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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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这一地段上的危机已经过去了。当我掉转马头，回目张望时，不禁毛骨悚然：我军散兵线正在缓慢地后撤，甚至连枪都不打，白匪军的散兵线在后面追赶；在200高地上，出现了敌军骑兵，大约有150人，正在展开队形，准备冲锋。
我冲到高地附近，看到一个可悲的场面。红军战士的散兵线停住了，白军距他们只有20米，站在前面的两个军官挥舞着马刀高喊：
“投降吧！”白匪军的骑兵正向这里冲来。
我高喊着“乌拉”，掠过自己的部队前面，来到两军之间。红军战士们立刻投入了肉搏战。两个白匪军当即被刺死，一部分敌兵向后逃跑了，其余的举起了双手。敌骑兵已冲到跟前，他们的脸都可以看清了。我来不及下达命令，就用手枪向近处的敌骑兵射击。身后传来我军战士射击的枪声。敌军的马匹和骑兵在我的眼前纷纷倒地。又过了一会，白军骑兵都逃跑了。
我们一鼓作气拿下了控制周围地区的那个高地。但是，继续进攻已经没有力量了。战士们开始挖战壕。指挥员在调整散兵线，填补空当，组织整个防线各段之间的联系。
不久炊事车来了。战士们盛满了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大家也给我盛了饭。团政委杰尼索夫从左翼骑马来到了这里，他也精疲力竭了。
休息片刻之后，杰尼索夫和我又到各营各连去，向战士和军官们说明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并与友邻部队恢复联系。我们一直忙到深夜。
我们总结一天的战斗。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敌人已从维亚特卡河岸被赶走，这就可以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河。我团在主要方向上已向前推进15—20公里，从两侧控制住了马马得什至耶拉布加的大道。
但这一天我们的损失也很大，特别是指挥人员伤亡很大。副团长马马林和共产主义营营长热列兹金负伤，部队失去了季亚科诺夫和舍夫佐夫两位营长，还有几位连长，其中包括我在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同学尼克，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
由于缺少指挥人员，我们决定按编制员额把5个营合并为3个营。
我任命1营长谢尔盖耶夫为我的副手。前沙皇军队的军士库兹明接替了他的职务。2营长仍然是布哈尔金，3营长是安德里亚诺夫。
现在，团部有许多科、股、处，可在那时是没有的。全部作战文书都装在团长和他的副官的皮图囊里。我通过通讯员和电话向各营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之后，在日出时就和政委一起骑马到阵地上去了。
在山谷中，野战炊事车已经冒起缕缕炊烟。战士们努力把一天的饭都吃进肚子。大家邀请我们一起吃。政委和我每人喝了一小锅汤。
这时，右边响起了枪声。敌人蠢蠢欲动了。但我们没有急于进攻。我们要趁黎明给火炮定位，并组织各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为此，我和政委立即登上了地图上标明的200高地。
敌人在我右邻部队的地段上活动频繁。昨天，高尔察克白匪军的预备队，在敌卡马河区舰队的炮火支援下，沿卡马河岸发起了进攻。枪战已经发展到我团右翼。我让政委留在高地上，自己骑马跑到山脚，向穆尔济哈村驰去。在那里，我看到友邻第43团各营正全线败退。 白军排成整齐的散兵线跟在后面，相距大约1公里。榴霰弹在红军战士的头顶上爆炸。他们忽儿挤作一团，忽而又四散奔逃。指挥员们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想制止败退。
在穆尔济哈村，我遇到了炮兵连长，他们连的炮位就在村外，我命令他向正在进攻的敌军开火。在这个村里，我还遇到了我们团的骑兵侦察队，共有40人，菲利普·古里亚诺夫带队。他立刻举着红旗前支增援。
我看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身穿水手服的人加入了侦察队行列。他骑着一匹没有鞍子的马，手中拿着一条长鞭子。他无情地抽打败退的人群，每抽打一下都要用水手常用的话骂一句。当败退的士兵开始向后转时，这个勇猛的骑手骑着他那没有鞍子的马向南、向卡马河岸奔去。他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感到很可惜，他完全可以编入我团的骑兵侦察队……
