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知道。好了，多尼，去把衣服拿上，快点离开这儿，干我们该干的事。托尼，你知道我想干什么？我自己会干的，我要一瓶凉爽的汽水。”
　　约米·斯巴格提到迈阿密机场迎接了我们，带我们到了小意大利区的乔·普玛饭店，位于哈伦代尔市哈伦代尔海滨大道东1025号，该市和迈阿密市紧连。乔·普玛是布拿诺家族成员，过去一直归迈克·沙贝拉管属。甘兰特死了以后，他就属于“费尔·鲁克·腓利·加科”①的人了。勒菲蒂希望我见一见普玛和另一名入盟党徒史蒂夫·玛鲁卡。玛鲁卡最近刚从牢房释放出来，他比普玛更令人感到畏惧。他样子粗鲁，身高6英尺2，大嗓门，生一双大手。
　　①　鲁克·腓利（Philly　Luckc）：即“幸运腓利”，代号。
　　普玛和玛鲁卡都是鲁克·腓利手下的人，我们和另一名副官手下的人在一起一点也没什么错。问题是布拿诺家族这时的局势很不稳定，勒菲蒂要我和这帮人见面不知道是什么用意，是不是意味着：在勒斯蒂·拉斯苔尼控制下的家族里，哪一个派别哪一个人在哪一边活动争取控制权。不过我知道，普玛和玛鲁卡是家族里的重要分子。
　　勒菲蒂在通过桑多·特拉弗坎特的亲戚开拓另一条道路到达特拉弗坎特那里。据说那人愿意把勒菲蒂介绍给那位亲戚，后者也愿意带他引见桑多。
　　两处相约都没有兑现，那两个家伙不在城里。
　　孙尼打电话对我说，他和布比要乘飞机到这儿来度过悼念日①周末。我打电话给勒菲蒂，把这事告诉了他，因为这要触及到他的势力范围。
　　①　悼念日（Memorial　Day）：美国、美国领地、美国武装部队悼念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公民的法定纪念日。1971年联邦政府规定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为悼念日，大多数州接受联邦政府的规定，但少数州仍在5月30日举行悼念活动。
　　“孙尼明天到那儿去，这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问他可曾和你谈过，因为我想事先让你肯定知道有这回事。他说：‘别担心，勒菲蒂那里没有问题。明天我先见见他，然后再走。’”
　　“我以为，那混帐东西不该到你们那里去，那是我的活动地方啊。”
　　“勒菲蒂，我和你在一起，这你清楚。”
　　“没问题。他去那儿要干什么？”
　　“也许是想来度假。”
　　“你别在胡说八道，什么也许想度假。如果没有我的允许，他就不该到那儿去。谁给他买机票？”
　　“可能是我们吧。不过他说明天要算清楚。”
　　“别骗我了，朋友。”
　　“他是这么说的。”
　　“谁给的权，叫你为他买票？”
　　“勒菲蒂，我能和他争辩吗？”
　　“咦，你真笨。”
　　我挂断了电话。
　　他立即接通了电话：“你混蛋！你怎么把电话放了！”
　　我想象得出，他火冒三丈了。“勒菲蒂，别骂我了。”
　　“我想骂就骂！你混蛋！你——”
　　我断了电话。
　　他立即打回来：“让我和托尼说。”
　　我把话筒给了托尼。
　　“托尼，我要让那个混蛋头脑清醒一点，他在跟谁说话。竟然挂断了电话，谁也不能那样对待我。你最好跟那个家伙谈谈。”
　　“勒菲蒂，你们俩在谈些什么我不知道，”托尼说。
　　“让我同多尼说话。”
　　我接过电话，他也平静下来。
　　“我对你说了，没人负责那份帐单。你告诉那不是东西的托尼，他欠我500块钱，明天把500块钱寄给我。我要崩那个王八蛋的脑袋。朋友，这儿有些事很不妙。明天我要到布鲁克林，把所有问题搞个明白。谁是你的老板啦？”
　　“是你。”
　　“我是你老板。我要乘他没离开以前，到布鲁克林把问题搞清楚。我要你12点钟在俱乐部守在电话旁。叫那个混蛋也守在分机旁。我打电话时，要你们俩都别离开话机。”
　　“我一定叫他守在机旁。”
　　“我要和孙尼搞清楚。他要是不给我满意的答复，我当场就要对你们说些话。”
　　“说什么？”
　　“妈的，老子弄到了3颗手榴弹，谁都不知道。我跟他们交涉完了，叫他们一个个都别想活下去。这家伙明天要是同我胡来，我就把他们一个个炸得满天飞。”
　　“勒菲蒂。”
　　孙尼和布比来了。他们和罗西和我都坐在塔希提餐馆的休息室里。我靴子里装着拿格拉录音机。
