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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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人有误解，以为党徒一伙人个个都是大酒鬼、大恶棍。一部分人是这样——大部分是年轻人在吸毒，他们比年长的人所占的比重要大。可是有许多党徒干的你并不能都说有什么不好。托尼·墨拉杀了二三十人，可是他只喝加苏打的饮料。
作为一名隐蔽特工，尽管你是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但是你所打交道的人仍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你还得遵循现实世界的准则。这些准则包括：你怎么样树立自己的标准，自己的信誉，以及你的人品。我认识一两个从事隐蔽工作的伙计，他们的确吸毒，只是因为他们以为那么做就能打成一片，或是表明自己是坚强的党徒。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你做人的标准和个人的品格是不能妥协的。精明的党徒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行为。你看上去像个什么大人物，可是你没有自己的思想，因而也没有力量。
我不吸毒。正因为我是在干隐蔽工作，我也没有学着吸毒。如果我在外面因为工作需要而吸毒，我以后怎么说服孩子不要吸毒呢？
我不吸毒还有一个原因，一个很实际的原因。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总有一天我完全要为我们参与的这些案件出庭作证。我不能撒谎。我不想以吸毒、酗酒或干任何表明我缺乏人品和个性的事来损害我的信誉，以致冒着丧失信心的危险。
当时在关键时刻我没有想到这些，那个家伙递可卡因给我的时候我也没有仔细想过。我当即作出了反映，因为我干隐蔽工作以前，我在头脑里就已经有了界线，明确了自己的首要任务和工作准则。
在任何情况下，我要完成我想干的事。后来我参与到贩毒活动中，谁也没有为我个人输送毒品。
有一次，我在迈阿密和弗茨一起工作了一周。我对吉里及其一伙打了招呼，说我要到那儿去。但是我没有回告他们要找我所拨的电话号码。
事实上他们曾经要找我，因为他们正在准备干一桩很大的买卖，要我参加。
他们在佛罗里达有联系。桂多对我说，他在佛罗里达干了9年的贩毒交易。尤其是在基·威斯特一带，他在那里的联络已发展到警察部门和该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维尼对我说，他有个朋友在斯塔藤岛上有个苗圃，他在那里种植大麻，面积很大。到了8月份收割以后，桂多就运到佛罗里达走私。
这一次他们得到了消息：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附近那里有一幢房子，他们很容易得手25万美元现金。行动只要4个人。他们和我没能联系上，吉里就和桂多、帕特希及弗兰克合在一起。我回到纽约时，他们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他们的抢劫成功了，但那是一场劫难。
他们在佛罗里达的消息提供者说，一位年长的夫人在保险柜里存放了现金和钻石。桂多在迈阿密为干此事买了撬保险柜的工具。他们来到了这幢房子，亮出了侦探徽章，对那位夫人说，他们正在从事侦探工作，需要进屋。进去后，他们用手铐铐住了那位夫人。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保险柜，也没有25万现金。
他们发现天花上有子弹穿孔洞，银行存折上表明：头一天从保险柜取出了大量的钱存在了银行，剩下的现金不多。在他们除去了飞机票、抢劫工具及其他费用以后，出门时只有600美元。
原来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但是为时已晚。后来那位消息提供者补充了事情发生的原委：那位夫人的丈夫已经死了，留下了25万美元的遗产。他答应把大部分钱给他的侄子。可是那位遗孀不喜欢他的侄子，不想把钱给他。侄子来取钱，企图威胁那位夫人。他掏出了手枪，对着天花板放了两枪。可是，她没有交出钱。第二天，她把钱存放在保险柜里，那正是桂多和吉里去偷盗的头一天。
“如果我事先知道了这个情况，”桂多对我说。“我决不会去干那种事。”
吉里从飞机场那里弄到1，200只女式和童式手表。他把样品带到了店铺。像以往一样，他给了一只给我，如果我能推销，他就都给我推销。那一只是样品：石竹花牌。
与此同时，他已找到了一个有意向的买主。有几个伙计对一部分赃物表示了兴趣。第二天下午，我们待在后室里，那两个家伙走了进来。
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我认识。我隐蔽以前在汽车拦截小队工作，两年前他受控拦截而遭到逮捕。
我在纽约时，在街道上工作只干了几个月，似乎没有逮捕几个人。如果你逮捕过什么人，一般说来你能记住这个人。我能记得他的面孔，还记得他的名字叫乔。正如任何恶棍一样，他通常也能记得逮捕过他的警察。正好是这种事落到了你的身上。眼下就是这样的局面。
他们介绍了我。乔认识别人，但不认识我。我注意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反应。我不打算找什么借口要求离开，因为他可能会因此而想起什么。如果真是那样，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我会知道。如果我离开了，他想起了什么，我回来可以打个埋伏。我注意他的表情，他的眼睛，他的手。
他们商谈手表，商谈价格。我决定要和他搭话。有时候，如果坏家伙对你感到紧张，他在谈话中躲躲闪闪，只想回避你。我估计，如果我同他谈话，我能知道他的反应——他要么很随便，要么想回避和我谈话。我要弄清楚，因为正好有个好机会，使我可以和他搭上腔。
“我想问一下，”我说，“电子表你们能用得上吗？”我带了一只，拿给他看。
“这表倒不错，”他说，“什么价？”
“你买的多，给你每只20美元。”
“我回去查查看，再告诉你。在哪儿能找到你？”
“我每天都在这儿，”我答道。
谈话很正常，他的反应没有什么不自在。他们又谈了一会就走了。整个谈话时间大概只花了20分钟。那家伙根本不和我多谈。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对此你毫无办法，除非你振作精神。
几天以后，我问吉里：“乔和另外那个伙计，他们买不买这些表？”
他说：“买呀，他们买了我的一部分。不过，你的表他们可没有找到市场。”
吉里那一伙人当中，经常有人问我有没有好的路子贩运大麻和可卡因。我未置可否。那时候，我只是把我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向联络特工汇报，还没有涉及到毒品方面。当时，联邦调查局对毒品方面并没有花多大精力。对于小规模的毒品走私活动我们不想涉及，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当局许可买毒品，不可能不受到检查。因此，我们的行动仍然处在买卖搜查的标准上，要是碰到一个就搜一个，我们的整个行动计划早就告吹了。因此，为了不使我长期隐蔽行动过于复杂化，我应该与毒品交易明确划清界限。
桂多到店里来找我，问：“今天有安排吗？”
“没有，我准备出去溜达溜达，今天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回答说。
“和我一道出去一趟，我要到新泽西去。”
我们驾着吉里的蓝色1976卡迪拉克轿车。我们穿过韦拉扎诺·纳罗斯大桥到达斯塔藤岛，在岛上转了一会儿又回头过了大桥返回到布鲁克林。
我问：“你不是说要到新泽西去吗？”
“是的，要会个朋友。”
我们行驶在布鲁克林——奎英斯高速公路上，驶过布鲁克林大桥开往曼哈顿，从罗斯福大道向北行驶。桂多在斯塔藤岛转了一会儿，显然是要行驶安全，确保没有人跟踪。我们过了乔治·华盛顿大桥到了泽西市，从巴里萨的斯大道往北行驶。
中午稍过了一会，我们到达了新泽西的蒙特维尔。在萨米特公路和斯普林·瓦留公路的交叉口，桂多停了车，到电话亭子里打了个电话。然后回到车上，我们就坐在车里。
“等一会儿，”他说。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一辆黑色的奥茨轿车停在我们旁边。开车的招招手，要我们跟在他后面。我们跟在后面向北行驶了几分钟，过了新泽西边界线到了纽约州。我们来到珀尔河边的一个商业中心。桂多和那人下了车，在交谈。那家伙有6英尺高，体重180磅，蓄着黑色胡须。桂多招手要我下车。
