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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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本书和我的《音乐辞典》（我一直是不时搞这部书的）以外，我还有别的几部次要的作品，都整理得好好的随时可以出版，我准备把它们印出来，或用单行本，或者，如果我有一天出全集的话，就放在我的全集里。这些作品现在大部分都还是手稿。存在佩鲁手里，主要是一部《语言起源论》，这部稿子我请马勒赛尔卜先生看过，也请罗伦齐骑士看过，他说写得很好。我算了算，所有这些收入加起来，除了一应开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一笔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资金，我要以我和戴莱丝两人的名义把这笔资金存起来作为终身年金；然后，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俩就一同到外省的边远地区去生活，不再让大众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情，只求安安静静地了此一生，一面继续在我的周围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善事，从从容容地写我沉思已久的回忆录。
我的计划就是如此，而雷伊的慷慨好义——这是我不应该略而不谈的——使这个计划易于执行。这个书商，人家在巴黎对我说了他那么多的坏话，然而却在我与之打过交道的所有书商中，是唯一使我要永远自庆得人的。诚然，我们为我的作品的印行常常争吵；他很不经心，我又好发脾气。但是在金钱方面，以及与金钱有关的问题上，尽管我跟他从来没有订过什么正式契约，我始终觉得他是很严格、很公正的。甚至也只有他一人曾坦白地向我承认，他跟我合作，生意做得很好；并且他常对我说，亏了我，他才发了财，愿意把发的财分给我一份。他不能直接向我报恩，便要在我的女总督身上表示对我的感谢：他赠给她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在契约上载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取得的好处的。这是我们两人办的事，没有炫耀，没有矜夸，没有声张；要不是我先逢人便说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他这种态度太使我感动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雷伊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友情。若干时之后，他又请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现在，在人家把我逼到的这种境遇里，我的遗憾之一是，我被剥夺了使我的感情稍稍有益于我的教女和她的双亲的机会。为什么我对这位书商质朴的慷慨行为就这样知所感戴，而对那么多阔老的喧噪的高情厚谊就无动于衷呢？他们大张旗鼓地叫嚷他们如何有赐于我，把天都震坍了，而我却无动于衷，这是他们的过错呢，还是我的过错呢？是他们只知道虚妄矜夸呢，还是我专会忘恩负义呢？明达的读者啊，你衡量吧，你决定吧；我呢，我不说了。
这笔年金对戴菜丝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对于我的负担是一个很大的减轻。但是，我可没有为我自己而直接利用这笔年金，凡是人家给她的赠礼，我都从不沾手，一直由她自己支配。当我替她保管银钱的时候，总是忠实地为她记账，从来不拿出半文钱来作共同开支，即使是在她比我更富裕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就是我们两人的”，我对她说，“你的就是你一个人的。”我经常把这个原则对她讲，也从来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有人竟那么卑鄙，说我利用她的手来接受我亲自拒绝的东西，毫无疑问，他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太不认识我了。如果是她挣来的面包，我是乐意跟她同吃的，但是我绝不愿意同吃人家给她的面包。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来为我作证，将来，按照自然规律，我死在她前面，她还是可以为我作证的。不幸得很，她在各方面都不很懂得节约，不很仔细，很会花钱，倒不是由于虚荣，也不是由于贪吃，唯一的原因就是漫不经心。在这个尘世上谁也不是完人；既然她那些绝好的优点必须有所抵消，我就宁愿她有些缺点，而不愿她有恶习，虽然这些缺点也许给我们俩造成了更多的损害。我为她，也和当年为妈妈一样，操了许多心，想为她积蓄一点，以便有朝一日作她的生活资源。我操的这些心真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些操心始终是白费了。她们两人都从不计算计算；尽管我万分努力，总归是来多少就去多少。不管戴荣丝穿得多么简朴，雷伊的年金从来也不够她穿的，我每年还得拿我的钱贴补她。不论她或我，我们俩生来就不是当财主的，我当然也不会把这一点算在我们的种种不幸之内。