　　我说：“我和勒菲蒂一直在一起，不想在半途中让他派我的不是。”
　　“我同他说说，”孙尼说。“注意，我在同你说话，你只管听我说，别插什么嘴。我到这儿来，勒菲蒂是赞成的。我决不会干什么伤害他的事。他照样还和你在一起。他很有能耐，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可是他有点装腔作势。他和你们谈话以后就打电话给我，现在弄得精疲力竭。我现在干的，我不对任何人讲，因此，你们也不要同他说任何东西。我要他知道的事我会让他知道。关于谈话的事我决不会对他讲。他认识我的时间太长太长了，我干什么事从来就不会人手不够。我如果从这儿拿到钱，他拿他的一份，回家睡觉去。”
　　“这6年来，他也帮了我许多忙，”我说，“我可不想和他就你的事进行争执。我们不管干什么，我总是把自己的所得给他一份。我不想让他以为，我在欺骗他。”
　　“多尼，这一帮人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连我的私事也干涉。”
　　“我知道。”孙尼关进牢房的时候，他那一班人马疏远了他。他和妻子分开了，但是他还想负担4个孩子。据说他的钱交到了家族，没有偿还。
　　“这伙人不想打扰我了，”孙尼说。“他们害怕。可是当老板发话，叫他闭上嘴，不准他对我说三道四，他站了起来。现在我回来了，整个局面有了变化。现在我们有了权，这才把他要过来。”
　　“他很听从命令，这事儿也不能有两种选择。”
　　“可是你，什么话也别同他说。他妈的口袋里装着两种酒——你看，他正设法帮助你，但同时也在伤害你。你看，现在什么都是政治。5年前，我向你表示过敬意，我口袋里放着两把枪，谁要是骂我，我就对谁。可是今天不能那么干了。今天得坐下来，一步一步地干。”
　　“说得对，”我和罗西都这么说。
　　“今天你周围都是些年轻人，一个个都比狮子还壮实。而那些老家伙，搞了个七老八十的头儿。七八十岁的老头哪能和我的人相比，因为他那个时代不过20来年的经验，而我这个时代有50多年的经验。我们生活在现代，而不再是那种老黄历了。可就是这一点，他们偏偏不懂。”
　　“说得不错，”我们说。
　　“比如说，像牛仔裤，谁会认为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一个年轻人就想到牛仔裤，看到牛仔裤可以赚钱。那一帮老家伙一辈子也不会穿牛仔裤。他们的脑筋停滞了。我还告诉你们，那些蹲过牢房的人，我还得每个星期给他一百、两百的，他们一个子儿也挣不到。那些喷着雪茄、戴着戒指的这帮大人物把钱都吞下去了。如今的形势变了。”
　　“正是这样，”布比说。他目光转来转去，在打量着来往的一些行人。“那些金发碧眼的女人，有人和她们在一起，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看，他们纯粹是走走转转的。”
　　罗西离开桌旁，出去了一会儿。孙尼对我讲了更多一些情况，因为他把罗西仍然视作外人。
　　我告诉孙尼：“我们的朋友，那个警察，给托尼介绍了一个伙计，此人有些捕鱼虾的船，他用这些船运可卡因和大麻。”
　　“是那位副官把这个伙计介绍给了你们，让他作联络人吗？”孙尼问。
　　“是这样。副官和这个伙计过去有一段时间在一起，保护他运大麻。那伙计什么都干。你明白，我们只是想见见他。我对托尼说：‘让这个伙计一个人讲，我们不想看上去迫不急待地想干这份买卖。我们只是让他讲，看他到底想干什么。’那伙计说，一两个月前，他来看过我们，他只想肯定一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靠得住。”
　　“这事儿我不想同托尼谈，”孙尼说。“如果我们同这位伙计要干什么，由你安排。如果我们弄到一份，可以在暗中进行买卖。我们在这儿待7天。无论弄到什么钱，我们都交上去。对那个伙计说，大麻的事是好事，因为牵连的人不多。你看，我在奥兰多那里有一个车队来来往往。现在，我们所要干的就是对人要极大的信任。我只同你谈，因为你是好样的。你只向我谈。”
　　“对。”
