把警方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警方又逮捕了“红色旅”的重要头目、“理论家”森扎尼。他是个大学教授，曾参预当年对莫罗的“审判”。他向警方供出了许多有关多齐尔的重要情况。
一月二十日，警方的搜捕工作紧缩到帕多瓦地区。网口在慢慢收缩。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帕多瓦警署的113报警话机响了。值班警察抓起话筒。
“帕多瓦警署，请先报姓名和住址。”
“我不愿意透露姓名。”
匿名电话！警察揿了录音机开关。
对方说：““现在我把‘红色旅’关押多齐尔将军的确切地址告诉你们……”
警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方匆匆说出一个地址，就把电话挂上了。
他是谁？是从“红色旅”里分化出来的人，还是普通意大利老百姓？不得而知。
他迅速把电话记录上报。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进行了三天周密侦察，弄清楚匿名电话所提供的情况完全真实。
终于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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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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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模样的人看表。
“还有一分钟，做好最后准备！”他低声道。
没有一丝响动。还要准备什么呢？从莫罗被杀害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准备了。平日他们苦苦地训练，不正是为了这一刻？
十一点半。
“时间到：“
早就停在超级市场旁边建筑工地上的一辆铲泥车开始启动，发出巨大的轰响。操纵它的是警察，这样做是为了用噪音来掩盖突击队行动时的声音。
指挥官狠狠一挥手：“下！”
十名突击队员闪电般地跃起，跳下货车，直扑超级市场。
从早晨起就开始向这一带渗透的便衣警察也在同一时刻开始动作：把街上的行人赶离可能发生交火的地点；命令一切车辆停驶，在各个路口派上岗哨，以防“红色旅”分子逃跑。
突击队员冲进超级市场时，人们大哗。虽是白天，可在你面前突然出现这许多戴着面具的荷枪实弹的人，怎能不被吓得魂飞魄散？一名妇女当场昏厥过去。有人立即向警署打电话，报告说这里发生了匪徒抢劫事件。
一名突击队员把守住超级市场的大门，对人们喊道：“大家安静！我们是警察。不要害怕，也不要乱动！”
其余九名突击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登上二楼。
此刻，“人民监狱”里是一幅平静的景象。
这儿共有五名“看守”，首领便是当年参加过绑架莫罗的安东尼奥。现在他坐在最靠里面的房间中看报纸。房主艾曼妞和她的男朋友在一旁低声交谈。萧斯才从超级市场买东西回来，正在锁门，钥匙发出哗哗的声响。还有一个人呆在中间的屋里，那便是囚禁多齐尔的地方。
屋中央有一顶金字塔式的帐篷，帐篷里放着一张钢丝床，多齐尔坐在上面。他已经这样坐了四十二天了。墙壁上贴着“红色旅”的徽号——那个意大利人心惊肉跳的五角星。
多齐尔手脚被拷，又被一条铁链子锁在床上，动弹不得。身旁放着一副耳机，安东尼奥们如要商量机密事宜，便把耳机套在多齐尔头上，大声播放流行音乐，使他什么也听不到。
他已受审多次。果然不出所料，“红色旅”要他提供北约的军事秘密。可这种秘密对于“红色旅”这样一个组织来说，委实价值不大。
他断然拒绝。
“红色旅”以死相威胁，要他为在越南服役时的“屠杀行为”偿命。
他不理睬。
初来此地时，他一直被蒙着眼，安东尼奥们与他接触时也戴着面罩，但近几天情况变了：他们既不戴面罩，也不蒙他的眼。他明白：死期已近。
冲在最前面的是一名当过举重运动员的突击队员，他用身体使劲向门撞去。
眶的一声，门开了。突击队员们旋风一般地冲进去。
萧斯还在走廊里，抱着两袋食品。听见响动，他回头，脸刷地变成土色，嘴巴张得好大好大，不能合拢。冲在最前面的突击队员一拳将他打倒。
另一个突击队员冲进关押多齐尔的房间。看守多齐尔的“红色旅”分子见机不妙，连忙举起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对准多齐尔的头部。
多齐尔闭上眼睛。
“完了。”这个念头飞快地闪过。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人尚未抠动扳机之际，突击队员一个虎跳扑到他身边，用枪托猛击他的头部。
一声惨叫。他捂着头栽倒，手枪从手中飞出。
突击队员来了个鸽子翻身，骑在他背上，枪口抵住他脑袋。这一套动作做得干脆利落，令人看得眼花缭乱。
多齐尔大叫：“干得漂亮！真漂亮！”
与此同时，突击队员们冲进了最里面的房间。
“都不许动！”一声霹雷般的喝叫。