白匪军的攻击被打退了。他们被我军的大炮和机枪打得抬不起头来。
这时，我得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师政委佩拉耶夫身负重伤。他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是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的灵魂。他多次参加激烈的战斗，不知有多少步枪和机枪的子弹曾向他发射，但他仍然活着，震慑着敌人，鼓舞我们去创造光荣的事业。可现在，在穆尔济哈村，他遭到了不幸。
回到高地后，我看到我团的战斗队形已经整顿好，准备出击，就和政委决定转入进攻。我们带部队沿大路经过阿尔马拉村，向耶拉布加实施主要突击。
我们把共产主义营、步兵和骑兵的侦察队留作预备队。当我确信营长们都已正确理解了任务之后，就骑马来到了炮兵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
在那里，我见到了炮兵营长。团进攻地段共有7门大炮。当时有7门大炮掩护一个团已经足够了。部队展开队形，开始向前推进。越过高地的南坡，穿过伸向北方的大道。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军后方，不知是谁的火炮向1营的散兵线轰击，炮弹一个接一个地落到部队最密集的地方。是谁打得这样准？是敌人的区舰队沿卡马河冲到了我军后方，还是我们自己的炮兵，像常说的那样，“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我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自己人。在科特洛夫卡村北面的232高地上，有两门大炮正在直接瞄准射击自己的部队。我们无法同他们联系，只得派去两名骑兵侦察员，同时，在教堂的钟楼上挂上了红旗。
不久就查清，轰击我团进攻部队的是我军江河区舰队陆战队的大炮。由伊万·库兹米奇·科扎诺夫指挥的“黑政委”陆战队（这是高尔察克匪帮给他们起的名字），经过顽强战斗后在科特洛夫卡村附近登陆，并占领了制高点。他们看到我团进攻部队的散兵线越过200高地的山脊，就误认是白军，于是就轰击起来。也许是穆尔济哈村钟楼上的红旗起了作用，也许是我们的侦察员赶到了炮阵地，轰击停止了。发生这种令人懊恼的事，是由于缺乏通讯器材和及时的互通情报。
这场混乱大约耽误了1个小时，敌人马上利用了这个机会实施反冲击。这次敌人投入的力量比上午大。我立刻把留作预备队的共产主义营投入战斗，接着，我带领骑兵侦察队向前冲去。
没有时间、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搞复杂的机动。我只好大喊一声：“跟我来！”就向白匪军冲去。
敌人正气势汹汹的向我逼来。只剩300米了。走在前面的是军官，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身穿长袍、手拿十字架的牧师。他就在我的正前方。很显然，牧师参加冲锋，说明敌人的力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谁的意志坚强，谁就能取得胜利。我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战士。他们步伐坚定，队伍整齐，简直象在受检阅。不用说大家都明白，要用心理战对付心理战。两军默默地接近，没有“乌拉”的喊声。
这时，我感到左手受到猛烈的一击，接着是一阵剧痛。我的马倒了。我意识到，马被打死了。但是为什么左手火辣辣地痛，我一时没有想到。我的脚卡在马镫里，右手还握着缰绳。传令兵骑着马跑到我跟前，跳下马来。我从马镫里抽出双脚，一句话也没说，就飞身上了传令兵的马。我好象忘了左手的巨痛，仇恨地怒火在胸中燃烧。
我举起手枪，使出全力喊道：
“乌拉！”
红军战士们也随声喊了起来。竭尽全力向前奔去。战场上，“乌拉”的喊声冲上云宵，又向远方滚滚而去。
敌军的散兵线被撕裂。敌军官死的死，逃的逃。牧师也落荒而逃。在跑动时他的长袍下摆向两边飘起，活象乌鸦的翅膀。
“喂！穿长袍的，你这个坏蛋！”
我愤恨的骂道。我本想去追他，但这时古里亚诺夫的骑兵侦察队超过了我，他们高举着明晃晃的马刀向前奔去。
我一回头，看到师长阿津正沿大道飞奔而来。他骑着一匹乌黑色的马，身披黑色的毡斗篷，战刀在头顶上闪耀。骑兵第28团的两个连紧跟在他的后面。也举着明晃晃的马刀。骑兵和步兵的“乌拉”声震天动地。我军炮兵已把炮火转向阿尔马拉村。
阿津超过我时，喊了一声：
“你好！”就往前冲去。
骑兵们紧跟着他直向敌军后方杀去……
我骑马跑进了阿尔马拉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我从马上爬下来，把身子靠着井台旁的取水吊杆。左手的疼痛越来越剧烈。