《社会契约论》印得相当快。《爱弥儿》就不是这样了，我是等《爱弥儿》出版后再来执行我所考虑的隐遁计划的。迪舍纳不时寄来一些样版让我选择；我选定了，他还不开始印刷，又给我寄些别的样版来。当我们最后对版本大小、对字体都完全决定好了，而且已经印出几页的时候，我在校样上稍微改动一下，他又把全部校样拿来重新开始。六个月后，进展连第一天都还不如。在历次试印的过程中，我明白地看出了，作品既在荷兰印，也在法国印，两版同时进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不是我的手稿的主人了。我不但没有插手法国版，而且还始终是反对在法国出版的；可是既然这一版不管我愿不愿意是在进行着，既然它为另外那一版做样子，我就必须注意它一下，看看样张，不要让人家把我的书弄得残缺不全，不成样子。而且，作品完全是在主管官的同意之下印的，差不多就是他自己在指挥工作，他又时常写信给我，甚至为这问题还来看过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一会儿再谈。
这方面迪舍纳跟乌龟一样爬，那方面内奥姆受到他的牵制，进行得更慢，人家不是忠实地把样张随印随寄给他。他在迪舍纳的行径里，也就是说在居伊的行径里（因为居伊代迪舍纳印刷）发现他居心不良；他看人家不履行契约，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向我诉苦，我自己一肚子苦都没有办法，对他就更爱莫能助了。内奥姆的朋友盖兰当时常跟我见面，不断跟我谈这部书，但始终持着最大的保留态度。他又知道又不知道这部书在法国印刷，他又知道又不知道主管官也插手其间。他为这部书行将给我带来的麻烦向我表示同情，同时又仿佛怪我太不谨慎，而又绝不肯说出究竟不谨慎在哪里。他一个劲儿绕着弯子说话，左遮右闪，似乎只是为了要套我的话才开口。我那时觉得自己太保险了，所以还笑他在这件事上所用的那种圆滑而神秘的口吻呢，认为那是一种从大臣和官僚那里学来的癖性，因为他经常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我自己认为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因而十分放心，同时又深信它不但获得了主管官的同意与保护，甚至还值得受并且实际上也受到了主管部门的照顾，所以我暗自庆幸我有勇气把事情做好，同时还笑我那些仿佛在为我担忧的胆怯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认，如果我不那么坚信作品本身的有益和它那些保护人的公正的话，我对他的正直与见识的信任是可能使我也跟他一样惊慌起来的。正当《爱弥儿》在印刷的时候，他从巴伊先生家里来看我，跟我谈起这部书。我就把《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念给他听，他很安静地听了，似乎还很欣赏。我一读完，他就对我说：“怎么！公民！这就是在巴黎印的书里的一部分？”“是呀，”我对他说，“人们简直可以用国王的命令在卢佛宫里印呢。”“我同意你这种想法，”他对我说，“但是请你照顾我一点，别告诉任何人说你曾把这篇文章读给我听过。”这种惊人的措词使我愕然，却并没有使我惊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马勒赛尔卜先生见面，我很难设想他们两个人怎么在同一问题上所想的就那么不同。
我住在蒙莫朗西已经四年多了，却从来没有过一天好的身体。虽然那里空气绝佳，水却很坏，这很可能就是促使我那惯发的病痛日趋恶化的原因之一。快到一七六一年秋末的时候，我完全病倒了，整个冬天都在苦痛中度过，几乎就没有一会儿轻松过。肉体上的痛苦被无数的忧虑加剧了，转而又使这些忧虑在我的心上更加沉重。若干时以来，有些朦胧而阴暗的预感扰乱着我的心曲，却又不知道为的是什么。我收到一些相当离奇的匿名信，甚至还有些署名的信也同样离奇。我收到巴黎议院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他不满现行的社会制度，预料后果绝不会好。请我指教他选择一条退路，到日内瓦还是到瑞士，好让他全家去退隐。我又收到某议院的司法院长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为这个司法院——它当时与宫廷不和——草拟些备忘录和谏书，愿意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文件和资料。我有病痛的时候总是容易发脾气的。我收到这些信的时候脾气就不好，所以在回信中也就发作起来了，干脆拒绝了人家的要求。当然，我所引以自责的并不是这个拒绝本身，因为那些信可能都是我的敌人所布置的陷阶，而且人家所求于我的都是违反我绝对不愿背弃的原则的，而是我原可婉言拒绝，却粗声厉气地拒绝了，这就是我不对的地方。