安东尼奥和艾曼妞等三人象受到电击一样腾地站起来。
“举手！”
他们乖乖服从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他们甚至来不及产生反抗的意念。安东尼奥手中还拿着报纸。
几副雪亮的铐子将他们的手铐住。
“跟我们走！”
他们在突击队员的押送下走出超级市场。围观者甚众。安东尼奥偶一抬头，发现人们向他们投来的目光织成了一张愤怒的网。他打了一个冷战。
营救行动胜利结束，只用了九十秒钟，并且未放一枪一弹。多齐尔四十二天的痛苦结束了。当突击队员把他从帐篷里扶出来时，他还怔怔的，不相信自己已获自由。
“今天是星期几？”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他被带到帕多瓦警署。警察找了一把椅子要他坐下。他说：“我已经坐了整整六个星期了，该好好站一会儿了。”
他吃饭时，有人告诉他：“里根总统要直接同你讲话。”
他来到隔壁房间，抓起听筒。当里根的声音从遥远的美国传来时，这位被“红色旅”囚禁四十二天的美国将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突然溢满了眼眶。萨达特之死1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是埃及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是犹太人的赎罪节。世界上也许就属这种节日最奇特了：人们整日不吃、不喝，也不许抽烟，坐在屋中祈祷。
他们祈祷上天赐予他们幸福与平安，然而得到的却是战争。
凌晨，埃及军队突然越过苏伊士运河，向驻扎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队发起猛攻。
以色列把全部精锐部队调到西奈，阻击埃军，并派部队攻入埃及本土，切断西奈埃军与大本营的一切联系。埃及军队以前给人们的印象是软弱的，可这一次却令全世界刮目相看。它在后路被抄的恶劣情形下死战不退。那许许多多悲壮场面使人听起来不觉眼湿。有的埃及士兵把炸药包捆在身上，与以色列的装甲车同归于尽；有的埃及士兵用身体堵住以军堡垒的机枪口，让其它战友冲上去……一直到停火，埃军始终在西奈半岛屹立不动。
这一仗打破了以色列无敌于天下的神话，使埃及在世界上的威望大增。
从此，十月六日变成了埃及一个重要节日，而组织策划和亲自指挥了这场战争的埃及总统萨达特，一夜间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万人瞩目。2
八年过去了。
这八年里，每年十月六日，埃及都要在纳斯尔城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庆祝那场战争的胜利。该城位于开罗近郊，是萨达特总统为了纪念十月战争而专门命令建造的新城镇。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是十月战争八周年纪念日。
自古以来，埃及的秋天一直以天清气朗而闻名于世，绝少有阴霾的纪录。今天又是一个好天。天刚亮，一轮红日从尼罗河尽头冉冉升起，把金色的光芒洒向纳斯尔城，洒向专门用来阅兵的胜利广场，洒向广场对面那座模仿金字塔的式样建造的无名战土墓。几十面埃及国旗在晨风中飘动。
广场空荡极了。从昨天就来到这里的国民警卫军的士兵们守卫着检阅台。他们象木头人一般纹丝不动地站着，红色贝雷帽下露出一张张黧黑的、神色肃穆的面孔。
国民警卫军司令马斯里将军手搭凉篷向天空望去，脸上绽出一丝笑容。按照埃及人的说法，好天气会带来好运气。他想，今天的阅兵一定会象前几次一样顺利。另外使他高兴的一个原因是：天气晴朗，检阅结束后可以进行空中特技表演。作为萨达特的亲信，他知道总统特别喜欢观看这种表演。总统常为自己拥有这样一支能表演特技的飞行队感到自豪呢。
他看表，九点钟，离正式检阅的时间只有两小时了。他向检阅台走去，准备最后一次检查一下保卫情况。
能够容纳一千多观众的检阅台戒备森严。从昨天到现在，台上台下已不知被检查多少遍了，甚至连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都没放过。世界各地爆炸事件频繁，他可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埃及重演。
检阅台前有一堵齐肩高的矮墙。他在墙边停下，打量它。这是他想出的主意。有了这堵墙，谁也休想从正面冲到总统身边。他把它唤作‘保护墙”。
保护墙前面伫立着一排国民警卫军士兵。沿墙向两侧走去，每隔三米就有一个士兵。他们都提着机枪。检阅台上还站着十几个穿便服的人。
他径自走向台上那些人。他们是秘密警察。检阅开始后，矮墙前的士兵都得撤走，保护总统的任务则由这些警察担负。
每逢阅兵日，萨达特很讨厌在自己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他常对他们说：“走开！我现在是同我的孩子在一起。”他深信军队对自己的忠诚，他称士兵们为“我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