那家伙打开他的大箱子，里面有4只纯棕色的纸板盒子，我们把盒子转移到了桂多的大箱子里。
桂多问：“有多少？”
“给了你98磅，”那人说，“你就付给我98磅的钱就行了。”
我们回到车上，往布鲁克林开。
桂多指着箱子里的大麻，说道：“在哥伦比亚，我们1磅就赚275美元，以寄售方式。我还能搞到175磅。那伙计说，他还可以向我们提供可卡因，但不是以寄售方式。现款交货。”
我把纸盒子卸下车，放在吉里店铺的后室里。第二天我进去的时候，纸盒子全不见了。他们不把毒品放在店铺里。桂多递给我一小袋样品。那还没有脱净，有梗子、叶子、种子。他问我：“想想看，能不能推销掉？”
“不太清楚，”我说。“在我的朋友当中从来没有干过这类东西。我要打听一下。”
我把样品放在身边保留了几天以后，交还给了他。我说：“我打听的人都不要。”
据我的观察，这些党徒自己并不吸毒，他们对此有严格的规矩。如果他们都是吸毒者，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确有可能在试探我。事实上，你和这些家伙在一起，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你是搞抢劫，捞钱。
根据黑手党的传说，据说他们有禁止吸毒的法规。往日里，搞毒品买卖赚不到大钱，他们不干这一行。如今这买卖能赚大钱，什么法规也就遗忘了。正如干别的事一样，黑手党对于只要能赚到钱的事，没有不干的。
有一天早上，吉里坐在店铺后室的桌子旁边，在一些表格上填写什么。
他说：“我有些申请表格要填。”
这些都是小型企业管理局借贷申请表。他对我说，他们在管理局里有个伙计，负责借贷。因此，吉里就填申请表，全是伪造，所有的栏目都胡乱填写：乔·克拉普，是个废品行贩子，假公司，假地址。填好以后，他就交上去，局里那个伙计就批准了。那时候，小型企业管理局势头很大，有各种各样的资金。只要申请表填得合理，申请的数字不太高，不要引起人们注目，一般局里不会作什么大的改动。吉里也就申请20，000美元这一类的数目。他们雇用的在局里工作的那个家伙就批准，给他20，000美元，自己拿5，000美元，吉里拿15，000美元。
最大的问题是你用不着偿还。因为申请表上填的内容全是假的，他们怎么可能找到你呢？吉里就这么干过几次。
又有一天，我去了俱乐部，吉里不在那儿。我问维尼：“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吉里和桂多有个追捕任务，”他说。“他们要找个人，要把他干掉。”
关于杀人的事，你别问什么。如果他们要让你知道，他们就会告诉你。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地得到情报。所以吉里回来以后，我就问他：“你们到哪儿去了？”
他说：“我和桂多找一个人。”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干？”我问道，好像以为要干抢劫一类的事。
他渐渐地谈到关于即将要干的一桩抢劫的活动。我还想把话题绕到他们追捕的那个人身上，但是他不肯谈。他不肯告诉我，这也不是什么不正常的。我算什么？那时候，我只不过是和他们才混几个月的伙计，更不用说我还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你要是干一桩什么事，你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不知道这次的凶杀是否下了手。惩罚人的事你不好乱议论。我在和黑手党党徒打交道的岁月里，他们有时候也围坐在一起，议论他们往日干了多少工作——“工作”就是指凶杀。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从来不谈论凶杀的某个具体人，也不谈论即将凶杀的是什么人。如果凶杀中出了差错，他们稍后一些时候会坐下来作为谈笑的话题。
有一次，我和勒菲蒂·鲁吉埃诺一道出去，来到小意大利区他开办的交谊俱乐部里。他和一帮党徒正在谈笑一桩工作。他们要凶杀一个人，对这个人尾随了一个星期，寻找机会下手。后来，他们得到通知凶杀取消，不要杀那个人，原来他们搞错了跟踪对象。他们差一点杀错了人。他们把这种事视为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