　　“那边的一些混蛋没有用。你谁都不要跟他们讲。我和人谈话总是单独谈。我们就因为谈话还有两个其他的人，我们才被人抓住。现在的纪律非常严格。换句话说，谈话就像这样的方式，只有你和我，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们就不能咬住他，说他搞阴谋。有许多家伙，蹲了5到7年的牢。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我们得隐蔽一点。我们越隐蔽，我们就越灵光。”
　　几天前，治安副官唐纳韦向罗西提出了赛狗场的事。他想知道罗西的人是否对此有兴趣。要收买某些政客。我把这事向孙尼提了出来：“那位警察告诉托尼，他的人带了钱，看看能否在州府塔拉哈西搞到执照。他想得到帮助，让这些事得到保护，这样别人就不好挤进去。”
　　“我们完全可以保护这个伙计。我们要让另一个家族参与，因为那个家族控制着那一带。”
　　“我正是这么看的，他就是要找这样的联系。”
　　“对，我来解决。同时我要和我的杀手们一道去。我们听听托尼的想法。”他向罗西招招手，要他回到桌子旁。“我们在谈论赛狗场的事。”
　　罗西点了点头，说：“他担保过，他弄了两个人在这儿投资，每个人投资100万。但是，他要求保护，所要的就是保护，这样好把这些事放在一起考虑。”
　　“他要什么样的帮助？要谁的保护？”
　　“他来找我，因为你知道，在这儿搞赛狗场，如果没有特拉弗坎特的允许是不可能办到的。这不可能直接要求到。我看出来这正是问题所在。你看，他以为我能为他活动。”
　　“啊，是这样，没问题。但是，把赛场这样的事放在一起考虑，谁行呀？我们要为这个想些办法。他究竟想要什么？”
　　“孙尼，我只是在听，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什么都不说。现在3个赛狗场，每个场子开业4个月，因此，他们互相联合在一起。你现在又提出搞个场子，如果没有人出来控制一下全局，他们肯定会和另外那3个赛场有纠纷。所以他实际想的东西就是要有许可证。”
　　我说：“要么有个人能与坦帕的人坐在一起。”
　　“下次我见到坦帕的人，我来向他说明情况，看他怎么说。如果他说：‘好啊，你们干吧。’那你们就干，谁也不会找你们麻烦。不过，要是他说：‘注意，我已经有了3个场子，还要第4个干什么？’那就吹了，因为你要对他表示尊重。我们给那个副官400块钱，他可高兴？”
　　“啊，高兴，”罗西说。“我一直都在给他钱——200块、300块地给。”
　　“我指的是那一个晚上。”
　　“拉斯维加斯之夜？啊，他高兴。”
　　“我们要对他说，在几个星期以内，我们要搞另外一个场子。我要把我的弟兄们带来，两个弟兄管双骰子赌台。这么干，可能我们这一次真能弄大钱。”
　　家里打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表示不满。“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总要同女儿们一个一个地谈话，问问学校的情况，她们是不是养肥了马——她们养了3匹马，放在路边的牲口棚里。她们关心的主要是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妻子总是说：“乔，你干些什么事儿，给我说一点吧。说一说你在什么地方，讲一讲你干些什么事，我知道了心里也舒服些。别让我心烦意乱了。”
　　我总要给她讲一些情况。如果孩子们为我担心，我就说：“没什么可担心的。那帮家伙蠢得要命，连纸袋子包住他们，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出来。”
　　开支问题，家里的事，孩子的事，这些问题我样样都无能为力。这里的事儿太多，佛罗里达那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停，弄得我7个星期都没能回家。
　　我大女儿毕业了，我回了家，那是在6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我是个陌生人。一个月前，我妻子刈草时踝部跌伤了，缝了6针。这事儿她没有提过。我的女儿们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习气，只是令人沮丧，因为我不在家，没能及时处理。有一次我独自一人，用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