人们在我的文件里还能找到我方才说的那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也和他一样，也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那腐朽的制度在威胁着法兰西，使它不久就会崩溃。由于政府措施失当而招来的一场不幸的战争所引起的重重灾难；财政上难以置信的紊乱；行政界的不断倾轧——当时行政权分掌在公开互相攻击的两三个大臣手里，他们为了你害我，我害你，不惜使王国垮台；人民大众和全国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还有一个顽固的女人，她如果有点头脑的话，也把这点头脑用在个人的好恶上了；她差不多总是把最有能力的人从工作岗位上踢开，以便安插最能得她欢心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加在一起证明那位参议员、社会大众以及我个人的预见的正确。这种预见甚至也使得我自己多次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也应该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动乱爆发之前跑到王国以外去找个栖身之处；但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孑然一身，又秉性和平，相信在我所愿意过的这种孤独生活之中，任何风暴都不会打到我头上来的。我遗憾的只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卢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会使他在政府中失去声望的任务。我倒很愿意他在这方面为自己留点儿退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可虑的那样垮下来；就是现在，我还觉得，如果政权不是最后落到一个人手里的话，法国专制政体一定是早已陷入绝境了。
一方面，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另一方面，《爱弥儿》的印刷一天比一天慢起来，最后完全停顿了，而我无法打听出原因，居伊再也不肯写信给我，也不肯复我的信，我又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消息，无法了解情况，因为马勒赛尔卜先生当时正在乡下。不问是什么不幸的事，只要我知道它是怎么加回 事，我就不会慌乱，不会气馁；但是我生来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且恨黑暗的那种阴森森的样子，神秘永远是使我不安眠我生性坦率到不谨慎的程度，神秘与我的生性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我觉得，在白天，最狰狞的怪物形象都不会使我怎样惊慌的；但是，如果我在夜里看到一个人以白布蒙头，就会害怕。因此，我的想象力被这个长期的沉默煽动起来，就在我眼前画出许多鬼影。我越是关心我这部最后的又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我就越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碍出版的原因；我对任何事情都是走极端的，所以我在这部书印刷的停顿之中，就以为看到了它的被取缔。然而，我既想象不出为什么要取缔，又想象不出是怎样被取缔的，所以我就陷于最难堪的惴惴不安之中。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给居伊，给马勒赛尔卜先生，给卢森堡夫人；回信不到，或没有按我预期的时间到，我就完全慌乱和发狂了。不幸得很，就在这时候听说耶稣会教士格里非神父曾谈到《爱弥儿》，甚至还引用过几段。我的想象力登时就象闪电一般奔腾起来，把那不义的神秘给我整个揭开了：我看到那神秘的进程，就和神灵给我启示了一样，又清楚、又确实。我想象那些耶稣会教士在看到我论中学时所用的那种鄙视的语气便暴跳如雷，夺去了我的作品；阻碍这部作品出版的就是他们；他们从他们的朋友盖兰那里得知我当时的病情，预料我死期已近——我自己当时对此也不怀疑——所以要把印刷拖到我死的时候，存心要阉割、篡改我的作品，给我伪造些与我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好达到他们的目的。说来也真惊人，有多�
