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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章

官场现形记-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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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刁迈彭等到后任接了印,便向后任说:“从前在此地住的有一位张军门,如今死了。他的家眷因为军门去世之后,官亏私亏共有二百多万,一齐托兄弟替他经手,把家产抵还清楚,现在分文不欠。恐怕再有人讹他,所以托兄弟替他禀明上头,并在道、县各衙存案,以免后论。兄弟适因交卸,未曾赶得及办理此事,现在只好费老兄的心了。”说罢,便把替张太太代拟的禀帖以及抵押据,还有捏造的人家还来的借据,一齐抄粘禀帖,请后任过目。后任因为他是钦差,上头圣眷优隆,将来不免或有倚靠他的地方,所以于他委的事,绝无推却,赶着签稿并送,第二天就详了出去。诸事办妥,方才到张太太那里报信。上头的批禀来不及,只好拿了道、县的批头给张太太看。又讲给张太太听道:“现在你生怕我走了,没有对证。如今好了,道里、县里一齐存了案,又禀了省里三大宪,将来没有不准的。不过批禀一时还不得回来。将来禀帖批过之后,新道台少不得要来招呼你的。而且道里、县里都存了案,他俩就是活对证。他们走了,就是后任换了,有案卷存在他们衙门里,终究赖不脱的。如今这事办得万妥万当,人家只晓得是你抵押到我名下,那洋人决计不会来找你的了。就是再有话说,不要你出头,道里、县里就会替你出头的。你说好不好?”张太太又问那张笔据。刁迈彭道:“附在卷里,你也不拿,我也不拿,是中人替我们守着,那是再要妥当没有。”张太太默然不语。
刁迈彭又忙着说:“现在我就要走了,倒是我经手的帐,总要交代了才好走。一切生意都是我手里放出去的,一时又收不回来,少不得找个靠得住的人接我的手。”说着,便喊一声:“来!你们把七大人请进来。”又回头对张太太说:“这是我的堂房兄弟,就是上回荐给你在上海管事情的。我去了,只有他可以接我的手。如今先叫他进来见见大嫂,以后有什么事情,大嫂就好当面交代他了。”说着,七大人进来了。穿的衣服并不像什么大人老爷,简直油头光棍一样。张太太此时迫于刁迈彭面子,只得同他见礼。
刁迈彭道:“我这兄弟只能总其大纲,而且他一个人亦来不及。现在兄弟又把上次问大嫂要去的几个差官留心察看,见他们办事都还老练,我特地挑了又挑,挑出七八个真正尖子,几注大生意,每一处派他们一个去管理银钱帐目。”张太太道:“他们字都不认得,当得了吗?”刁迈彭道:“为的是自己人,无论如何总靠得住些,就是字不认得,数目是总认得的。”因为不够,又把本宅的帐房一齐派了出去。刁迈彭一面分派,一面又叫拿笔砚把他经手的生意以及现派某人管理某事,仍托本宅帐房拿张八行书开了一篇细帐交代了张太太。自从张太太请他经手这些银钱,某处生意,某处生意,不过嘴里说得好听,始终没见一张合同,一张股票,一个息折。大约现写的这片帐,在他就算是交代的了。好在张太太是女流之辈,尽着由他哄骗。至于一班帐房,一班差官,因见大家都派了事情,也就不来多嘴了。交代清楚,刁迈彭便跪下磕头辞行,照例又叮嘱了几句。张太太少不得也说几句客套话。然后刁迈彭拱了拱手,带着兄弟而去。
且说刁迈彭的兄弟就是上回所说的做丝厂的挡手的刁迈昆了。这人最是滑不过。但是刁迈彭有些事情自己不能去做,总是托了这兄弟去做。兄弟有利可图,倒也伏伏帖帖听他的使唤,做他的联手。这遭刁迈彭赚了姓张的二百几十万银子,自己实实在在有二百万上腰。下余几十万,这里五万那里三万,生意却也搭的不少。其中就算这兄弟经手的丝厂略为大些。当初原为遮人耳目起见,不得不如此。等到后来张太太把抵押的凭据票了上头存了案,他却无所顾忌了。但是还怕兄弟并那张太太手下一班旧人说出他的底细,特地替兄弟捐了一个道台,一面在上海管事,一面候选。其他张府帐房、差官等等,凑拢不过十几个,面子上每人替他预留一个位置,其实早同挡手说明,派的都是吃粮不管事的事情,没有一个拿得权的,不过薪水总比在张府时略为丰润。这班人有钱好赚,谁肯再来多嘴。歇上三五个月,有另外荐出去的,也有因为多支薪水歇掉的。总之:不到一年,这班人一齐走光,张太太还毫无知晓。