此时，1营长库兹明跑了过来，看到我的伤势，立刻召呼卫生员来救护。
枪声已经停了。我记不清是谁从我手中取下了缰绳，是谁把我扶进屋。我仿佛在睡梦中听到一个人轻声说：
“他在发高烧。”
我睁开眼，看见政委杰尼索夫在我身旁。他递给我一个水壶。我喝了几口，感到嗓子火辣辣的。那水壶里不是酒精就是伏特加。左手被包扎好了。
酒精使我提起了精神。
“战斗怎么样？”
“敌人跑了。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明天上午，我们可以占领耶拉布加。”
大家想把我运到哪儿去，我并不关心。我觉得困得要死，浑身疲乏已极。我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对政委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走后你和谢尔盖耶夫指挥吧！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告别了。临走前，杰尼索夫问：
“党证在身上吗？”
我在衬衣口袋里摸到党证，回答说：
“让它留在我这儿吧！”
经过两天的战斗，阿津的第28师右翼各团，粉碎了盖达将军指挥的集团军所属克拉斯诺乌菲姆第1团、卡施特姆第2团、帕夫洛达尔第58团、萨扬第59团、贝加尔第10团和上乌金第12团，并向前推进了50公里。
敌军望风披靡，未经战斗就放弃了耶拉布加。他们根本守不住这个城市，因为我进攻部队与F·A·斯米尔诺夫的江河区舰队相互配合，把这座城市围得象个铁桶一般。如果白军留在城内，他们将被围歼。开进耶拉布加的是我第39、第40、第43团和科扎诺夫的陆战队。
占领了耶拉布加城以后，第28师前出到战役地区，对敌翼侧形成包围之势，威胁着敌军后方。我第5和第2集团军之间的缺口缩小了，又恢复了协同行动。敌军战线岌岌可危，这种形势很快又影响到敌军后方。乌拉尔的工人和西伯利亚的劳动群众，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更勇敢、更坚决地展开了反对高尔察克匪帮的斗争。
在那些岁月里，红军战士所表现出的对革命、对列宁党的忠诚和英雄主义精神，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躺在大车上，走了很长时间。道路崎岖，猛烈地摇晃常常 把我惊醒。脑袋里嗡嗡作响，身上一阵热、一阵冷。
在马马得什我才完全清醒过来。团卫生主任赫梅廖夫正站在我的床边为我诊脉。他留着黄中带红的小山羊胡子，长着一对蓝眼睛。他说：
“现在已经一切正常了。失血过多。应该躺几天。”
但是，我躺不住，闲得难受就翻阅起一堆报纸来。
……美、英、法、日等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政府，决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高尔察克，承认他是俄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德国以后，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前一个多月，同盟国最高会议讨论了“俄国问题”，决定增加对高尔察克的白卫军的援助。5月26日，向高尔察克发出了关于有条件的承认他为俄国最高统治者的照会。在照会上签字的有：美国代表威尔逊、英国代表劳埃德·乔治、法国代表克莱曼梭、意大利代表奥兰迪、日本代表西园寺。照会中说，这些国家愿意帮助高尔察克将军的政府和一切与他们合作的人，向他们提供部队装备、补给品和弹药等。
交换条件是：占领莫斯科以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俄国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外高加索以及其他几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的关系无法调解，则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际联盟；承认和平会议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的命运；最主要的是：高尔察克要承认沙皇对外国所欠的债务……
报纸读得厌烦了，我想起了部队。
卧床的3天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还没满3天，我就渡过维亚特卡河，回到了耶拉布加。
我归队的事应该向阿津报告。巡逻的战士告诉我，师长两小时之前从前沿回来，住在神甫的房子里。
我走到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