等到张太太拿不到利钱,着急写信到上海来追讨,刁迈昆总给他一个含糊。后来张太太急了,自己赶到上海来,东打听,也是刁家产业,西打听,也是刁家股分,竟没有一个晓得是姓张的资本。于是赶到丝厂里找刁迈昆,说是进京投供去了。问问那班旧人,都说不知道。张太太又气又急,只得住了下来。虽然没有赶他,却也没有睬他。自己又是女流之辈,身旁没有一个得力的人。干急了两个月,心想只得先回芜湖,再作道理。谁知看了日子,写了船票,正待动身,倒说忽然生起病来。张太太自到上海,一直就住的全安栈,一病病了二十来天。在芜湖来的时候,本来带的钱不多,以为到了上海,无论那一注利钱收到手,总可够用,那知东也碰钉子,西也碰钉子,一个钱没弄到,而且还受了许多闲气。等到想要回去,原带来的钱早已用没了,还亏当了一只金镯子,才写的船票。后来病了二十几天,当的钱又用得一文不剩。上海无从设法,无奈只得叫同来的底下人写信回家取了钱来,然后离得上海。
等到一到家,刁迈昆的信也来了,说是:“刚从北京回来,大嫂已经动身。兄弟不在上海,诸多简亵。”但是通篇并无一句提到生意之事。张太太又赶了信去,问他本钱怎么样,利钱怎么样。他一封信回来,竟推得干干净净,说:“上海丝厂以及各项生意原是君家故物,自从某年某月由大嫂抵与家兄执业,彼此早已割绝清楚。如不相信,现有大嫂在芜湖道、县存的案,并前署芜湖道申详三宪公文为据,尽可就近一查,届能欺骗”各等语。信后又说:“大嫂倘因一时缺乏,朋友原有通财之义,虽家兄奉使外洋,弟亦应得尽力,惟以抵出之款犹复任意纠缠,心存影射,弟虽愚昧,亦断不敢奉拿”云云。
张太太接到这封信,气得几乎要死!手底下还有几个旧人都怂恿他去告状,当下化了几十块钱,托人做了一张状子,又化了若干钱,才得递到芜湖道里。芜湖道检查旧卷,张某人的遗产早已抵到刁钦差名下,有他存案为凭,据实批斥不准。张太太心不服,又到省里上控。省里叫芜湖道查复。这个挡口,刁迈昆早已得信,马上一个电报给他哥。他哥就从外洋一个电报给芜湖道,说明存案之事。任你是谁做了芜湖道,只有巴结活钦差,断无巴结死军门之理,因此张太太又接二连三碰了几个钉子。不但外头放的钱一个弄不回来,就是手里的余资也渐渐的销归乌有。因此一气一急,又生了一场病,就此竟呜呼哀哉了!一切成殓发丧,不用细述。
但说刁迈彭在外洋得了这个消息,心上虽是快活,然而还有一句说话道:“他那所房屋极好,我很中意,现在不晓得便宜了谁了!”
做书人做到此处,不得不把姓刁的权时搁起。单说姓张的家里自从正太太去世,家里只留了三个寡妇姨太太。此时公中虽然无钱,幸亏他三人还有些体己,拿出来变变卖卖,尚堪过活。而且住着一所绝好的大房子,上头又没有了管头,因此以后的日子倒也甚为安稳。
有日家里正为张军门过世整整三足年,特地请了一班和尚在厅上拜忏,就把他夫妇二人的牌位用黄纸写了,供在居中,以便上祭。这日约摸午牌时分,三位姨太太正穿了素衣上来哭奠。正在哀哀恸哭之时,忽然外面跑进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进来。这人是个瘦长条子,面孔雪白,高眉大眼,仪表甚是不俗。虽是便衣,却也是蓝宁绸袍子,天青缎马褂,脚下粉底乌靴,看上去很像个做官模样。家人们见他一直闯了进来,又想拦又不敢拦,便问:“老爷是那里来的?请旁边客厅上坐。”那人也不及回答,但见他三步并做两步,直走至供桌前跪倒,放声痛哭,哭个不了。一面哭,一面跌脚捶胸,自己口称:“儿子不孝,不能来送你老人家的终,叫我怎么对得住你呢!”一面数说,一面还是哭个不了。众人听了他的声音,都为奇怪,暗想:“我们军门那里来的这个大儿子?”但是看他哭得如此伤心,又不敢疑他是假,只得急急将他劝住,问他“一向在那里,几时来到此地?”他擦了擦眼泪,一见有三个穿素的女人,晓得便是三位老姨太太,立刻爬在地下,磕了三个头,口称“姨娘”。
行礼起来归坐,不等众人开口,他先说道:“我今日来到这里,我若不把话说明,你们一定要奇怪。我的母亲刘氏,原是老人家头一位姨太太。彼时老人家还在湖南带兵。有天听了朋友一句玩话,立时三刻逼我母亲出去,一刻不能相容。其时我母亲已耽了两个月的身孕,老人家并没有晓得。亏得我母家彼时手里光景还好,便把咱老娘接到长沙同住。后来等我养了下来,很写过几封信给老人家,老人家一直置之不理。后来等到我七八岁上,忽然老人家想到没儿子的苦。不知那位晓得我母子的下落,便在老人家面前点了两句,听说老人家着实懊悔。不过此时老人家已经得缺,恐招物议,没有敢认,然而却是常常托人带信,问我们母子光景如何。后来又过了十几年,老人家已补授提督,我的母亲亦去世。其时我已有二十多岁了,好容易找到从前做狼山镇的黄军门,晓得他同老人家把兄弟,我就去找他把话说明,托他到老人家跟前替我设法。黄军门就留我住在他衙门里;后来又带我到镇江,见过老人家一面。彼时正议续娶这一们姨母,原说是没有儿子的,所以仍旧不敢认。我回家再三托黄军门替我位置。以后每年总寄两回银子给我,每次三百两,一年六百两。娶亲的那一个,又多寄了一千两,都是黄军门转交的。又过了三四年,黄军门奉旨到四川督办军务,就把我带了过去。其时我已经保到都司衔候补守备。在四川住了五个年头,接连同土匪打了两回胜仗。总算官运还好,一保保到副将衔候补游击。这个挡口,想不到黄军门去世。幸亏接手的人很把我看得起,倒分给我四个营头,叫我统带进来。几年家里的情形,除掉老人家告病及老人家去世,我是知道的。但是相隔好几千里,又恐怕家里大娘不肯认我,所以一直连封信都不敢写。如今是有差使过来,到了汉口,碰见黄军门的大少爷,才晓得这边的事。心上惦记着这边父母同已去世,不晓得家里是个什么样子,所以特地赶过来看看。原来家里还有三位姨娘,料理家务,那是极好的了。”
这一番话,说得三位姨太太将信将疑。大姨太太年纪最大,晓得旧事,知道张军门是有这们一位姓刘的姨太太,为了不好赶出去的,后天下落,亦从未见军门提过,至于儿子,更是毫无影响了。那人见三位姨太太怔住不响,晓得他们见疑,忙从靴子里取出一搭子信来,一面翻信,一面说道:“我的名字叫国柱,还是那年黄军门要替我谋保举,写信给老人家,叫老人家替我题个名字,后来回信,就题了这‘国柱’二字。这里还有老人家亲笔信为凭,不是我可以造得来的。而且我还有一句话要预先剖明:我现在也是四十岁的人了,功名也有了,老婆也娶了,儿子也养了,有现成的差事当着,手里还混得过,决不要疑心我是想家当来的。”一面又叫跟班的把护书拿来,取出好几件公事。据他说,全是得保举的凭据,上头都有他的名字,翻出来给人瞧。三位姨太太瞧了,亦似懂非懂的。当时大家便问他:“吃饭没有?”他说:“一到这里,才落了栈,没有吃饭就赶了来的。”又说:“我是自己人,不用你们张罗,我也用不着客气。至于我到此只能耽搁几天,找和尚拜两天忏,灵枢停在那里,你们领我去磕一个头。事情完了,我就要走的。”
虽然说得如此冠冕,人家总不免疑心。他自己亦懂得,赶忙吃过饭。回到寓处,取出一张五千银子的银票来,仍回到公馆里来,托这边帐房里替他到庄上去换银子。银子换到,马上交出三百银,作为拜忏上祭之用。慢慢的又同三位姨娘讲到家里的日子,晓得公中一个钱都没有,三位姨娘都是自吃自的,便说:“我这回银子带的不多,回来先拿五千银子过来,以备公中之用。至于三位姨娘缺钱使用,等我写信往四川再汇过来。”人家见他用钱用得如此慷慨,终究狐疑不定。
大姨太太私下便出主意,说:“他倘是真的,而且做了这们大的官,很可以叫他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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